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李达校长故居

李达校长在文革初期含冤去世至今已整整四十年了，老人家的英名与业绩永远存在于我们这些受过他谆谆教诲的毕业于武汉大学的学生心底。

来到祁阳，我们便怀着对老校长深深的思念之情，去寻访他的故居。约行二十多里山路，便到了他的家乡灌塘口，今属永州市岚角山镇。离故居约二百米，我们所乘的大巴被横在村级公路上空的电线挡住了，开不过去，就只好下车步行。也好，孔子故里不是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处吗？步行前往拜谒故居，也是对老校长的一份应尽的“师礼”！

偏远的山村，田野静静的。山峦无语，云霭低垂。初秋的寒风，吹得人凉飕飕的……不一会，又下起了小雨，浓雾紧锁千嶂暗，西风萧瑟秋水寒。我的心头徒然增添了几分哀戚。

这是一处孤零零的普普通通的农家房舍。前面的小院不过四五平方米。正屋上方的门楣上写有方方正正的“李达故居”四个大字。堂屋里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陈设。正面靠墙根是一座李达校长的半身铜像。从那尊铜像看上去，李达校长表情十分严肃，他紧皱着眉头，似乎还在深深的思索着什么……堂屋的右边是一间陈列室，简要的介绍李达的生平事迹。左边是几间卧室，正屋后面是杂屋间、厨房……

我按照中国的传统礼仪，在老校长铜像面前行了“九叩首”大礼，以示我对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缔造者和创始人之一诚挚的敬意。

这样一位睿智的哲学家，还有什么疑难问题令他深深地陷入沉思，并且百思而不得其解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猜想，其一，他在思索：“我不是地主份子。为什么要宣布我为地主份子？”

李达的祖父李光亮，是一位勤劳检朴的农民，一辈子以种田为生，有二子二女。祖父省吃俭用，让李达的父亲李辅仁读了几年私塾。辅仁成家之后，家里仍以种田为生，但也教蒙馆或做小生意。李达有兄弟辈五人和一个妹妹，他排行第三。家里成分，李达校长一直填写“小土地出租”，《中国近现代史大典》则说出身佃农。我们从这里几间简陋的房舍及其家庭生活来源还有教蒙馆与做小生意等，可能也有自己种不了的土地出租，感到土改时定为小土地出租是恰当的。我们问及当地的农民，也证实李校长家庭系小土地出租成分。

文革开始那年的5 月19日，突然宣布：武汉大学揪出了由李达等组成的的“三家村”，这是继北京的“三家村”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三家村”，李达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的总后台。7月16日，经有关方面安排，由所谓“贫下中农代表团”来到武汉大学，控诉李达的家庭是地主，在当地剥削贫下中农，还栽诬李达曾向佃户收租……李达面对这种无端的批斗，心里十分的愤怒，申辩说：“我家是小土地出租，不是地主。”也就在这个时候，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就拟向已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了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一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应立即清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但这位省委书记鉴于毛泽东与李达有几十年的风雨交谊，所以他虽然每天都能见到毛泽东，却没有“蚍蜉撼大树”的勇气，故始终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这份请示报告。然而，他要把李达打为地主分子的决心是下定了的，就在7月18日毛泽东离汉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7月17日晚上，他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份子李达党籍的决定》，这就是李达被定为地主分子的由来。我们心地善良的伟大哲人，怕是怎么思索也是弄不清这个由来的吧！但不知那时真的将这份请示材料呈报给了毛泽东，我们老校长的命运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也难说啊！？

我猜想，其二，他在思索：“我一生奔走呼号、宣传马列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历史清白的……”

也是当时的那个省委书记早在宣布武汉大学有一个“三家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妄图把李达的历史塗黑的勾当。1966年4月21日—23日，他在一份材料上加批的按语中写道“李达同志的历史不光荣的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那里？”

李达校长的历史咋的不光荣？一九四九年以前他在那里？如果是换成一般名不经传的人，其历史也许是可以任意涂黑于一时的。然而我们李校长瑰丽无比的人生，世人皆知，应该说是任何抹黑都是徒劳的。

李达校长出生于1890年。6岁上私塾，15岁考入永州中学，1909年考入北京市优级师范，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留日官费生，东渡日本留学。1920年8日，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任小组理论刊物《共产党》主编，同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就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成立不久，李达致信毛泽东，请他在湖南成立同样的共产党小组，并给毛泽东寄去《劳动者》、《共产党》杂志，及《共产党宣言》等资料。毛泽东经过精心筹备和严格物色，第一批先找来主张布尔什维主义的何叔衡等6名新民学会的会员，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成立了长沙共产党小组。1921年，由李达和夫人王会悟向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东京寄发通知，邀请各地派代表12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会务也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一手操办。因当时正放暑假，王会悟找到法租界白尔路385号博文女校董事长王宗汉和校长黄兆南，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学校一些房间作为代表住处。有的房间有简易的木板床，有的房间则只在地板上铺了草席，大家席地而寝。会议移至王会悟家乡浙江南湖，也是由王会悟联系，并安排代表分两批乘车去嘉兴。在南湖船上开会，王会悟则扮作歌女模样，坐在前舱放哨。在党的“一大”会上，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工作部书记，李达为宣传局主任，张国涛为组织局主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寓所召开。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是书房和寝房，楼下是寓所的小客堂，“二大”就在此举行。后来，李达因与陈独秀在当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他脱离党的组织离开了上海。1922年11月，应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自修大学任校长，并主编校刊《新时代》，1923年，自修大学被反动军阀赵恒惕封闭，李达先后在湖南法政大学，以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先后到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高等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社会进化史》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32年5月，李达应邀上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泰山讲课3个月，对冯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冯玉祥以师礼事之。后来，在读书旧址，冯还立碑纪其事，刻其手书曰：“不信辨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矣。”次年1月1日，日军占领山海关，李达受党组织的委托，到张家口再次对冯玉祥进行抗日宣传，说服他联共抗日，促成冯玉祥树起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1934年，在党的领导下，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成立“中华民族武装委员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李达、郭沫若等是带头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1937年，李达出版《社会学大纲》，这是一部完整的马克思主义集大成的巨著。这部书的出版，不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仅见的，而且在同时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不多的。李达将《社会学大纲》寄至延安，毛泽东在戎马倥偬之中，极仔细地阅读了十遍，且在书上作了一万多字的批注。此书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毛泽东称这部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还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读这本书，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这本书。

李达是国内外负有盛名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30年代称他为“真正的人”，50年代又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写道：“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成绩之佳；影响之大，也首推李达”。我国一些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则称赞他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吕振羽），“我国哲学界泰山北斗”（杨献珍），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侯外庐）。张霞主编的《当代中国十哲》一书，则把李达排在第一位。

湖南解放前夕，李达和湖南地下工委紧密配合，向程潜的高级幕僚和亲属作和平起义的思想动员工作 ，又向毛泽东汇报程潜和平起义的意向，从而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初，毛泽东曾三次电报指示中共地下华南局护送李达来解放区。并通过地下交通给李达带信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经营。”但那时他因病未能成行。

1949年4月，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的安排下，由陈力新、李梅彬护送离开长沙，经广州，香港，朝鲜仁川折返天津于5 月14日到达北平。他作为毛泽东的客人，被安排在北平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等人到他的住处看望，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为他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刘少奇会见了他。

5月18日，毛泽东在下榻的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两位阔别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共睡在一张硬木板床上彻夜长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达始终坚持并卓有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欢迎李达重新入党，并表示他本人可以作其历史见证人。于是这年12月，李达由刘少奇、林伯渠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李达在离开党组织26年后，回到了他曾经参加艰苦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这就是李达校长1949年以前的历史。人生有这样光荣辉煌瑰丽的历史，试问怎么说不光荣？！1949年以前在那里还需要回答吗？

我猜想，李校长双眉紧蹙。其三，是他在思考：“我和毛泽东有过争论，也有过意见分歧，但争论是为了探明真理。我曾心悦诚服地诠解毛泽东的《实践轮》、《矛盾论》，宣传毛泽东思想。”

李达与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到武汉，常住珞珈山下的东湖宾馆，李达和毛泽东两人必定要在東湖宾馆晤面并畅叙友情。他们的友情自上海党的“第一大”结识开始，是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应毛泽东之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等，经长期相处积累而形成的。李达比毛泽东大三岁，号鹤鸣；毛泽东，字润芝。他们见面常以字号相称。建国后，两人第一次在武汉东湖宾馆见面，李达想改称“主席”，毛说：“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指一大中央宣传局主任？）？你过去不是叫我润芝，我叫你鹤鸣兄，我们还是继续这样称呼。”

私交甚笃，两位老朋友也有争论，也有意见分歧。

1958年10月，毛泽东到湖北视察，当时正是湖北那位省委书记大吹孝感放高产卫星，麻城放高产卫星，粮食亩产从“万斤”直放到“三万斤”（湖北麻城县麻溪乡早稻亩产3.69万斤，花生亩产一万斤）的时候。李达到东湖宾馆毛的下榻处会见他。李达问：“润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毛答：“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都能做到，就不科学了。”李达说：“现在不能谈两重性，在现在人们头脑发热的情况下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客观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是无限大的。”毛泽东说：“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两人争执不下，谁也不让。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出来打圆场，说：“快吃饭了，吃了饭再谈。”李达愤愤然说：“我不吃饭。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胡说乱吹，头脑发烧。主席头脑发热了一点，下面就会烧的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润芝你信不信？！”此时，毛泽东虽然很激动，但还是控制住自己，语气缓和地说：“你说我发烧，我说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

在返回珞珈山的汽车上，李达对送他回家的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写的多好啊，现在是一党之主，一国之首，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的国家要大祸临头了。他说斯大林三七开，我看他自己将来如何开？”梅白送走李达回来，毛泽东问：“鹤鸣兄路上说什么？”梅白如实以告。毛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了，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多和他谈谈。”又说：“我们两个老家伙见面就吵架，对你们后辈影响不好啊！”

1959年7月，李达带领助手肖楚父、陶德麟在青岛写作。一天，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到他的住处看望他，向这位老朋友透露了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上反右倾的情况，他听后如雷轰顶，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本应该反左，怎么反右来了。”送走肖将军，他对两位助手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功劳很大，品德高尚，这些人会反党？不可能，党内出了怪事。”后来，有人约他写“反右倾”的文章，他心灰意冷。说：“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正是由于他对反右倾冷漠，所以，有人指责他思想右倾，他也不予理睬。

1964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直接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哲学界有些人纷纷参战。他作为中国哲学会的会长，却无动于衷。有人登门约他写篇表态文章，他坚持说：“这种文章我不能写，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等同性）本是唯心论，怎么现在人们说是唯物论！”1987年，92岁高龄的杨献珍曾深情地说：“当时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论的只有李达和我等少数几个人，在那样的形势下，李达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真是卓卓如鹤立鸡群，可亲可佩。”

在人们的印象中，李达老校长总是温文尔雅，平实谦和的。但是，他服从真理，严守原则，刚正不阿，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与陈独秀争吵脱党，与毛泽东那次论争，对反右倾冷漠、拒绝写文章等，这些都是他独立不阿、高尚人格精神的体现。

他曾详细诠释了《实践论》，写了《实践论浅说》，又诠释了《矛盾论》，写了《矛盾论浅说》……他还准备撰写《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浅说》以及毛泽东交给他的写作任务《唯物辨证法大纲》及其他一些论著。由于文革动乱竟致他于死地，使他没有可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和论著留传后世，让他抱恨终天。

刘少奇同志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现在祁阳建有李达故居和李达生平事迹介绍陈列室，武汉大学建有李达塑像……李达的辉煌人生和壮丽事业是永垂不朽的！

樱花雨写于2004年载散文集《岁月印痕》 此文 〔原载武汉大学《校友通讯》2013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