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男人心中背负的痛

在这个领域里，我本可以像其他大多数人那样，轻轻松松、马马虎虎度过每一个日月，而我偏偏惹上这是是非非的文字。有人说我有才，有人说我卖弄，还有人说我花俏。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在做着我想做而别人又不屑做的罢了。我以为，摆弄文字是任何一个能读懂文字之辈皆可为并能为之事，与人之才华并无多大关联。如果谁要是靠文字来显才扬名，绝然是得不偿失的。众所周知，古文坛里，李白可谓才高八斗。然而，他靠文字也只弄得个翰林院士之类无关痛痒的官职来玩玩而已，最终因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傲被逐出长安。末了还得拿“天生我材必有用”来耍耍贫嘴自我慰藉，没有惹来灭顶之灾已是万幸的了。

纵观古今，横看中外，多少文人骚客因了文字而窘迫一生。虽说世界这部厚重的文学史是男人用辛酸和血泪铸就的，却不料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带来苦痛。轻者被视为怪物当做败类，重者引火烧身招致杀身之祸。

百家争鸣固然鲜活了文坛，尤其春秋战国时，造成了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铺陈出色彩浓重的一笔。然而，专制的国度岂容你说三道四，大放厥词。所以，紧随其后的秦朝大一统，把个灵性的世界搞得凄风冷雨、乌烟瘴气。据史料，秦始皇为巩固江山，推出一项惨绝人寰的举措——焚书坑儒。可以说这是人类史上开先河的一例，跟嬴政称自己为始皇如出一辙。谁会料到，靠策士们纵横捭阖激活的春秋战国，居然会被一个“大一统”的管理措施给扼杀了。我想，被坑的绝对是一群男人，被焚的必定是那群男人用文字著成的书。满以为从此以后太平世界，风平浪静，可谁料，竟一发不可遏止。秦朝以后，朝代更迭， “文字狱”如影随形。在此，无需开出详单来，只拣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几例聊以佐证。

秦朝过后便是汉，司马迁因上疏为李陵讨公道遭宫刑受尽屈辱；前魏末年，嵇康因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执政者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南北朝时，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耻辱的历史，被魏太武帝下令族诛，连崔浩的姻亲也在劫难逃无一幸免，史称“国史之狱”；北宋苏轼因“乌台诗案”险遭杀戮被贬黄州；明“靖难之役”，朱棣谋权篡位后，命侍讲学士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遭方拒绝。朱棣大怒，方被诛十族(九族再加学生)，共处死873人。此案虽不为写字，却与写字有关，也应算在文字狱之列。

这都是史上顶天立地的铮铮铁汉，皆因文字故遭遇凶险。尤其到清代，对文字男人更是残忍。据史料，清自立朝以来，所兴大小“文字狱”百几十次。徐述夔，著名的反清文人，因不满满清暴政，曾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毁我衣冠皆鼠辈，捣尔巢穴在明朝”等诗句，痛斥满清，怀念明朝。其诗集《一柱楼》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开棺戮尸，还株连十族，罪及师友，成为满清四大文字冤狱之冠。若说，徐氏明目张胆地赋诗反清被戕害尚可理解，而戴名世（清代史学家曾任翰林院编修），他所刊行的《南山集》，其中有许多明朝正史以外的史事，触怒了清王朝，也以“大逆”罪被杀，实在有些莫名其妙。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亦罪及师友数百人。凡此种种，荒唐至极。清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只得埋头考订古书，不敢过问政治，严重束缚了他们的思想，这份痛楚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后，像“文字狱”这类把戏并不鲜见，只不过没那么大张旗鼓，大动干戈罢了。胡风案便是典型，影响深远。而受胡风冤案的滋扰，鲁迅备受牵连。据说，如果他还活着，也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闭上嘴，另一个就是住进牢房。鲁迅是什么人？是旗手是战士，他的文字是匕首是投枪。如此头衔，那又如何！可想而知，男人在这个世上弄文字是很有可能担些风险的。即便在现今的互联网大开放时代，也不能太过放大自己的话语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西方有否“文字狱”之类，未做深究，不敢妄下结论，但西方的家族使命感很强。这一使命感往往漠视、排斥文学类的族员，把他们视为败类，即便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激起家族丝毫的荣耀感，确实是件极为尴尬而苦闷的事。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开山鼻祖马尔克斯（代表作《百年孤独》）和当代欧洲最核心的文学家、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奥尔罕•帕慕克（代表作《新人生》），他们抛开父母的意愿，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走上文学之路，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却与父母的关系闹得几乎决裂，被父母看成是家庭的败类，是奇耻大辱。还有欧洲文坛大师、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卡尔维诺（代表作《看不见的城市》）的境遇亦是如此。此皆世界文坛巨匠，收获的居然是满心的感伤，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其政治家的身份昭然于世，而其卓绝的文学成就（195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却鲜为人知，觉得文字之于他总有些格格不入。难以想象，当初丘吉尔心中又是何种感受。而那位叱咤风云，几乎撼动整个欧洲的拿破仑，似乎也是这般境遇。

依题而论，同样是摆弄文字，男人跟女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男人之于女人天生就多了那么点所谓的自傲，所以弄文字的男人总有些臭架子，也因此才有诸多文人喜山乐水，激情歌赋田园向往退隐。这又算什么呢？人都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情绪，千万不要把一己的思想泛滥于世。可男人偏偏就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守不住自己的嘴，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诉诸笔端，把个太平世界搅得波诡云谲。殊不知，给自己也埋下了祸根，带来莫名的苦痛。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男人接受教育一直享有优先权，男权思想在全世界都是一致的。尤其奴权社会，可以说女人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西方国家似乎好点，不少女孩可以入教会接受教育，所以西方文坛里出了不少诺贝尔文学奖的女精英。在中国那就大不相同了，女人基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少数家势旺的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请个私塾先生到家里行教，因而舞文弄墨就只有男人的份了。断然不如现在这般，只要想入学，不分男女老幼皆可学文习字。以此而论，男人与文字就缩短了距离，因而舞文弄墨的机会就抢先给了男人，男人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出头鸟，危险自然随之揽下。

何况，男人多关注社会，注重时政，理性居多；女人多书写自然和情感，感性优渥，从而避免了与读者与社会的直接冲突，拉近了距离。即使女人在自己的文字里有那么些不恭不敬的言语，也不会有谁去兴师问罪，胡搅蛮缠。同样是文字游戏，女人较之男人就轻松得多。对于男人，针砭时政的话不能说，而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事也不能多表现。否则便有伤风化之嫌，会被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定性为痞子文学，并将之打入冷宫。

在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断然容不得这类文字招摇于世。《西厢记》在《红楼梦》这个似是而非的社会里也被视为怪物；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奇书”的长篇世相小说《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在阳光下晒的时日异常拮据，长期来被封禁得暗无天日。即便像《红楼梦》那样的鸿篇巨著，好长一个时期都被冷冻着。那样的环境下，好多的作品只要触及禁区的内容都被无情地用方框空格所替代，并象征性地贴上几个冷冰冰的字“此处省略多少多少字”，不明就里的倒是认为作者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故弄玄虚。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贾平凹的《废都》某个时期内被掏心摘肺，搞得面目全非，读来兴味索然，很有一种便秘感。不仅伤害了读者，更是对作者极大的不尊重。表面而言，似乎只是针对作品，实际上是对作者的忤逆和伤害。撇开读者不论，单就作者而言，这简直是一种调侃和屈辱，心中的苦痛难以言表。呕心沥血却讨得这般境遇，好像见不得人见不了光一般。况且这样一来，无形中给文坛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少别有用心的文字流氓便虚张声势，其实其内里本身就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也要在他的“做作”里时而不时打上“此处省略多少多少字”来唬弄读者。不过这样的“文氓”绝对咽得下众读者的唾沫，是不能算在弄文字之列的，遭受贬斥或诛杀也是罪有应得，谈不上什么痛楚和危险。

虽说弄文字使男人无形中背负着非人的苦痛遭受不幸，然而痛定思痛，历史赋予男人的除了金戈铁马还应激扬文字。投笔从戎也好，弃医从文也罢，这都是一个血性男人的使命，毕竟这个世界还少不了用文字来渲染，否则人类文明必将步入黑暗，历史必将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