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童趣

◇李清明

人至中年，离家久了，总爱追忆过去的时光，眼前经历的事反倒模糊，童年的往事却越发清晰……追忆童年的点滴，感觉套用“野生”“放养”两个现时颇为流行的词语比较恰切。

小生命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水乡农村大都没有什么“计划生育”的概念，做母亲的大部分只有到了生理年龄的极限，方才停止生育，因而家家户户几乎都是兄弟姊妹成群。我家便有兄弟姊妹七个，除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个弟弟因患脑膜炎在同一天时间内夭折外，我和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及一个妹妹都已长大成人。邻居何家则有九兄弟，最后一个何九与我同岁，也一直是我玩得最好的童年伙伴。

何家三代都有九兄弟，几代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在给小孩起名字的问题上也就比较随意，祖父辈上从何一叫到何九，父亲辈上也是从何一叫到何九，到了孙子辈还是如此。有时，祖母在堂屋中叫儿子辈的“九伢子”，往往跑出来的却是孙子辈的“九伢子”……常常闹出许多笑话。还有，生了儿子的父母想要女儿，生了女儿的父母则想要儿子……这也是那个时代，大部分农村家庭多生超生的重要原因。

那时的乡村总见一些流行性疾病过后留下一些后遗症的小朋友，比如烂眼角、疤痢头、结巴，以及麻子、聋子、瘸子、跛子等等。父母们最担心自己的孩子患肝炎、流感、脑膜炎等流行性及传染性强的疾病，小孩真要遭此厄运，父母们大都束手无策，也只好听天由命。这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与当时乡村经济落后，缺医少药有关。那时候，乡村的生死几乎都系在一种人身上，他们有个极为形象的称谓——赤脚医生。一个稍许有些文化的初高中毕业生被选送到县里或公社简单地培训两三个月后，背着一个小小的红十字药箱，便要负责起一个大队，乃至一个公社成千上万人的生老病死。平日，他们都要赤着脚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劳动，只有有病号了才行使医生职责。没有工资，也不收取任何费用，和普通社员一样统一由生产队记工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些赤脚医生大都态度和蔼，遇到什么急症、重症病号却总见他们有些热汗淋淋，有些手忙脚乱；有时几针下去，还未找到受药部位；感觉特大号的针头扎卷了还往往继续使用，一针下去常常会带出一些皮肉……记得那时谁家小孩或哭闹或顽皮，大人们便会以威胁的口吻大声喊道：“赤脚医生来了！”“赤脚医生来了！”。“医生来了”和“狼来了”画等号，成了那个时代乡村特有的幽默。

家中的兄弟姊妹多了，吃的、穿的、用的等东西又少，农村中家家户户的小孩也都不显金贵，基本上都是敞门放养、野生生长。印象中，也不知是当时社会风气好，还是家家户户基本上家徒四壁没什么东西好偷，夜幕降临每家每户的大门都没怎么关过。小孩们住的房间更是无门可锁，许多家庭都是兄弟姊妹挤睡在一张旧木床上，旧棉被下酣睡的小脑袋，也从未见父母们点过数。这样一来，倒是方便了我们随时进出。一到夜晚，我们便会跑到村郊野外去疯玩藏猫猫、过家家、拔草绳、骑马打架等游戏；有时小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也会经常干些偷菜瓜、摘毛桃、挖地瓜等见不得光亮的勾当。疯累玩倦了，我们就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掏空稻草垛，或藏在装稻谷的扮桶中睡上一夜，要不就会择近爬进任何一位小伙伴家中的木床上挤上一晚。甚至于我们自己在野外用莲藕、地瓜、野果、蕨根等当粮混饱了肚子，几餐未回家吃饭……也从未见父母寻找过我们。

小野食

小时候，我们在野外混饱自己小肚子的途径有许多。春天，我们在洞庭湖的湖洲上放牛，多是采用围堰戽水乱捕瞎钓鱼虾，或直接从大人们长期放置在湖边的渔钩、渔网上取鱼，大吃“百鱼宴”。鲜鱼到手后，我们用湖泥筑灶，寻来大大的河蚌壳当锅，折来柳树的枯枝当柴，挖掘野生水芹菜和胡葱当佐料，再撒上一把一小包早晨出门早已装在口袋中的粗盐……然后用小蚌壳当碗、柳枝做筷，常常把我们吃得喷嚏连天，鼓腹而歌。

野餐间隙，我们还能挖来一大把一大把野生的莲藕尖和“鸡把子” 当水果咧。“鸡把子”是一种湖滩上常见的野菜根茎，一根根有小拇指般粗壮，剥皮后可以生吃，咀嚼之间，味道也是既糯又脆，又香又甜。夏秋之日，单是一望无际生机勃勃的湖面上，便到处是可食之物，水中有莲蓬、荸荠、菱角、芡实、茭瓜……湖滩的沙地上则有翠绿翠绿的西瓜、菜瓜、香瓜，还有那些大个大个的地瓜、凉薯、萝卜等把墒垄间的泥土都胀裂了，呲牙咧嘴地朝我们微笑着哩。这些瓜果既可生吃也可以熟吃，只是它们的根茎和果实大都浆水丰盈、汁液充沛，常常把我们的一张张小嘴以及小衣小褂染抹得乌漆嘛黑，个个都像专门化了妆的小丑。

严寒来临，水乡四处冰天雪地，万物凋零。记忆中，冬天的夜晚我们吃得最多的是干萝卜条煮麻雀。水乡的稻田里、湖洲上、树林中多是野生的麻雀，一到寒冷的夜晚便会集中藏栖于家家户户的茅草屋檐下。麻雀因专靠偷食地里的粮食为生，一直被乡亲们叫成“害鸟”，经过秋天的饱食，此时正是脯肥油厚的时候。我们三五一伙搬着一把杉木梯子，用手电光照射着躲在屋檐木条上的麻雀，它们便再也休想睁开眼睛，一只只成了十足的“呆鸟”。这时，一般由我打头阵，先爬上架好的梯子，双手分开从藏鸟的椽木条上包抄过去，再用力一扪，被捉住的麻雀就会发出一阵“唧唧——吱吱”几声惊恐的鸣叫……有了收获，我们寻到一位大人们不在家的小伙伴家，或村外平日对我们较好的牧鸭人及牛倌的茅草棚里，从我们各自小口袋中掏出早已被捂死的麻雀，拔光羽毛开膛破肚后，在油锅中煎至半熟，再放进捕雀时顺手牵羊从邻居家屋檐下拿来的几大串荫干了的萝卜条，一起炖煮。不一会便满屋飘香，引得我们尽流哈喇子哩。

小政治

孩童时代，家中的粗茶淡饭及乡间十分丰厚的野味、野果，把我们的小肚整日充填得胀鼓鼓的。一有空闲，我们就疯玩各式各样的游戏。无忧无虑、无休无止的欢笑，常常经久不息地在乡村的旷野上空久久回荡。

穿开裆裤的时候，我们热衷于打板、打碑、打梭飘、骑马打仗。打板是用废旧的课本、作业本、报纸等折叠成手掌大小的方形纸板，一方将纸板放在地上，另一方则用自己手中的纸板采用打、铲、扇等方法，一人一下，谁把对方的纸板击打得翻转过来了，便属谁的。谁胜谁负，一般与手中纸板的厚薄有关，但掌握击打的力度、角度也非常关键。有时，薄纸板也常常能打翻厚纸板；厚纸板有时盲目“嘣”地一下砸下去，薄纸板却纹丝不动……那时乡村纸张短缺，我们便会将收获的纸板拆开，一张张抚平装钉好，用于写作业、练毛笔字等。住在村尾的富农儿子圣光年纪与我们相仿，也一直是我们打板、打碑、打梭飘等游戏的竞争对手。一次，我们发现圣光使劲摔在地上用旧课本折叠成的纸板上有一幅毛主席像……当时我们就傻眼了，望着一脸惨白的圣光。我们一起击掌相约，赌咒发誓要保守秘密。这也难怪，从小我们就被乡村“红色海洋”包围，看惯了游行、游街、武斗、田间地头开群众性的批斗会，耳濡目染间，我们头脑中那根小小的 “政治琴弦”也被绷得紧紧的。

大约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寒假，邻居涂叔在我家冬天烤火的炉灶边即兴写了一幅对联：围炉向火谈生产，像火研究马列书。当时我父亲是生产队长，经常和社员们一起围坐在火炉边谈年成、议生产……大人们都夸涂叔太有才了，对联写得很是贴切。谁知被一位公社下来蹲点的干部看到了，只见他上来二话不说，“唰唰”两下就把对联的另一半“像火研究马列书”撕下来了，并大声呵斥道：“马列书是宝典，还要你们来研究？！谁写的——谁写的？”……那一幕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也未曾抹去。

后来不知怎的，圣光用领袖像打板这事还是被大队民兵营长知道了，结果是圣光在学校被勒令停课写检查，他父亲也被连累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打那以后，我和小伙伴们就很少玩打纸板的游戏了。

小游戏

常在湖水边游荡，我们从小便学会了一种“打梭飘”的游戏。那时的湖滩上、河道边四处都是破碎的瓦片、石片和陶瓷片，历经波浪的冲洗和岁月的沉淀，一片片光滑轻盈。上学后知晓，洞庭湖区自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居住，还曾是春秋战国时罗子国的发祥地。用村里文化人涂叔的话说，别看这些躺着的碎片小，当中肯定少不了秦砖、汉瓦、唐陶等珍贵文物。还说，它们是当之无愧的一段水乡遗落下来的时光碎片哩。

傍晚的湖边凉风习习、船帆点点、沙鸥盘旋，夕阳的余辉映衬着水波，到处一片金黄。我们站立水边，立好马步，右手握着碎片用力向水中甩，薄如鸟翅的瓦片、石片、陶瓷片便会在波浪间像梭子一样跳跃起飞，一个旋一个旋地与惊飞的水鸟一起飞向远方。我们常以谁甩的碎片在水中“起旋”个数的多少确定输赢。谁输了谁就得把白天在湖滩上收获的野菜、柴禾、桑椹、湖藕，或小鱼小虾等劳动成果匀出来一部分，倒也使大伙皆大欢喜。

藏猫猫的游戏也有被叫成是官兵抓强盗，最能锻炼小孩子们的胆量。我们在村郊野外藏猫猫时，扒草垛、穿茅草墙、钻涵洞等几乎无孔不入，但常常还是会被扮成“官兵”的小伙伴们找出来……被逼无奈，我们就会铤而走险地躲进村尾的乱坟岗中。乡村规矩：凡未成家且无子嗣的年轻人病死、暴死或自杀而亡等均不得入祖坟，只能用一具水泥或破木板做的棺材装殓，抬到乱坟岗草草浅埋了事。

那时乡村中得急病死的、被水淹死的，特别是自由恋爱失败以及对生活失去信心而喝农药死的年轻人还真多。乡村傍晚的空气中，常常飘散着一股股莫名其妙乃至于恐怖的农药味和鱼腥味。连我们小孩儿都知道：飘农药味时，肯定会有人喝农药自杀，成为“闹药鬼”；飘鱼腥味时，肯定会有人因溺水而亡或跳水自杀，成为“淹死鬼”……人死了，还多会伴有“异性相吸”的效应：男的死了，会找一个女的替身；女的死了，肯定要找一个男的做伴……我们几个胆大的“小强盗”躲藏在乱坟岗里，见到摸摸索索、走走停停、欲进欲止的“小官兵”临近，还会捏着鼻子学几声凄厉的鬼叫……这时，对方十有八九会惊恐得怪叫连连，争相奔逃作鸟兽散。以致有个别胆小的小伙伴还会吓出病来，非得由他们的母亲喊魂收吓后方能好转。

我们从小居住的村庄三面临水，左边的湘江和右边的资江都在村头交汇后流入洞庭湖。古朴的村庄一直被称为湘岳的水上门户，常为兵家必争之地。大人们自古则崇军尚武成风，他们习武的目的，有时是防别人打，有时也打别人。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相邻的邓村和杨村因争稻田的灌溉用水互打群架。杨村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见到一群头戴钢盔的警察前来制止械斗，一铁锹下去，竟将一位警察头上的钢盔砍成两半。一群在家的老太太们听说晚上邓村的人会打进村子，几十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每人在家烧煮了一大锅沸点极致的稀饭。她们准备一旦有来犯者入侵，就用木桶提至房顶当众泼洒。调解干部询问他们为何如此？老人们竟说，当年我们痛打入侵的日本鬼子就是这样的啊！老人们的回答让在场的干部们摇头无语，有些哭笑不得。一脸轻巧之间，大人们也把打鬼子、打群架当成小游戏在玩咧。

史载：国民党三次长沙会战，敌我双方次次都把家乡当成了主战场。小日本的焦土政策，几乎“犁”遍了故乡的每一寸土地。水乡人民自发组建的“水上抗日游击队”前仆后继英勇抗击日寇，先后有三百多名父老乡亲战死疆场。

小武斗

现在回忆，我们打小就喜欢玩一些惊险、好斗的游戏，极有可能与遗传有关、与出生地的风气有关。比如，我们玩打跪架子碑：先在一块草坪上立好一个用树枝作的支架，玩游戏的小伙伴们个个头戴柳条帽、腰别弹弓依次排列两边，分别从第一位队员开始，在一定的距离内，手拿砖块一次性甩击立好的支架；边甩还要边叫对方一位队员的名字：“XXX，给我跪下！”如果恰好打倒了支架，被叫到名字的那位队员就得乖乖地受跪；如果没击倒目标，被击者也得同样受罚。支架的距离从20米、30米、40米越移越远，双方队伍中跪下的队员也越来越多。最后，如果连小队长都被打得跪下，对方的队员便会一拥而上，将其围在中间，扯的扯耳朵、捏的捏鼻子、抓的抓头发……由胜利方的小队长领头喊叫：“抽咚鼓、搭咚桥，问得大伙饶不饶？”如果大伙齐喊“不饶！”，双方又得重开战。后来，我当兵入伍第一次投弹测试，握着手榴弹随手一扔，便投掷出了四十五米的优秀成绩。班务会上，班长叫我谈体会。我挠头抓耳支支吾吾不知讲什么好，最后一咬牙坦白说，是小时候玩游戏害怕受跪，练“打跪架子碑”打的。结果是引来战友们一阵又一阵开怀的大笑。

骑马打架的游戏也是打打杀杀，典型地争强好斗。游戏开始，以各自小伙伴所在的生产队为单位，两人一组，一个当马，一人手持木头做的木剑跨坐上面，双方分两队摆开，形式和场面颇像冷兵器时代的两军交战——头领对头领单挑，兵勇和兵勇一起群杀。不知何因，小时候我特好打架，至今在我的头上和身上还留有好几处被打的疤痕。历经无数次的“战斗”，我成了我们那个大队一百多个同年小伙伴们“公投”的“司令”。每次游戏出场，总会有两个个头比我高大的小伙伴头戴用柳树枝伪装的旧军帽、腰别木头手枪站立两旁，给我当“警卫员”咧。我吹着口哨，举着小红旗一声令下，双方队员便驾着“人马”，挥舞着手中的木剑“咔嚓——咔嚓”地拚杀起来，常常战斗得泥沙飞舞、喊声震天……随后，丢盔弃甲者有之，哎哟阵阵——伤手伤脚者有之……尽管如此，第二天夜晚，一声口哨，两队人马又会“军阀重开战”，一直到打到大伙精疲力竭，分出输赢胜负为止。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乡村间有许多的武打师傅，专以教授人们强身习武为生。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打棍、长矛、大刀等祖传之物。其中打棍最为普遍，它是一种用久生的杂木棍制成，小手臂般大小，长约两米，经桐油多年浸泡，比一般的铁棍都硬。一次，邻乡一位十分有名的邓姓武打师傅手持打棍，带着一帮徒弟为围湖护渔气势汹汹寻衅到我们村里。结果被一直深藏未露的邻居淳爹用捡粪的钉耙稍许一伸一勾，乒乓之间便将邓大师傅按倒在水沟里；跟来的一群徒弟也被邻居们围在水沟中，当时乱扔的砖头、瓦片硬是将他们一个个砸得头破血流。

见此场景，我们一群爱习武打架的小伙伴被惊恐得张开小口久久未曾合上，被打者的结局正应证了两句乡间俗语，即“学打的人挨打”“湖里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还有，当时的结局也让我们慢慢体悟出，耍拳练棍作为强身健体未尝不可，如果不修武德，一味盲目地争强好斗，其结果真的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小顽皮

少小离家，家乡见证我成长的人，但凡提及我总会不经意地冒出一句：“那小子呀，从小就顽皮得很呐！”。初听，自己还真感有些刺耳和不服。可一打开记忆的闸门，自己就会露出些许似是而非的坏笑及难以原谅的自责。扪心自问：还怪人家说，自己小时候确实是顽皮到了家呢。

我确认自己的顽皮是从小时候特别热衷于“偷鱼”开始的。我出生地所在的水乡，房前屋后到处是鱼塘、水沟和湖泊，最适宜于各种水稻及淡水鱼类的生长，家乡被叫成“鱼米之乡”可能也由此而来。湖泊又有内湖和外湖之分，外湖是指家乡围湖造田后大堤坝以外的洞庭湖湖区，可以自由出入，习惯上被我们叫成“野湖”；内湖则都被围在了堤内，一般都有权属，我们称之为“家湖”。离我家仅一百多米的西边便有一个好几千亩，名叫锄塘湖的内湖，权属相邻的柳潭公社。

传说天上仙人张果老到民间巡视，俯视洞庭湖一带的水乡十年九涝，湖区人们每年都要全力以赴不停地挑土筑堤，抵御洪灾，生活十分艰辛。恻隐之间，便也加入了夜晚挑土修堤的劳动大军行列。时至拂晓，雄鸡一唱，仙人只得丢下挑土的锄头、扁担和装土的箢箕，急返天庭。老人们说，仙人见不得光亮，只能夜间活动。结果，在南洞庭湖方圆上百公里的湖区内便产生了四处新的地方:张果老丢锄头的地方叫锄塘湖，落扁担的地方称扁担夹；两只盛土的箢箕咔嚓坠落则变成了两座湖山，一个叫明山、一个叫朗山。家乡的锄塘湖因此而闻名，多少让年幼的我们有些沾沾自喜。

那时，锄塘湖内由集体圈养了许多的草鱼、青鱼、鲢鱼、鲤鱼、鳊鱼等许多许多的淡水鱼。这些均成了我们小时候最为眼热的对象和蚕食目标。我们有时是用几把钓钩，有时是用一小截几米长废旧的渔网等捕鱼工具，采取声东击西、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游击战术，偷“社会主义的鲜鱼”。为防偷捕，相邻公社长期派驻了守湖护渔的队员。湖堤每隔两三公里的堤坝上和涵闸边都建有一个专门守湖的茅草棚，每个草棚内都长期驻守着一位护渔的老伯。

至今，我仍准确地记得我家旁边的守湖茅棚内住的是一位年纪约六十来岁的谭老伯。他在棚内筑灶架床，在棚外开荒种菜，还饲养了许多鸡鸭，典型的安营扎寨长期驻守哩。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捕鱼捞虾，还时常超越公私界限，谭老伯一来，便把我和村里有着共同爱好的小伙伴何九列为重点防守对象。由此，我俩偷放在湖边的小钩小钓、小渔网、小渔蠔等捕渔工具均成了谭老伯的缴获品。不但如此，老人还经常把状告到我们父母及上小学的老师那里，使我和何九常常遭受责骂和皮肉之苦。咬牙切齿之处，我和何九便连施“诡计”，对谭老伯进行了几乎有些疯狂的报复。

我俩先是将谭老伯饲养的一群小鸡、小鸭赶到一个黑黢黢的涵洞中，两头用泥土紧紧地封住，还不忘铺上许多茅草进行伪装……让人只听到小牲畜们的叫声，却不知道它们被藏在哪里。接着，我们趁谭老伯外出巡湖的时候，又将粘性极强的塘浆泥巴塞进他木门的锁孔，让他回来开不了锁。有一次，我们见谭老伯地里种的白色茄瓜长势喜人，我和何九便率领一大帮小伙伴用脚勾着茄子抛到湖中，用茄瓜当子弹互打水仗。那天正好刮南风，水中经我们打残的白色茄瓜随风浪全部吹到了北面的湖堤边。这时，谭老伯正好从渔场开会回来，在堤坝边见到早已被我们打得歪头裂缝的白色茄瓜，气得当场捶胸跺足、痛骂不止……

在作践谭老伯过程中，我和何九自认最没屁眼的一次是把牛粪塞进他精心种植的南瓜里。我俩先用割草的镰刀将南瓜的藤蒂四正四方地切下，灌进一坨臭臭的牛屎，再按原形安放好瓜蒂。正在成长期的南瓜极富粘汁，被挖开过后不久就会自然缝合，正常生长。只是到食用时，切开外表好好的南瓜后，其内瓢却是一堆黑臭黑臭的烂肉。此举谭老伯肯定知道是我和何九所为，但时间久了，又无直接证据，只好哑巴吃黄连般苦笑了事。

至于平日里，我和何九把青蛙装进女同学的书包中，放学路上甩动着抓在手中的水蛇，吓唬胆小的同学等恶作剧，则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那时，哪个小伙伴说了我和何九的坏话，或玩过家家游戏时哪个漂亮的女同学不肯做我俩的“新娘子”等等，都会招至我们两个合伙的惩治，不告饶都不行。

跟我们一起长大的生产队干部的儿子孝年，干活、做事平日表现最好，也一直是大人们把我和何九与之进行比较的正反典型。我和何九心里不服，便开始变着法子惩治孝年。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我们放牛时合伙整治孝年最损一次的场景：我和何九一个眼神秘密相约，一同喊着“一、二、三”，一齐用力将毫无准备，当时还穿着开裆裤的孝年放倒在草丛中，抓着他的小鸡鸡翻卷，使劲涂抹蒲公英种子的绒毛。可怜的孝年，只好一边哭着，一边捻捡小鸡鸡上数也数不清的绒毛……而我和何九却不断地在孝年的周围跳跃着，坏笑不止。

小报复

何九的父亲何爹，平日最喜欢利用水乡四处水草茂盛、鱼虾成群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饲养水鸭，是远近闻名的一位“鸭司令”。可那时水乡大队革委会下令：家家户户不准饲养家禽，必须将自留地里种植的农作物铲除干净，彻底割除“资本主义的尾巴”。怎奈与水鸭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何爹，喂鸭成瘾，不顾家人反对，还是偷偷在锄塘湖的芦苇荡中圈养了十几只水鸭。

住在我家附近有一位名叫“兵麻子”的大队干部，此人由民办老师转任村官后，最好斗争也最喜欢想方设法整人。乡亲们背后讥讽他是典型的“麻子十八怪”，还说麻子不可怕，就怕麻子有文化。麻子村官有一位名叫婷婷的女儿，是我和何九的小学同学，长得非常漂亮。玩过家家游戏时，何九老是用煮熟的鸭蛋吸引婷婷做他的新娘子。可能是鸭蛋泄密的缘故，不久，大队革委会便侦知了何爹的秘密。兵麻子不但指挥着几个武装民兵用竹篙扑杀了何爹饲养的水鸭，而且还令人将两只死鸭子挂在何爹胸前，押着游街。麻子干部叫人给何爹找来一面烂铜锣，喝令老人边走边敲边喊：“为人莫学我的样，锵锵！”……

目睹这一切，何九的两只小拳捏得紧紧的，嘴唇也被他自个咬得乌青乌青。何九找到我，叫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替他“报仇”！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见兵麻子提着一盏闪着豆苗般灯光的马灯往大队部开会去了，便急忙叫来何九从家中搬出锄头、铁锹，在麻子必返的路上挖坑。我俩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忙乎了大约半个时辰，才将一个长宽各一米左右、深约半米的土坑挖好。接着我们又寻来稀牛屎、稀猪粪将坑洞填满，并用小树枝、干稻草掩盖好洞口，还不忘在上面撒上泥土做好伪装。然后，我和何九便躲在远处的树林中，用小手捂着怦怦狂跳的胸口，等候麻子干部回来“踩雷”。不一会，我俩便听到了麻子干部连续好几声“哎哟——哎哟”的惨叫……

事后，何九还一个劲地埋怨我太过仁慈，没有学电影《地雷战》中，民兵们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在坑洞底部装上一些削尖的竹签和玻璃碎片，痛钻“敌人”的脚底和裤裆。我沉默了一会，有些言不由衷地笑了笑道：“如果兵麻子作践了我的父亲，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此话一出，何九气得硬是一个多星期没有理我咧。

至今，连我自己也未曾想得过于明白，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在村里也算中等偏上，家里虽没有多余的钱花也常常缺油少肉，但也不缺饭吃、也不缺衣穿、更不缺鱼吃，以致是常常偷了鱼却不敢拿回家，宁愿送给别人吃。还有，令旁人和自己当时更有些匪夷所思的是：父亲对我的要求还特别严厉！我常常因偷鸡摸狗、伤人害理等劣迹被告发后，不知吃了多少回父亲的“钉弓”（也称“栗凿”），也不知多少次被推至堂屋正中的毛主席像前笔直地跪着，请了多少回罪……但就是不思悔改，每次惨遭“严打”“严惩”过后，转背仍是好争好斗、好做坏事，以至常被乡亲们追骂成：这个细鳖冒得卵用唦——冒得药救呢。

犹记，水乡人们形容一个人不成器，一直有几句颇为经典的口头啴，“从小看到大，三岁看到老。”“一蔸萝卜，一蔸菜。”那时连我自己也常常认为，自己这蔸“萝卜”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做坏蛋肯定会做一辈子，不如干脆得过且过，破罐子破摔算了。

这时，唯有邻居涂叔倒常常给我说几句好听的话。涂叔是我们那个几千人的大队唯一一个高中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会倒背许多毛主席的诗词，会计工分会算账，会闭着眼睛讲《封神榜》《三国演义》《杨家将》《西游记》……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大队里家家户户的春联几乎全都出自他手。但他却性格犹疑，有些愤世疾俗，也不会迎合领导，所以一直怀才不遇。涂叔几乎全部见证了我孩童时代的顽皮过程，也有几次撞见过我给村里的几位“五保户”老人挑水、劈柴、打藕煤等难得的善举。当别人几乎全都说我不是时，唯他却独发其声：这小子从小就敢打敢拼，胆大心细，爱动脑筋，如果再好好读书，将来肯定会有出息，云云。

那时，我年纪尚小，见涂叔是村里大人中唯一一个说我好话的人，我还总以为他是常常吃了我偷的菜瓜、西瓜、桃子、梨子以及萝卜煮麻雀、泥巴烤全鸡，还有烤红薯、烤芋头等等，才嘴巴软有意“恭维”我的呢。

小惊恐

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和何九的“劣行”及无休无止的恶作剧，虽没到“自毙”的份上，但一次意外“捡鱼事件”的发生，却把我和何九两个吓得半死，也第一次萌生了反省、悔改的意识。

小时候，我和何九因有谭老伯的特别“盯梢”，眼看偷活鱼不成，我们便打起了捡死鱼的主意。那时，因饲养过密或捕捞不当，内湖及精养的鱼池中每天晚上都会有捕伤或生病死亡的大鱼，经晚风吹送至堤坝边。每天天亮前，我和何九都会自发地起早床相约去捡“便宜”。水乡一直有个说法，叫“臭鱼不臭味”。自然死亡略带臭味的死鱼用盐腌泡稍许晾晒后，再用辣椒、菜籽油煎制，不但营养未失，还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邻居蔡爹就最爱呷臭鱼，有时还会有意将鲜鱼多存放一晚上，让其略带臭味后再行煎煮。现在都市时兴的湘菜馆中，“香煎臭桂鱼”还一直是道经典的招牌菜式哩。

一个深秋的早上，我和何九照例从内湖的堤坝边开始，一直走到渔场边一大块养大条大条种鱼的鱼池边巡睃。突然发现，种鱼池下风的堤坝边浮起了白花花、银灿灿的一片，细看全是一条条一二十斤重，死而未死奄奄一息的草鱼和青鱼。惊喜之中，我和何九一人抬鱼头、一人抱鱼尾，捡起一条大草鱼便跑。大鱼既重又滑，经常从我俩的手中滑落掉至地下，情急之中我便脱下夹衣将鱼身裹住。谁知，我们的跑步声惊动了渔场专门饲养的好几条看家狗，狗们的拼命狂叫，不一会便引来了渔场工作人员使劲地追撵。我和何九抬着大鱼，眼看马上就要被俘虏了，只好将鱼和裹着的旧夹衣一起塞进了路边一个长满了杂草的涵洞中……我俩还指望着晚上再来，偷偷取大鱼回去饱餐几顿哩。

谁知渔场的工作人员不但当即找到了我俩藏匿的大鱼和衣服，还因一池种鱼突然死亡损失巨大，怀疑坏分子投毒，马上报了警。不到两天，驻乡民警就根据我留在现场那件缝制有些特别的夹衣，按“衣”索骥，找到了我和何九正在上课的学校。

说起我的夹衣特别，那是因为我穿的那件衣服原是哥哥穿旧、穿烂了的一件棉衣。母亲在油灯下掏空衣服内的旧棉絮，精心改小缝补给我做成了一件里外两层的“老式夹克”。缺衣少食的年代，乡村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一件新衣、一双新鞋，乃至于一个新书包都是先给老大享用，待老大长个穿不了和用旧了再改小缝补后转给老二……常常像传接力棒一样，直到实在缝补困难为止。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此举的结果，如果兄弟前面是姐姐，那就活该下面的弟弟们“倒霉”了，他们得无条件地接受女孩子用过的旧衣物。男孩女装，则常常会招至男伙伴们用手指不停地刮着脸颊，连叫“羞羞——羞羞”的耻笑和不屑。

记得，“提审”我们的那位驻乡民警姓周，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不久。只见他头戴嵌着国徽的大盖帽，身穿上白下蓝的民警服，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感觉威风到了极致。周警官十分严肃地一拍桌子，一句“给我从实招来！”当即便把何九吓得差点当场尿了裤裆。而我虽有一惊，却很快恢复了镇定。一双小眼还不停地望着他腰间未曾密封的枪套内用红布裹着的手枪，滴溜滴溜地转动，让民警盯着我看了好久一会。由此，也开启了我对国徽、制服、手枪……的敬畏和向往。这也是我长大成人后不管不顾热心投身于军营，在部队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直接诱因。

后来，虽然民警查清了种鱼死因不是人为投毒，而是突发鱼瘟所致的真相，但民警一走，我和何九所在班级的同学和老师们便借机“深挖”我们平日里顽皮捣蛋的种种“劣迹”，进行“声势浩大”的批评与帮助。这其中，不排除有麻子干部从中作祟的原因，“踩雷——设陷”事件的发生，虽月黑风高难以找到较为确凿的证人证据，但他肯定怀疑到了我和何九。紧接着，同学和老师们便展开了对我和何九的集体“挽救”。“专题批判会”上，有常常遭到我们恐吓戏弄的女同学代表发言，有像孝年一样男同学的“血泪控诉”……我和何九平生第一次低下了倔强、顽皮的小脑袋。

小转变

大约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便把兴趣几乎全部转移到看小人书、写作文、抄字典、记日记、听涂叔说书讲故事等方面上来了。其间，我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慢慢疏远了与何九、圣光等“亲密战友”们的来往，干净彻底地卸掉了“游击司令”的头盔，时常一个人忧郁寡欢般独坐洞庭湖边，看船帆远去，听波涛吟唱，慕飞鸟高翔；也常替古人流泪，为今人忧愁，帮后人追梦……后来我才知晓，这些均是我喜好文学的开始，也是自己立志转变的开端。

以致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在深究自己转变的原因时，总是不得要领。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则《藏獒渡魂》的故事方才有所顿悟。传说藏獒是天上一位战神，因噬杀成性触犯天条而被贬到人间，所以藏獒性情暴戾残忍，身上有一股沉重的杀气，必须在其出生满四十九天时，将其与一只还在吃奶的羊羔同栏圈养。羊是温柔娴静平和顺从的动物，让这个时期的藏獒与羊羔共同生活，温婉的羊性就会慢慢地冲淡藏獒身上那太过血腥的兽性。文学于我，就是那只温顺娴静的羊羔，长期滴水穿石般地超度和影响，将使我如凤凰涅槃般地获得重生。

不久，我还真的当上了班干部，成了班里的语文课代表。从此我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洗心革面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真有些立地成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