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6)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5 “香风徐徐”----新的生活体验，电工技术和六次危机（1971年----1973年）

1969年，1970年，和1971年在死亡，爱，折磨，和喘息的交织当中过去了。在米易，干燥季节一过去，紧跟着就是雨季。在baffalo boy flatland，月亮，圆了又缺，风，起了又落，狼，嚎叫又归于平静。在德阳的药草花园里，药草花朵，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在我父母的两个营地，我姑姑的灵床，和我的村庄之间奔波，我一边儿在稻田里布肥，一边儿看着水百合作诗。

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时，我母亲在成都的家里。1971年，她被平反昭雪，她被告知，她不需要再返回营地。但是，尽管，她拿到了她的全部工资，她却不能干她原来的工作，她的岗位被其他人占着。在东城区她的部门至少有七个处长----有现有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刚从营地返回的新近才被平反的官员。健康状况不好是我母亲不能重返工作岗位的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父亲不像大多数走资派那样，他还没有被平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毛泽东批准为大批的人平反，并不是他最终醒悟，而是因为，林彪的死亡，和不可避免的清洗，毛泽东失去了他控制军队的人手。他实际上已经挪动并且疏远了所有其他元帅，这些元帅反对文化革命，他不得不几乎单独依靠林彪。他把他的妻子，亲戚，和文革的星星们放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但是这些人没有军事的经历，因此，他也就不能从军队得到效忠。随着林彪死去，毛泽东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被清洗的领导，这些领导被军队拥戴，这其中就包括邓小平，邓小平不久就重新出现了，毛泽东的第一个让步就是让多数被批斗的官员重新回来。

毛泽东还知道，他的权力依赖运转起来的经济。而他的革命委员会是分裂的，二流的，是不能指望的，他不能让这个国家运转起来。除了重新求助于那些老的，被羞辱过的官员之外，他没有其它选择。

我父亲仍然在米易，但是，他的自1968年六月开始就被扣发的那部分工资又被返还给他。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银行里有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天文数字的存款。那些在抄家中被造反派拿走的属于我们个人的东西又都被返还回来，唯一没有返还回来的东西是两瓶茅台，在中国，茅台是人们最想得到的酒。还有另外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周恩来，现在，他的权力增长了，在着手让经济运转起来。旧的管理体制大部分都得到恢复，生产和秩序得到强调。奖励机制被重新引进，农民被允许干一些家庭副业，科学研究又重新开始。学校在被停办六年之后，又重新开始正常教学；我最小的兄弟，小方，没能及时入学，十岁才开始上学。

随着经济复苏，工厂开始招募新的工人。做为奖励机制的一部分，工厂被允许给它们职工的被送到农村的孩子以优先考虑。尽管我父母不是工厂职工，我母亲和机械厂的经理打了招呼，机械厂以前处在东城区的管辖之下，现在属于成都第二轻工业局。他们很愿意招我进厂。所以，离我二十岁生日还差几个月，我永远地离开了德阳。我姐姐还得留在那里。因为，那些到农村后结婚的城市青年被禁止返城，即使是他们的配偶有城市户口。

变成一名工人是我唯一的选择。大多数大学还关闭着，又不能找到其他的职业。与农民从黎明干到黄昏相比，做一名工人意味着一天仅仅需要工作八个小时。在工厂不需要挑重担，我还可以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弄回了我的城市户口，这意味着能从国家那里得到粮食和其它基本生活用品的保证。

工厂在成都的东郊，从家里骑自行车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上班的大部分路程都是沿着丝河河岸骑车行进，然后，再走一点油菜田和麦田之间的乡村土路，最后，我到达一处有破烂围墙的地方，围墙边儿上，这里那里地堆放着砖头和长锈的废钢铁。这就是我的工厂。这是一个相当原始的企业，工厂里有一些机器，机器都是上世纪初的产品。工厂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批斗会，标语，和派别之间的肢体的战斗之后，经理和工程师们又被请回来工作，工厂开始恢复生产机器。工人们对我做了一次特别地欢迎，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父母：文革的破坏使他们渴望旧的管理体制，在旧的体制下有秩序和稳定。

我被分配的工作是在铸铁车间做一名学徒，我的师傅是一位妇女，大家都管她叫“魏婶，”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很穷，她十几岁的时候，甚至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共产党来了，她的生活变了，她特别感激共产党。她入了党，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保皇派的一员，保皇派保护旧的党的官员。当毛主席公开支持造反派的时候，她的那帮人给打得投降了，她被用刑。她的一个好朋友，一个老工人，也非常感谢共产党，被把手腕和脚踝捆住，平行吊起来（一种叫鸭子游泳的刑罚），他被折磨至死。魏婶掉着眼泪给我讲她生活的故事，她说，她的命运是和党的命运捆在一起的，她认为，党被像林彪这样的“反党分子”给毁坏了。她对待我像对待她的女儿，这主要是因为我出生自一个共产党家庭。和她在一起，我感到不安，因为在对党的信念方面，我赶不上她。

大约有三十个男人和女人和我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把泥土装进模子里。发着白炽光的，冒着泡儿的，融化的铁水被吊起，倒进模子里，倒的时候，铁水迸发出一团白热的星星。位于车间上部的吊车嘎吱作响，响动惊心，以至于，我总是担心，盛着滚开铁水的坩埚会从上面掉下来，掉到下面的人堆里面。

我，作为一个铸铁工，干的活又脏又累。因为干把土填进模子这个活儿，我的胳膊都肿了，但是，我干劲儿十足，因为我天真的相信，文化革命就要结束了，我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工作，要是德阳的农民看到我这般热情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吃惊的。

尽管我有了新近才找到的热情，一个月后，令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要被调换工作了。一天干八个小时填土这活儿，若长此以往的下来，我会吃不消的。因为他们对我父母的好意，他们提供给我好几个工作供我挑选---车床操作手，吊车手，电话接线员，木工，或者电工。我在后两者之间犹豫着。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做一名木工，创造出可爱的木质东西来。但是，我知道，我没有一双巧手。做一名电工，我会很荣光，因为，我是工厂里唯一一个女性干电工这活儿的人。在电工班，曾经有过一名妇女，但是，她已经调到另一个岗位上去了。她总能吸引很多羡慕的目光。当她爬到电线杆儿最上部的时候，人们总会驻足赞叹。我立马儿就和这位妇女建立起了友谊。她跟我说了一些事情，这更坚定了我做电工的决心。电工不用非得一天八个小时都站在机器旁，他们可以呆在他们的宿舍里，等着招呼去干某一个活儿，这意味着，我会有自己的时间来阅读。

在第一个月，我五次遭到电击。就像做赤脚医生一样，这里没有正规的培训：这是毛泽东歧视教育的结果。电工班六个男同事都非常耐心地教我。但是，开始的时候，我的水平糟糕透顶。我甚至不知道保险丝是什么。那位女电工送给我一本电工手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书中，但是，我还是把电流和电压弄混。最后，我，因为耽误其他电工的时间，而感到羞耻，我在还不懂的理论的情况下，努力去模仿他们的做法。我做得相当成功，逐渐地，我就能独立地做一些修理工作了。

一天，一个工人报告说，一个分线板的一个开关坏了。我走到分线板的后面来检查线路，我判断，一定是一个螺丝松了。我没有先关掉电源，就鲁莽地把探测笔兼螺丝刀直接伸向了那个螺丝。线板的后面是一个电线，接头儿，和连接点的网络，电压是380伏。一旦进入这个雷区，我就得极端小心地让我的螺丝刀通过一个缝隙，我触到了螺丝，只是，我发现，那个螺丝根本就没有松动。到这个时候，因为紧张和不安，我的胳膊开始稍稍地颤抖。我开始撤回胳膊，我屏住呼吸。正好是在撤到边沿的时候，也正是我要松一口气的时候，一串串电击的震颤通过我的右手，并且向下直通到我的脚上。我蹦到了空中，螺丝刀从我手中滑落。螺丝刀触到了分线板入口处的一个接头儿上。我瘫倒在地上，我在想，要是螺丝刀再早一点儿滑落的话，我可能就被电死了。我没有告诉其他的电工，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他们还得继续带上我，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干活。

我习惯了被电击。也没有人对电击大惊小怪，一个老电工告诉我说，在1949年以前，当工厂私营的时候，他得用手背来测试电流。只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厂才必须得买电笔。

我的宿舍有两个房间，大多数电工在没有人招呼他们出去干活的时候，就会在外面的那间屋子里玩纸牌，而我则在里面的屋子读书。在毛泽东的中国，如果不加入到你周围的人群当中，你就会被批判为“脱离群众，”起初的时候，我对自己只管自顾自地读书感到不安，所以，一有其他的电工走进来，我就会放下我的书本，尝试跟他聊天儿，我聊天时显得笨嘴拙舌。因此，他们就很少走进来了。对我的怪癖，他们并不反感，对此，我感到莫大地宽慰。甚至于，为了不打扰我，他们会自动消失。因为他们对我这么好，以至于，我会自愿地干尽可能多的修理活儿。

电工班的一个年轻电工，叫戴，文革开始前曾读过高中，它被认为是受教育最多的人。他是一个很棒的书法爱好者，他还能玩几种乐器。玩得很娴熟。我被他吸引，早晨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他背靠在电工宿舍的大门上，等着和我打招呼。我发现自己经常拜访他。早春的一天，在干完维修工作之后，我们靠在铸铁车间后面的草垛上来打发午饭中歇儿的时间，我们享受一年当中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麻雀在我们的头上啁啾，它们在争抢稻草上残留下来的米粒。干草散发着阳光和泥土的芳香。我喜出望外的发现，戴和我一样也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我们可以像古代中国的诗人一样，运用同一韵律来为彼此作诗。在我这一代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弄懂或者喜欢古典诗歌。那天下午，我们赶回去工作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但是，没有人批评我们，其他的电工只是朝我们微笑，笑容里面很有内容。

不久，在我们离开工厂，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数着分钟，急着要一起回去。我们寻找每一个机会来接近对方，摩挲对方的手指，感受亲近的激动，闻对方的味道，寻找理由被对方伤害，---或者逗笑---被对方闪烁其词的话语伤害或者逗笑。

然后，我开始听到闲话说，戴配不上我，这种不赞同部分是因为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我被认为是特别的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工厂里唯一的一个高干的后代，确实是这样，我是唯一一个大多数工人以前都不可能接触到的人。这里有很多关于高干子弟狂傲和被惯坏的故事。显然，我来得很令人惊奇，一些工人似乎觉得，工厂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上我。

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来反对戴，那就是，戴的父亲曾经变成国民党官员。曾经在劳改营劳改。工人们确信，我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不能因为和戴有关系而被“拖累到不幸”的境遇当中。

实际上，完全是出于偶然，戴的父亲才变成一个国民党员。1937年，他和两个朋友正在路上，他们要去延安加入共产党，抗击日本。他们都快到延安了，这时，他们被国民党的一个封锁哨给拦住了，国民党官员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而不要加入共产党。在两个朋友坚持要去延安的情况下，戴的父亲决定加入国民党，他想，加入哪支中国军队并不重要，只要它抗日就行了。当国内战争重新开战的时候，他和他的两个朋友站在了两个不同的对立面。1949年之后，他被送进了一个劳改营，而他的伙伴却变成了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军官。

因为这个历史的意外事件，在工厂里，他被讥笑说，他来“缠”我，是不知道自己的地位，甚至说他是一个小爬虫。从他没精打采的脸上，从他的苦笑中，我能够察觉，他被这些讽刺的闲话给刺痛了，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们只是通过我们诗歌的朦胧来暗示我们的感情。现在，他不再为我写诗了，他失去了他起初和我建立友谊时的那种自信。在私下里，他对我采取一种克制和憨实的态度。在公众场合，他试图抚慰那些不赞同他的人，他会很笨拙地试图向他们表示，他对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表现如此没有尊严，以至于，我会情不自禁的感到被激怒，而不是感到伤心。我在特权的环境中长大，我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尊严是一个奢侈物，对于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来说，尊严是很难获得的。我不欣赏戴的矛盾做法，也不欣赏这样的事实：他不能对我示爱，因为怕毁掉我。逐渐地，我们变得疏远了。

在我们相识的四个月当中，我们谁都没有提到“爱”这个词。我甚至，在内心，镇压着爱的感觉。人们永远也不能放飞自己，是因为考虑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上。像戴那样，被拴在“阶级敌人”的家庭背景之上，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潜意识的自省，我从未痴狂地爱过戴。

在这段时间里，我母亲停止服用可的松，她一直在接受中医治疗，治疗她的硬皮病。我们搜遍了农村市场来寻找为她开的处方中的稀奇古怪的药物成分---龟壳，蛇胆，和食蚁兽的鳞片。医生建议说，天气一转暖，她就应当去北京看顶级专家，既要治疗子宫出血，又要治疗硬皮病。作为部分对她遭受苦难的补偿，当局提出要给她派一个陪床的人。我母亲问，我是否可以去。

1972年四月，我们出发去了北京，我们和家里的朋友住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和这些朋友联系了。我母亲在北京和天津看了几个妇科专家，专家在她的子宫里诊断出一个良性肿瘤，建议她做子宫切除手术。同时，他们说，要是她好好休息，并保持乐观的话，她的出血可以得到控制。皮肤病专家认为，她的硬皮病可能是局部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个病就不是致命的。我母亲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第二年，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硬皮病保持在局部。

我们拜访了我父母的很多朋友。我们去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在被平反昭雪。有的刚刚从监狱出来。茅台，还有其他宝贵的美酒在自由的流淌着，就像激动的眼泪。在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或更多成员因为文革而死了。一个老朋友的八十岁的老母亲从高处掉下来摔死了，那个高处是她不得不爬上去睡觉的地方，她的家人被从公寓驱赶出来。另一个朋友在看见我的时候，使劲儿地忍住眼泪。我和他提起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要是活着的话跟我同岁。她和她的学校一起被送到一个与西伯利亚交界的破地方。在那，她怀孕了。她吓坏了，就请一个小巷里的接生婆给出主意，接生婆在她腰间绑上麝香，让她从墙上跳下来，把孩子打掉。她因为大出血而死掉。悲剧的故事在每个家庭都发生过。但是，我们也谈论希望，我们盼望前面是更加快乐的时光。

一天，我们去看唐，唐是我父母的一个老朋友，他刚刚被从监狱放出来。他曾经是她从满洲里去四川那次长征的上司，他后来成为公安部里的一位局长。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指控是俄国间谍，因为曾经由他主管在毛泽东的住所安装磁带录音机---显然他是在执行命令。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被认为是如此珍贵，以至于，每句话都得被保存下来，但是，毛主席讲方言，他的秘书发现方言很难懂，有的时候，方言的录音带就被送到房间的外面去。1967年初的时候，唐被逮捕，被送到一个关顶级人物的特殊监狱，秦城，他戴了五年镣铐，他被独立关押。他的腿像火柴棍，然而，他臀部以上的身体却肿胀得了不得。他的妻子被强迫来批斗他，她把他们孩子的姓氏改成她的姓，以此来表明他们和他永远地断绝了关系。他们家里东西的大部分，包括他的衣服，在抄家中都被拿走了。因为林彪的倒台，唐的一个保护者，林彪的仇敌，重新掌权，唐被从监狱释放。她的妻子被从北方边界地区的营地召唤回来与他团聚。

在他被释放的那天，她给他带来了新衣服，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应该只是带给我物质的东西，你应该带给我精神食粮（意思是毛主席的著作）。”唐在五年的独处时间里，除了毛主席著作，他什么也没有读过。当时，我住在他们家里，我看见他每天都在强迫他的家人读毛主席的文章，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从他的严肃表情里我感到最多的是悲剧，而不是滑稽。

在我们的拜访过去几个月之后，唐被派到南方监管一个港口的案子。长时间的监禁已经使他不适应指挥工作，不久，他得了心脏病。政府派了一架专机把他送进广州的一家医院。医院的电梯坏了，他坚持要走上四楼，因为，他认为，让人背着上楼违背共产党人的道德。他死在了手术台上。他的家人没有在他身边，因为，他留下话说，“他们不能中断他们的工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