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老支书

今年春节，我携妻儿回老家——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乐园村过年。正月初二，跟往年一样，我怀着迫切的心情，去给80多岁的老人拜年！他，曾是当地的老支书，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伯伯，名叫邓全阶。

这次拜年，与以往不同的是，我特意带着采访任务，即当面了解伯伯当年担任村支书的革命生涯。这是我早在半年多以前就有的念头，平时，回老家少，因此，这次必须如愿以偿。其实，我老家跟邓伯伯是一个组的，过去叫生产队。我们的家是当地的，而邓伯伯则是作为上门女婿来此地安家落户的。从记事起，我就知道两家的关系很好，邓伯伯的老伴姓钱，我叫她姑妈。两家的房屋遥相对应，能看见房子，大声喊也能听见，但步行仍有3公里多路。一直以来，父辈们是患难兄弟，我和他是忘年之交，这种关系也得到了传承。这便是人生之缘。我想，无论是作为晚辈，还是家乡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真实记载这位老支书那段不同寻常的艰苦岁月。尽管，抵达这样的目的力有不逮，但我会尽力而为。

考虑到邓伯伯年事已高，视力和听觉都不好，为使采访顺利进行，又不过多影响他休息。我在去之前，便草拟了一个提纲。见面后，先给他熟悉一遍。当我把提纲给他，他便很慎重地掏出放大镜，脸几乎贴在纸上，仔细地看起来。此情此景，我既感动又于心不忍。没办法，谁叫我有了这样的动机呢？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才看完仅200多字的内容。我想，他是在边看边思索。他看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望着我笑，接下来便陷入了深思。我能窥见到他看采访内容时，已将思绪逐渐带入几十年前的那一幕幕往事。

时间还得追溯到54年前。1961年2月，邓伯伯担任大吉岭大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支委班子由三人组成，副书记曹平阶，委员朱昌远，这俩人我都认识。之后，委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书记仍是他。直到1982年7月，启用新人，他才改职当副书记，一干又是6年。他担任支书长达21年之久，这种连任经历当年不多见，而今更少。当年，他上任伊始，连固定办公地点都没有，工作就像“游击战”。当我问他当年每月拿多少工资时，他的回答是“每年享受80元的工资待遇”。每年80元？真是不可思议，这那是待遇啊！完全是在无私奉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60年代初，全大队仅480余人，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直到80年代初，全村人口增加到700多人。当初，一个生产大队才14名党员，后来发展到30多名。当年，地处山旮旯的大吉岭大队，贫穷落后显而易见。有的家庭吃了上顿无下顿。可想而知，他的走马上任，承载着几百号群众的重托，他深感责任重大。面对吃饭、就医、入学、交通等长期困扰老百姓的四大难题，他没有退缩不前，而是积极与班子成员一道，勇往直前地将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作为首要工作来抓。他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向“农业专家”陈永贵（毛主席的称赞）学习，整天不知疲倦地脸朝黄土背朝天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施坡改梯、旱改水、小改大工程，通过改良品种、科学种植等有效措施和手段，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从而，使老百姓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他在带领大家解决吃穿问题的同时，也不忘开展党内活动，比如一个月组织党员学习一、两次或上党课，总结布置工作，开展义务劳动等。当初，党员的党费都是固定的月头上缴，每人每月6分钱。虽然缴纳的钱少，却体现了党员意识。那时的党员虽少，但政治觉悟都高，凝聚力和战斗力极强，脏活、重活、累活、险活，都是党员抢着干，较好地彰显了党员的先进性。自1972年以来，他动员当地群众起早贪黑的义务修建公路，用时3年建成通车。同年，因大队无学校供孩子上学，他便把自家当临时学校使用，我还在此上过学。他的小儿子邓西乔，还是我的老师。他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大小事物都扛在肩上，并分轻重缓急抓落实。他性格直爽，敢作敢为，虽然不到一米七的身高，但体型健壮，做事干脆利索，雷厉风行，一般人赶不上。在艰苦年代，他带领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想方设法找到勤劳致富的“金钥匙”。有时候，他为了老百姓的生计，忙得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在田间地头，在抢险现场，在村民家中，在村头村尾，处处留下他忙碌的身影，一年四季，风风火火，从未停歇。

1972年3月，河北省委某领导带队，一行20余人到大吉岭大队卫生室参观学习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做法。当时不通公路，他们便从榔坪镇步行30多公里到达大吉岭接待站，其决心可想而知。次日，邓伯伯把参观团带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保管室座谈，他详细跟客人们汇报合作医疗开展情况。之后，又把客人带到自己家里，私人招待他们。在那个年代，会吃掉几个人的口粮。据说，带队的那位领导是南下干部，在一次战争中脑袋被日本鬼子打伤。参观团受到邓伯伯全家的热情接待，感动得南下干部等人掉眼泪。自始至终，参观团最感兴趣的是：合作医疗是怎么办起来的？邓伯伯便跟他们详细介绍：大吉岭大队共有9个生产队，一个队设一个土药房和一名卫生员。平时，遇上小伤小病不出生产队，大伤大病不出大队，三天一预防，七天服一次药。甚至还有“一根针，一把草治好百病”的神奇说法。疑难病人转院治疗报销。病人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医药费和五角钱的挂号费，一年四季有预防药。从1978年开始，做到了家家有药源，户户有卫生员。这，就是当初推行的合作医疗政策。据说，全国有19个省市来该大队参观学习取经。当年，首创合作医疗制度的，就是家住杜家村的老赤脚医生覃祥官（已故）。他的事迹曾被毛泽东亲笔批示，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他曾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出访过日本等国，享受副厅级待遇。同时，他还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取而代之的是镇、乡、村、组机构。于是，原来的大吉岭大队，更名为乐园村。这个村，是由原来的几个大队合并而成的，管辖范围比过去翻了几倍，人口达到4000多人。1981年，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通过村委会的多方努力，全村架通了高压线，结束了点煤油（气）灯的历史。1985年，全村又接通了从高山引进的山泉自来水，告别了肩挑背磨找水吃的艰苦日子。80年代未，该村的就医、入学问题也得到逐步改善。这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和好事，无不凝聚着村委一班人的心血和汗水，他更是功不可没。

“文革”期间，他为了农户的拆迁问题，曾被不明不白地揪出来批斗过，即便性格刚强的他，处于乱世年代，也只能忍气吞声低头“认错”。像这类挫折和冤气不胜枚举，他早习以为常。他边聊边自嘲地说：“岁月，是我的勋章”。说完，哈哈大笑。

邓伯伯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无论哪家有红白喜事，他都去慰问、捧场，不仅如此，还经常主动请缨当“知客先生”，即主事人。每次忙前忙后，两三个昼夜不合眼。尤其是遇到老人过世，按土家风俗，都会“打三鼓”闹夜，即跳丧（又称巴山舞），那家都少不了他，而且还乐此不疲。每次他都和群众跳在一起，乐在一起，辨不出书记的范儿。这是我儿时最清晰的印记。

在与他交谈中，他还讲述了在当支书前刻骨铭心的两件事。一是在1950年，为了大队供销合作社开业，他受命和村民王万前、王万寿等一行3人，从大吉岭出发，到远在100多公里外的宜昌当背脚佬。去时，每人背上240多斤的桐油（点灯用）、蓖麻等山货。回时，背的是几乎同等重量的、用山货换回的食盐等日常用品。来回12天，每天步行近30公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4分钱。他们连续不断的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脚磨破了，肚子饿了，仍咬牙坚持，无人喊累。说完此话，他眼里溢满了泪水……。说者哽咽，听者动容，愉快和谐的氛围多了一份沧桑和沉重。他稍作调整后，接着讲了第二件事。1959年大办食堂，大兵团作战，那时他当大队主任。当时，老百姓都是集体劳动挣工分（每人每天10分制），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取消了大锅饭。有一次，他带领群众挖田、开荒种地，中午在外吃饭，每人一碗懒豆腐。当时，他和朱昌远名下的那一份，被前来检查的管理人员吃了，就饿了一顿。为使干活有点力气，他们就用草绳子把肚子捆起来。这话使我有些听不下去。而现在的八0、九0后，几乎闻所未闻。这便是时代的不同。他说这是当时的第一难，即吃饭难。第二难就是改良品种当地没有，老洋芋种被枪毙，还得在远隔30公里外的巴东县进小洋芋种回来种，这样产量才更高。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也是一位很有威信和正义感的好支书。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好吃懒做、嫌贫爱富、欺上瞒下、欺行霸市、自私自利等歪风邪气，他都会一针见血、义正词严地加以抵制和纠正，老百姓的口碑也好。等等这些，是现在好多村支书所不及的。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虽然很早在外地工作，但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因此，每年听到、问到、看到的事情也不少，所以有发言权。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其实我还有许多问题问他，但的确不好意思多打扰，最后再问他两个问题。一是担任支书期间有遗憾吗?他沉思了一下了，叹了一口长气说，最大的遗憾是没跟你父亲（赤脚医生）转成商品粮。他又说：我先后办成了李远甲、赵春清、覃春庆等10几个人的“农转非”问题。听完此话，既感动又惋惜。我说，此事不怪他，是父亲为了不转正口粮多些，才主动放弃的。当时，我们一家老小的生计全靠他支撑。为此，特别感谢父亲的不容易。二是做一名称职乃至优秀的村支书应具备哪些基本素质？问此敏感话题，主要基于我也是搞党务工作的，向他请教。他沉默良久，这也反映出他的谦虚和低调。我正犹豫是否放弃时，他简短地说了“带头、敬业、奉献、不图回报”十个字。多么言简意赅，这或许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吧！我立刻竖起了大拇指，而他只是淡淡一笑。通过与他较长时间的零距离接触，我觉得坐在面前的这位长者越来越可敬、可爱了，因为他的吃苦耐劳、乐观向上、永不言败的精神值得后辈们学习和传承。

回首往事，从邓伯伯担任第一任支书算起，至今已跨越50多年，先后经历了七任村（大队）支书，而他的任职时间却占了将近一半，可以说是当地一位传奇人物。现如今，我所在的家乡——乐园村，正以时不我待的强劲势头，奋进在实现中国梦的金光大道上，工作、生活条件早已今非昔比，这得益于共产党的好领导好政策，也是几任支书们薪火相传、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结果。对这些父母官，尤其是像邓伯伯那些打江山的老支书，历史不会忘记，父老乡亲更不应该忘记！

1988年，邓伯伯正式退休，终于可以回家安享晚年了。20多年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腰包鼓了，房屋新了，公路硬化了，环境更绿了，合作医疗好了，学校条件变了，摩托换成汽车了……看到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变化，邓伯伯幸福的笑脸更灿烂了。

而今，邓伯伯和老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身体都无大碍。他每天还拿着放大镜看报纸、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的劲头不减当年。他现在与大儿子邓西鹏生活在一起，一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尽享天伦之乐。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衷心祝愿可敬的老支书——邓伯伯及姑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作者：钱绪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