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思想自由

作者：宁超文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何兆武译，1990年11月出版）；“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很简洁但也很中肯的定义：“启蒙运动本质上是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活动的价值重估，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在以往一直黑暗的地方散布光明。”（张志伟，《西方哲学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09月出版）

以“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为主要内容的西方启蒙运动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最初产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俄国以及荷兰、比利时等国。其中，以伏尔泰为精神领袖的法国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中心和典范。

当代中国是否需要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国民是否需要公民常识启蒙，知识精英很有见解，尤其是作为公众人物的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发表论文、评论、文学艺术作品或者演说针砭时弊，呼唤正义，进行社会批判，鼓吹公民权利，论证社会正义原则，阐述政治改革方向，甚至构建新社会的蓝图。而在互联网言论平台，平民阶层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异常激烈。

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国民思想的启蒙，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文明的巨大进步正是由于一大批思想家发挥了“宣传家”和“教育家”的作用，使蒙昧的欧洲实现人文改造。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应该有理性的声音来引导方向。这期间的中国并不缺乏某一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才，而唯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因而，围绕“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中国迫切需要一场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于国民而言，必须意识到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精神实质属于公民常识的回归，这是世界民主宪政国家的共识，中国也不能例外。必须意识到一个个体关于人与自然、关于自我的欲望是什么，是否应该实现和追求某种欲望，以及活着的意义在哪里等等问题都有一种充分的“自知之明”，达到了一种哲学上称之为“澄明”的人生境界，这就是“人性启蒙”。它首先是”“人性解放”，主要指欲望、本能的解放。其次是“人性上升”， 即从欲望中生发出情感来，在情感中上升，从欲望与情感生发出理性来，并在理性中上升，在情感与理性的“相互激荡”中上升，而不是在情感与理性的矛盾中沉落。

什么样的状态是“启蒙了的”“成熟状态”呢？或许可以表述为：什么样的人性状态堪称实现了“人性的最高阶段”了呢？按照福柯对康德启蒙论的阐释，人类成为成年之日并非是无需再服从命令之时，而是有人告知“唯命是从，但你可以尽情推理”的时候，比如“纳税，但可以尽情地对税收大加议论”，这便是成年状态的特征。

伊曼努尔•康德说：“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伊曼努尔•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22页）因而，启蒙是艰辛而缓慢的，没有“顿悟”一般轻巧。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具备独立思考的品质，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应由他们肩负起启蒙重任。这不仅因为知识分子能把握自然界的规律，更因为广义的知识分子能获悉社会与整个人类发展的普遍模式。在启蒙视域中，尽管人的本质是理性得到了重新强调，但理性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却不是均等的，而是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知识分子因切中了事物的本质而拥有与“实在”相符合的 “理论”，于是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就成为衡量社会其他成员信念或观点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将上述思维成果视为“理念”，则“启蒙”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当然，“理念”要经过实践不断完善，在更高层次上把“理念”进化，同时延伸其范围与内涵。但在此问题上过分强调正确与错误可能阻碍社会进步，甚至可能使国家错失转型时机。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启蒙”没有兴趣。持这一观点的知识分子说，“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诞生于法国的“大革命”，并从西方传到了中国，而其实历史的真相是这些理念最初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他们的依据是，法国人很早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老子，孔子，孟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译成法文，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传，中国思想启蒙了法国及整个欧洲，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摆脱了愚昧，获得了自由，最终步入文明社会。

例如，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章句下》）有人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译为“人民最高贵最重要，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元首算不了什么”，并以为“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实际上是中国的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

“当代中国人无需启蒙”论者认为：第一，启蒙运动所谓“自由”主要是指人身自由，也就是每个人只属于自己，不是别人的附庸，而当代中国人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因而无需“自由”的启蒙。第二，“平等”是对于社会成员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权利而言，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十分完善且统一的法律体系，不存在某一个特定阶层垄断政治权利的局面，这与欧洲封建贵族世世代代垄断政治权利，封建农奴永无翻身之日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中国各封建朝代实行统一的税收制度，官员和地主在交税上一点特权都没有，因而中国也不需要“平等”的启蒙。第三，所谓“博爱精神”就是“爱人精神”，而“爱人”与“爱神”是对抗的，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教会专制，主流思想就是孔子的仁者爱人精神，所以不需要启蒙国人的“爱人精神”。

“启蒙异议者”的基本观点是：自我的觉悟是永远是第一位的，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在全世界检索自己需要的信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接收这个信息。对中国来说不是启蒙问题，是思想自由问题，只要你给予他思想自由，没有人是需要启蒙的。同时，启蒙往往伴随着煽动、灌输、宣传，结果可能导致暴力革命。

思想自由是人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高阶段，于社会人而言，自由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人身自由，选择自由，思想自由。所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综合分析有关“启蒙”的若干观点，基本的认识是：当代中国需要新的启蒙，需要思想市场，否则改革以及社会转型很难成功。启蒙是自我革新，是恢复常识，减少我们自己的冷漠和屈从。启蒙是手段，实现与保障每一个人的思想自由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