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记忆

人们把夏日称作“苦夏”，是因为夏天蒸笼般的酷热难耐与难熬，需要人们苦苦坚持，也让整个夏天的日子变得特别漫长。 于是，日子一天天地数着熬过，而当夏日渐行渐远地离去时，人们不禁又在怀念起夏的热烈，夏的热情，夏的奔放，还有那夏日里发生的故事。

——题记

那是个寒冷的夏天。

1970年7月，我们家被定为首批“五七大军”下放户。那时爸爸工作在盘锦新生农场（现盘锦监狱），为一般科级干部。那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两个妹妹还没有上学。

离开农场的前一天，我偷偷地将没有吃完的姜糖片扔到房山头的水坑里——姜糖算是那个年代孩子们都喜欢的最好吃的东西了，我是用攒了很长时间的零花钱买的，怕爸妈发现挨揍，就藏在仓房里，馋了就悄悄吃两片。我不情愿地望着那小小的纸包慢慢沉下去，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

晚上，妈妈做了我和妹妹们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蒜苗炒鸡蛋，还有红烧鲤鱼，那鱼是爸爸下午去大河钓的。不知为什么面对如此丰盛的晚餐，大家都没有激动也没有往日那么多欢笑。“是爸爸犯了什么错误吗？”吃完饭我终于忍不住悄悄地问妈妈，我不明白，爸爸可是参加过解放军的呀，是我心中的英雄。“瞎说！咱们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走‘五七道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的爸爸是建国前的老干部，当过通信兵，他的工作是负责通讯科和广播站，有一个徒弟我叫杨叔，平日和爸爸一样都是个钓鱼迷，我们两家最开心的事就是共同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不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爸爸和杨叔竟莫名其妙地成为对立派，双方大搞政治攻势打嘴仗，师徒俩较着真在各自的指挥部上架起了用几个小喇叭合成的“超级大喇叭”互相比谁的声音大，最可怕的是有时候两个对立派还相互枪击对射，我们家即是重点攻击的对象，也是重点保护的对象，爸爸有时几天都不回家，妈妈带着我们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7月的天气变化无常。那天早晨，细雨蒙蒙，一辆“大解放”停在我们家门前，那车里已经装上了和我们一起“下放”的另一家的东西。爸妈面无表情地和几个前来送行的同事、邻居往车上搬东西，东西不多：一只柳条包、一对木箱、一个炕桌、两把折叠椅、几个包袱、几捆劈柴，还有一部电子管收音机，那是爸爸自己组装的，壳子是在旧物市场买的40年代前苏联产的，挺漂亮。这时，杨叔用自行车驮来一袋大米，据说那是他费了很大劲“走后门”批的，我莫名其妙的看着师徒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眼里噙满了泪花，尔后就默不作声地收拾东西。后来在农村每逢口粮青黄不接的时候，杨叔就托人为我们送些粮食。

我们家下放的那个村子很偏僻，通往村里就一条土路，由于是雨季，汽车到了离村最近的公路边就进不去了，村里派来四挂马车接我们。一家两挂车，一挂车坐人，一挂车拉东西，车上都铺着塑料布防水，望着荒凉的四周和那条泥泞的小路，还没有过足汽车瘾的妹妹们随着马车的颠簸摇晃惊慌地投入到爸妈的怀抱。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家被安排在一姓孙的老乡家，他家一共三间土坯房，对面屋，我们住在东屋，有十五、六平米大小，中间是前后门也就是所谓的厨房，一边一个锅台一口水缸，还有堆放的起灶用的稻草和高粱秸玉米秸，白天家里养的几只鸡经常在此活动。房东一家人非常淳朴，待我们也非常好，孙叔与我爸爸的年龄相仿，孙婶虽然是个哑巴但很贤惠也很能干。据说孙叔是个孤儿从小吃百家饭长大，后来娶了邻屯出身富农的哑巴婶，生了三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成份不好是要受到歧视的，孙叔老实厚道为人又好，乡里乡亲的还没有谁对他们有过格的计较。不过，生产队还是把我们这些“五七大军”下放户安排到类似他们家住，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

来到村里的第三天，天气终于放晴，爸爸去生产队上工，母亲在哑巴婶的帮助下，忙着将被水侵湿了的包袱和大米等拿到外面晾晒。大约过了一周，我和房东的孩子毛毛去邻村小学校上学，并分在同一个班级。不过，我有些纳闷，村里别的孩子都不愿和我们玩，也很少有人来我们家串门。后来才知道，原来文革初期，东屋曾经关了一个右派分子被活活打死。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个不足50户人家的小村，同样没有逃过那场政治运动的洗劫。

刚到村里那阵子，我们家的日子相对好些，有自带的粮食，可没过多久，户口就落户到村里，父母都要参与生产队劳动，由于身体不佳，工分赚得不多，口粮分的自然少，又没有房前屋后园子的补贴，几个月过去，就青黄不接了。还好，我们和孙叔哑巴婶一家相处的很好，孙叔每次打渔摸虾总是给我们一些，哑巴婶和妈妈也经常带领我们几个孩子挖野菜，什么婆婆丁蚂蚁菜野芹菜，将它们砌碎和在玉米面里做菜团子，甚至还将稗草（一种生长在稻田地里的害草）穗碾碎和在玉米面里做大饼子，就这样紧紧巴巴地往前推，在相互依靠相互搀扶中我们快乐地生活，渐渐地忘却了一个又一个惊惶的噩梦，不知不觉就过了两年。

我和毛毛的学校离家有七八里地，附近几个村的孩子也都在这儿上学，学校有10几个班级，每班30几人，有3栋房子，一个比足球场大些的操场，没有围墙，四周都是水沟。我们的班主任也是个下放户，20几岁，很漂亮，教算数课。也许是同命相连，她对我们同是下放户的孩子也特别关照，后来我由于学习成绩比较好，成为班里第一批红小兵队员，红领巾是免费发给的。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张，和我爸爸的年龄差不多，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山装，他讲话时本地音特别重，我们时常学他的音调与同学嬉闹。一次，他表扬我写的一篇反映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作文将敌人坦克比作“乌龟壳”很生动。这时，一只小虱子竟然大摇大摆地从他的内衣里爬到脖子上，他急忙用手拍打，同学们已经笑声一片。

虽然是小学校，学校也经常组织我们经常参加劳动，农忙时还要去帮助生产队干活，学校也有自己的一块“五七实验田”，在那里，我学会了育苗、插秧、拔草、收割。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夏天，一次学校组织在“五七实验田”里劳动，毛毛怕费鞋，光着脚干活，不小心脚被铁锹划了一个小口子，他并没有在意，用土在上面呦了呦止住血，继续劳动玩耍。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半夜时听到对面屋有吵闹声，爸爸过去后急匆匆回来告诉我们说毛毛病了，脚肿了发高烧已经要队里派车进城看病，就和孙叔他们将毛毛抬上马车走了。第二天，却只有孙叔和父亲回来了，爸爸说毛毛是破伤风，没到医院就不行了，我无法相信那样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没了，但听到哑巴婶撕心裂肺的哭声，终于忍不住疯狂地拿起那把铁锹狠狠摔向一块大石头……

生命有时真的很脆弱。不过，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生命又如夏花般璀璨亮丽。我总是会融化在夏的季节里，时常幻想着再一次走进过往的夏天回到从前——那是人生的旅途，那是懵懂的岁月，那是生活的色彩，那里有你，有我，还有我们无限广博的纯净的心灵。

我时常在想，如今我们的生活富裕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没有“下放年代”那么真诚坦荡——到处是推杯换盏虚伪的笑声，到处是尔虞我诈无法设防的骗局。日新月异的世界，多彩纷呈的空间，能够静静地安全地活着，享受生的权利，享受生活的美好，该是多么的幸福。

年复一年，流去的是青春岁月，流不去的是对美好时光的记忆。

201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