姥姥

姥姥终于没能坚持到她100岁的生日，在去年8月沉闷的夏日里溘然长逝，享年99岁。

姥姥祖籍浙江，姓邢名祥珍，祖上是前清的举人。大约是十九世纪初，在云南抚台衙门任行政长官，并在昆明河创建“浙江享堂”，是当时昆明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可后人似乎不争气，迷上了鸦片，从此家道中落，入不敷出，到姥姥这一代，只能靠种田买菜为生。姥爷本姓杨，是正宗的昆明人，但因姥姥仍是“大家闺秀”的身份，结婚时只得连名带姓一块儿改了叫邢谦，才得以入赘邢家。

姥姥姥爷一生共育有八女一子，现仅有母亲和两个姨妈、一个舅舅。母亲年少时念书，后来一直上到昆明“求实中学”，与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相毗邻，曾亲聆听过闻一多先生的革命道理，也亲见闻一多先生倒在血泊之中，吓得跑回姥姥身边好多天不敢出门。

1950年初，在西南剿匪的父亲认识了母亲，经不住父亲强有力的“革命宣传”，时年不满19岁的母亲义无反顾也是稀里糊涂地报名参了军，随后跟着父亲远赴东北，又入朝参战，在父亲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给姥姥。母亲失踪半年多后，姥姥才接到母亲从东北某地辗转寄来的信，他老人家也无可奈何，想必是一边在嘴上骂母亲“没良心”，一边在心底祈祷母亲一生平安。

姥姥裹过小脚，一辈子都是“三寸金莲”，但她身体一直很好，据说只害过两次大病，而且两次都是因为母亲。大约是“抗美援朝”快要结束的时候，姥姥收到了一封来自朝鲜战场的“阵亡通知书”，告知母亲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次战斗中为抢救伤员而“英勇牺牲”，姥姥为此大病了一场。几年后，父母转业到了湖北麻城，再与姥姥联系上，她老人家居然又莫名其妙地大病了一场。两次都性命攸关，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差点见我佛如来去了”。

姥姥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未出嫁而先“出家”（实际上是在昆明西山筇竹寺拜了一位尼姑师傅，既念书又念佛）之后一直痴心不改，虽未曾真正出家，但却愿青灯古佛，潜心向善，尤其是母亲的两度失而复得，更使她坚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要往筇竹寺跑，与师傅一起打坐诵经，默默祈祷子女平安，儿孙满堂。她老人家没能留下自己的5个女儿，剩下的4个子女在她眼里更显得弥足珍贵。她觉得这也是命中注定，不得怨天尤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55年父亲被打成“右派”，57年又翻出父亲曾是阎锡山部少尉军医的“反动历史”（父亲是山西人，48年集体起义参加解放军）一下子从解放军124医院大尉院长降为普通军医，随即专业，全家从北京发配到湖北麻城县的一个小镇，先后在国营林场和水库管理处当医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查出父亲曾给彭德怀治过病的“莫须有”罪名，更是反动透顶！从此，噩运便开始伴随我们一家。

三年自然灾害前后，我们哥仨先后降生，之后又有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这时我们才真切地认识了姥姥，一个裹着小脚，步履蹒跚，整日忙个不停的慈祥和蔼的老人。昆明本是叫外婆的，因父亲是北方人所以叫姥姥。对于姥姥的发音，据说我们哥仨各有不同，大哥叫“脑脑”，二哥叫“了了”，我最懒，连舌头都不想动，叫“袄袄”。她第一次走出昆明来照看我们，大约和我们共同生活了五、六年光景。

姥姥念过书，还识不少字，依稀记得我还没上学，就偎在她怀里学会了念“人之初，性本善”还从哥哥的课本上教我认识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姥姥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用很好听的昆明腔讲孔夫子：“从前，有个老倌……”象唱歌一样，很是让我们着迷了一阵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我已经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也是最调皮捣蛋的时候。年纪小并且是“走资派”的狗崽子当不了“红卫兵”搞不了“打砸抢”，但是可以跟在“红卫兵”的屁股后面“破四旧”。砸完了庙里的泥胎，砸完了街上的古董，猛然想起自家姥姥床头还供奉着一个“反正不是毛主席”的塑像，一声唿哨，哥儿几个百米冲刺般回到家中，抱起那尊神“咣当”就砸，姥姥惊呆了，根本没想着要去阻拦，泥菩萨就应声四分五裂了。姥姥当时的表情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惊恐，悲愤，瞳孔扩大，脸肌抽搐，嘴唇颤抖，“咿呀”了半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却在一旁歹毒的笑……以后姥姥不再供菩萨了，而是等我们睡着了或者是上学去了以后才对着什么也没有的空墙烧磕头念经。不过终于还是被我们逮住过一次，那天好像是“停课闹革命”，上学不久就放学了，为了拍几个“红卫兵”的马屁，也为了证明我的“革命立场”，我邀了几个“红卫兵”同学悄悄潜回家中，从门缝望去，姥姥果然在里面双手合十，闭目打坐，口中还念念有词，我们不由分说地破门而入，掏出“红本子”围着她高呼毛主席语录：“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要不是母亲及时赶到，差点儿开起了现场批斗会。

姥姥有两条长长的“裹脚布”，当然“封资修”无疑，当然也逃不出我们的“魔掌”，被剪成了破布条，姥姥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捡拾起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从自己的鞋面上，破衣服补丁上发现这些布条，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布是要凭“票”供应的啊！

姥姥一生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常接济邻里不说，就连乞丐，只要能拿得出，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施舍别人。记得那个年代我们那条街上有不少乞丐，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最喜欢欺负那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叫花子，有一次我一把抢过姥姥递给叫花子的半个馒头扔到水沟里，万没想到从没发过脾气的姥姥竟在我的屁股蛋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并且还沙哑着嗓子高声叫道：“作孽啊！”要是在平时挨了这么大一板子那早就嚎开了，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眼泪直往下掉，却没敢出声，嗫嚅着直往后退……

尽管如此，我们对姥姥搞了不少恶作剧，但只要受了委屈，或是闯了祸事，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姥姥。

当没有完成课堂作业被老师罚站留校回家晚了的时候，当欺负女同学被人家找上门的时候，当偷偷下河游泳却又不幸被父亲发现的时候，当爬墙头摔得鼻青脸肿的时候，当捅马蜂窝被马蜂蜇的脑袋肿得跟猪八戒似的时候，当和同学打赌“谁敢上女厕所解手”我一拍胸脯挺身而出却被里面的阿姨提着裤子撵得满院子跑的时候，当我在众多同学的弹弓“比赛”中率先射中本单位一个叔叔的脑门儿被人家拎小鸡般拎到父亲跟前的时候，……我不是躲在姥姥身后双手紧攥着姥姥的衣服，就是一边跑一边“姥姥、姥姥”的高声呼救，以至于在姥姥把弟弟带回昆明抚养，离开我们家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还总在半夜被尿憋醒的时候，惺忪着眼睛直犯迷糊：“姥姥，我要尿尿……”

这以后就很少再见着姥姥了，直到上世纪末期父母离退休后护送年迈的父母去昆明，以及借各种机会才得以见到姥姥。那时的姥姥已是老态龙钟，但精神仍然不错，还是那幅慈眉善目的老摸样，一手杵着拐杖，一手拉着我，摇着“三寸金莲”颤巍巍的去给姥爷上坟。她老人家还在吃斋念佛，只是好像一个礼拜才打坐诵经一回。有一天恰逢她老人家又在念诵经文，我觉得有趣，就凑上前去说道“姥姥，您又在搞封建迷信活动啊？”姥姥突然间大惊失色，闭目合十了好一会儿，才又念念有词起来：“罪过罪过，是娃娃不懂事，要怪就怪老身，千万不要责罚娃娃……”一幅“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模样，紧接着又嗔了我一眼：“憨包，姥姥是在为你们祈福，求菩萨保佑你们平安啦”听得此言，心头莫明的一紧，都快40的人了，还被人称作“娃娃”，陡然觉得似乎真的“头顶三尺有神灵”，冥冥之中似真有神灵庇佑，只觉得那尊泥胎也泛起了一层神秘的光彩，令人肃然起敬，不敢造次。想想姥姥这一辈子恐怕都在一直不停地念叨这些话，以求得上苍的谅解和宽恕，再想想儿时的荒唐、无知和乖张暴虐，不由得肃然大恸，悲从中来，险险掉落几颗忏悔的泪珠儿……

去年的春节刚过，舅舅从昆明打来电话，说姥姥不慎摔断了腿，最近情况也不是太好。父母一听此言，眼睛都红了，恨不得肋生双翅立即就回昆明去看姥姥，然而他俩现在也是耄耆之年，父亲又中过风，连走路都不顺当，几千里地的长途跋涉，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我们哥儿几个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由我全权代表赴昆明看望姥姥。

又是清明时节，是年4月，踏着纷纷细雨，我又来到了昆明，来到了姥姥身边。

我是在医院的病榻上见到姥姥的。几年不见，姥姥又苍老了许多，憔悴了许多，腿上还打着牵引，坠着十来斤重的两块大石头，满脸的皱褶镌刻着她老人家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姥姥居然还一眼就认出了我，喊着我的名字拉着我的手不放，看我眼泪汪汪的样子，姥姥竟张开掉光了牙关不住风的嘴宽慰我起来了：“不会有事的，我跟菩萨说好了，就算下辈子受苦，我也要活到100岁，我要看着你们长大……”仿佛我们永远也长不大似的。

我鼻子一酸，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儿时的顽皮再次浮上脸颊：“哪能呢，姥姥千岁千岁千千岁！”在姥姥面前，已过天命之年的我似乎真的永远是“娃娃”，真的永远也长不大。

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呜呼！

也许真的苍天有眼，不希望清苦了一辈子的姥姥下辈子再受苦。

也许真的是苍天有眼无珠，答应了姥姥一辈子的所有祈求却偏偏不愿满足她老人家的最后一个愿望。

姥姥不死！

姥姥千岁千岁千千岁！

在眼眶里转悠了半天的泪水终于再也无法遏止，滚滚而下！……

（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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