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蛮

◇李清明

湖湘文化是中国最为奇特的文化之一，既有江南的灵秀,又有北方的粗犷和硬朗。它繁殖和培育了复杂与巨大的能量，孤独、高傲、狂热，又蕴藏深深的智慧和谋略。湖南人喜欢说“霸蛮”二字,这正暗示了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撞南墙不回头，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性格特点。

不知道自小便在三乡四水间长大的我，是否有幸汲取了些许群山之灵气，经受了洞庭湖野性与灵秀的熏染，熟知我的朋友说我是头典型的“湖南犟骡子”，很犟、很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上初一开始，我便不安分守己，心比天高，萌发了两个执拗的念头：一是要走出农村，霸蛮改变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命运；二是要霸蛮当作家，活得与众不同。

有一位哲人说过，穷人最缺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势，而是梦想。当然，有梦，同样还需要一种精神、一份恒心和一份毅力作为铺垫。有了这些，就算你条件差些，无非就是在时间上多作一些停留而已。一个不太偏离现实的梦想，条件好的，也许短时间便能实现。我的条件不如别人，那就得准备比别人多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天再黑，总有微光照亮；路再难，还有目标在召唤。有理想的人生，你会越走越有滋味，越走越开心，也会越走越远。

然而，在贫穷的乡村，要走出去却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读书考大学，二是当兵。第一条路对我来说已极不可能。乡村教学条件本来就差，自己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加之想霸蛮当作家，只对文科课程感兴趣，一上数理化课，就躲在课桌后看小人书、看小说、涂鸦所谓的文学习作。为此，至今我仍对数字概念一塌糊涂。有事例为证：一是闲暇跟朋友“打拖拉机”和“三打哈”，我总记不住两副扑克牌有多少个“主”，即使知道个大概也不愿意去算去记；二是当老总多年，一看到财务部上报的月、季、年度的财务报表就头疼。只好叫会计每星期另报一张便笺单：这星期公司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账上还剩多少钱。三笔数据中，我自然又对最后一笔最感兴趣，当然也记得最牢。

     有道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九八二年秋天，我辍学在家当了大半年的农民之后，便如愿以偿地以当兵的方式走出了乡村，来到了广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是和一大帮刚入伍的新兵从县城乘坐拉牲畜的闷罐列车开往广东的。从小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上过县城，火车带给了我巨大的新奇感。车厢里非常沉闷、脏臭，没有座位，没有厕所，只有一个用背包绳草草缠绕着的门洞。一节车厢里躺着三十多个和我一样穿着没有佩戴领章帽徽的肥大军装的新兵。谁要方便，只能是扯开裤子对着飞驰而过的万水千山、田畴牧野放声“高歌”。那种豪迈和粗野，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似乎还有些回味无穷。

火车喘着粗气，冒着浓烟，在苍茫的湘粤大地上走走停停，行进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日的凌晨才到达广东罗浮山的石龙车站。随着 “哐啷”一声巨大的火车刹车声和一阵“嘟嘟嘟”的集合的哨声响起，闷罐车厢内的新兵们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我因晚上在昏暗的车顶灯光下看了大半夜的小说，睡意正浓，最后起来，才发现压在凉席底下的两根背包带不见了。下火车时，我成了一千多号新兵中唯一一个挟着背包集合的人。当时，我急得差点要哭起来。新兵连长却连忙安慰我。劝我不要着急，丢掉的背包带回到连队后再给我补发。当他看到我背包一角露出来许多文学书籍和练习本时，还不忘拍着我的肩膀幽默了一把：“小子，当兵第一天你就不用打背包了，看来你是一个天生当干部的料呢。”原来，到了连队后我才知道，只要是干部，基本上就用不着亲自打背包和扛背包。连长身边有通信员，指导员身边有文书。排长手下有三十多个兵，遇上这些打背包、干体力的活自有手下代劳。

记得当兵八年后，我从机关下到连队做指导员的第一天，出完早操回来，文书不但帮我叠好了被子，洗好了衣服，还打好了洗脸水，连牙刷上都挤好了牙膏，放到了装满水的口缸上。极富戏剧性的是，我真的只在新兵连打了几次背包，后来就开始“以兵代干”了。先是在连队当了一阵文书，后来又调到师、团机关做了好久一段时间的专职新闻报道员，再后来调到军区机关，命运不断地发生转折。

祸福相依，此话我一直深信不疑。类似这样的事，在后期的南方生活中我还遇到过好几次。典型的一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调回广州机关任职时，连丢了好几部单车。丢到第四部时，同事就开玩笑地说，你不用再买了，你小子将来肯定是坐小车的命。果不其然，不到半月，我便由机关挂职到军办企业工作，领导很快就给我配了小车。十多年过去，真的再也没骑过单车上下班了。

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当深秋的故乡已是湖水干涸，一片萧瑟和枯黄之时，地处岭南的军营却还到处是一片绿色。高大的马尾松、成片的香蕉林、被修剪得整齐的冬青树……这满园的春色，正犹如我的理想之梦，永远年轻。

曾记得，入伍之初，当时已是家乡“种粮养鱼大户”和“万元户”的父亲叮嘱我，叫我到部队好好当兵，不行就回家一起跟他当“万元户”。我坚决而霸蛮地对父亲说：“到部队一定好好当兵，不干出名堂，就决不回家！”自此，我把对故乡和家人的浓浓思念深埋心间，为自己的理想之梦不断地努力和拼搏着。

新兵连阶段，尽管每天要练习站姿、列队、军体、投弹、五公里武装泅渡和越野，每天累得骨头都散了。我仍给自己规定，在搞好所有新兵训练的前提下，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天给团广播室写一篇广播稿，每周看完电影后要将电影的故事梗概写下来，用以锻炼自己的记叙能力。对于写作，我当时便感觉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唯有霸蛮多读多写。为这，在我老部队的官兵中至今还流传着关于我“一个初中肄业生和他发表的八十多万字的新闻、文学作品”“军用蚊帐因点蜡烛看书被烧了十八个洞”“不出成绩便八年不见江东父老”等许多霸蛮学习和成材的故事。

一九八四年二月，我被正式调到团报道组，成为了一名专职新闻报道员。我脚蹬解放胶鞋，肩背黄挎包，深入到部队的营区、训练场和部队野营拉练的途中，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几乎每星期都有我采写的新闻稿子见报。不知是我霸蛮的缘故，还是奋斗精神感动了造物主，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我每年都会在《解放军报》《战士报》《南方日报》等报刊独自发表累计百篇以上的新闻稿。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报道组长。

记得，我第一次荣立三等功时，是时任团政治处的高书记利用出差的机会将奖章和喜报捎给我的。当时我正在广州的战士报社学习，为到招待所取回奖章，我借了编辑部一辆单车，买了两包糖，五百米的距离，我激动得喜不择路，连摔三跤。

随着心灵视野的拓展，我的判断力得到加强，思想也似乎更趋深邃。我不停地采访、挑灯夜战，见报（刊）率几乎呈直线上升。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我便成为部队业余通讯报道骨干中有名的“获奖专业户”，每年都有十多篇文章获奖。

说起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还曾走过一段弯路。记得在连队当文书时，团政治处考察发现我会一些文字，在这方面又特有热情，就动议调我去团报道组，从事专门的新闻写作。我自己却有些犹豫不决，认为写报道离我想当作家的梦想还有一段距离。连队的指导员曾任过团机关的宣传干事，便开导我说，部队的各级领导都比较重视新闻报道工作，因为它能直接反映部队的工作和成绩。而文学创作不但来得慢，而且只有大军区一级才有文学创作员。他还细心地替我规划：当务之急是写好报道，干出成绩，力争提干。只有当了干部，才有更好的条件去实现你的作家梦。后来，我在指导员的指引下，便开始了我的“曲线救国”之旅。

三年之后，就在自己的路越走越顺，工作也是捷报频传的时候，我却开始有些“翘尾巴”了。一段时间我在给部队“报喜”的同时，也开始给部队“报忧”——写了好几篇反映部队做表面文章，以及呼吁解决一些干部战士切身实际困难的批评报道。不久，部队分管政工的领导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领导说，部队年年给你立功受奖，给你提供差旅、写作等各种便利，是想让你“栽花”，而不是让你“栽刺”。部队工作有缺陷，你可以内部反映，不能动辄往上“捅”……领导后面还不忘提示，相信你能改好，不然就会直接影响你的进步！一想到进步受影响，当不了干部，离自己当作家的梦想就会越来越远，我只好选择了妥协。梦想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咧。

打火石在，理想之火常燃。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初期追求的所谓理想，自然谈不上远大，更谈不上崇高，只不过是为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一种执著或者说执拗罢了。没有这种执著或执拗，很难说现今我的日子同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民兄弟相比会有什么两样。所以，至今我仍然回味过去那段追求理想和坚守理想的美好时光。还有，依我不太成熟的人生经验，我总认为实现理想的力量，许多是从恨开始的。你的恨有多大，你克服困难的力量就有多大，你的出息就有多大。从小我就恨农村的艰苦、闭塞，恨农村的贫穷、落后，所以我一直都在竭尽全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经过整整八年的努力和奋斗，有了新闻报道工作成绩作为铺垫，加之掌握了学习的方法，我又发挥自己的霸蛮精神通过自学，硬是考上了大学。提干不久，我终于坐上了县武装部政委的北京牌吉普车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故乡。为此，乡亲们无不夸我霸得蛮，才有如此出息。

若干年前，英国作家王尔德曾经无限感慨地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如此这般，我也陷入了人生中最为苦闷的一段时光。这其中，我在大学毕业当上干部后，先是到基层连队任职，后调回机关，再后来经商，虽然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我的精神世界却极度的空虚——因为我的作家梦想还没未实现。直到这时，我对自己的性格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是那种需要不断用高度和刺激来调动情绪和思维的人。希望之果如果让我轻易采摘，便会顿感索然无味；反之，如果让我霸蛮跳跃起来，则会兴奋不已。

实践证明，霸蛮当作家远比霸蛮当个干部要艰辛许多。这其中除了要有先天悟性以及后天多方面的学习之外，还需要内心充满想像，精神和灵魂承载着巨大的苦痛。作家史铁生在理解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这本书的含义时曾说：“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它向你要求生命的意义。”文学，它是一种心灵的对话，让人备感苦痛和煎熬，也将穷尽一个人生命的所有。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它，也唯有不屈不挠地硬着头皮，保持仰望的姿态，霸蛮地向前进发了。

经商几年后，我办起了宾馆、医院、学校，有了固定的收入，加之管理人员得力，员工通过教化也都认真地各司其职，我便开始了遥控管理，一头扎入了想当作家的夸父逐日当中。为了更好地夯实自己的写作基础，更多更好地方便自己积累和整理写作资料，在后期的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我还较为奢侈地给自己配了一名专职“读书秘书”，帮助自己整理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几十万张读书卡片和上百万字的生活工作日记，并在一些刊物和报纸上开设专栏，约束和激励自己勤于动脑动手，多写多练。这几年，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先后出版了四本散文集，其中《微雨独行》市场反应较好，先后重印三次。发表的散文还多次获得“冰心散文奖”“孙犁散文奖”“我心中的澳门散文奖”等奖项，每年都有散文收入《中国散文年选》《中国散文排行榜》等权威选本，许多文章还被选为大学、中学的语文选读教材及高考语文试题……自己因此而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06年还被评为二级作家。2011年11月又被破格评定为一级作家。

对于生活，我感慨颇多，是困难和逆境激发了我的潜能和霸蛮的斗志；是理想让我有了奋斗的目标。一个人对金钱和物质的追逐似乎永远难有止境，只有追求人格和精神上的完美，找到心灵的安适之所，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文学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至爱，她在不断地鞭策和救赎着我，让我的心胸日趋宽仁和悲悯。因为文学，能让我尽情地叙述和倾诉，她能让我超越时空超越自我，成为我精神的宗教，直至永远。

前不久，我在家乡的城乡结合部建成了一个“桃花源式”的庄园。我将之作为喧嚣城市生活背后的宁静处所，在那里读书写字思考，继续我的作家梦想，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霸蛮精神，努力完成做一个好作家，写一本好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