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一个路遥就够了

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文革。

他从一个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造反派“红四野”的头头。他给自己刻了个斗大的印章，带着一拨儿头脑发热、精力过剩的小青年，在城里呼啸而过，抢了延川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县银行的大门。

这些激进、冒进行为多少释放了他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卑、屈辱情绪。但这也成了日后反噬他的“原罪”。

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家人给他取名“王卫国”。到他八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贫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说带他去延川县郭家村的伯父家走亲戚。母亲一早特地给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歇脚之后，父亲说第二天一早要去县上赶集，下午就回。八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遛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他的眼泪刷刷往下流，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自己从一个八岁的孩子拉扯成了一个大人。

他个性独立，有主见，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干部子弟们吃甲菜，他常常连丙菜都吃不起。在一个敏感的十多岁孩子的眼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悬殊分化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飞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余生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满足和填补。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

“哪一个本地女子能供我上大学”

1968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但很快，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写。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书记同情这个心气高的孩子，1969年冬，将他选送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

在此期间，他与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热恋。林虹来自清华附中，漂亮，出众，是文艺骨干。他们在下雪天一起延着河床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因为林虹，王卫国开始喜欢穿红色衣服，曾取笔名“缨依红”，后改为“路遥”。

1970年春，全国开始自上而下整肃造反派，路遥涉嫌在武斗中打死对立造反派“红总司”头头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绝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爱情露出峥嵘、斑驳的底色。

在一天夜里，他走到郭家村的一个水潭，但最后“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那一刻仿佛神迹显现，痛苦像灰霾一样散去，食物暂时疗愈了内心。

在林虹之前，有延川本地的姑娘曾向他表白。他支吾道，我其实是农民、地里的活十有八九不会干。姑娘率性地说：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待着。把他惊得哑口无言，慌不择路离开。

路遥后来和朋友、作家海波谈到婚姻，海波问他：为何不找个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拣？他有点生气：“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路遥将自己的婚恋观投射进小说《人生》里。高加林虽然心底深爱着刘巧珍，但为摆脱命运，仍选择了干部家庭出身的黄亚萍。

“想要突围”的心情

失恋之后，路遥跑到好友曹谷溪那里痛哭了一场。

曹谷溪大路遥八岁，延川县小有名气的诗人，文革时因支持“红总司”，被路遥派人抓进监狱。后两人握手言和。

1970年夏，曹谷溪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调路遥到通讯组培训。在通讯组，路遥遇见了日后的妻子林达。林达性格单纯，文笔好。其父亲是归国华侨，曾担任廖承志秘书。与路遥恋爱后，林达特地去见了与她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的林虹，据说林虹大哭一场。

1973年夏天，各公社开始向高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路遥再次因为“白振基”案，先后被北师大和陕西师大中文系拒绝。在延川县文教局和县委的努力下，重新核查此案，证明白振基在4月18日早上已死亡，与路遥无关。

1973年秋，路遥得以推迟一周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他个头不高，看着敦实厚道。入学那天，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长制服，挎黄帆布背包，“匈奴须”被仔细刮掉，脸青亮青亮的，嘴角透着微笑。他凭出色的组织能力，全票当选班长。

林达每月38块的工资，大部分支援了路遥，剩下的维持自己简朴的日常生活。在后来路遥病危时，许多人虽然对林达心有指摘，但从未有人怀疑她这一生为路遥做过的牺牲。

1977年路遥毕业，留在《陕西文艺》（后来的《延河》杂志）当编辑。林达在延川县委宣传部任干事。

一年后，1978年1月25日，两人结婚。婚房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窑洞门口贴个“喜”字。路遥穿了件蓝衣服，戴顶蓝帽子，两人扭扭捏捏，隔得老远。1979年，女儿路远降生。

这时候的陕西作家群，人人都憋着股子劲儿，要拿出好作品来。

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

那时的路遥很苦恼，“想要突围”。他于1978年写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被所有刊物退稿。

在最后投《当代》时，路遥对朋友说，“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烧了之”。但没多久，他就收到《当代》打来的、邀他去北京改稿的电话。

小说《惊心》在《当代》1980年第三期头条刊发。之后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1980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

《延河》诗人闻频回忆，一个礼拜天，路遥从前院急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紧紧拥抱了他。

抽好烟，是心理需求

1981年夏，路遥住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写作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人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昼夜不分，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深更半夜在招待所内转圈，以致招待所的人怀疑他神经错乱。

路遥喜欢把自己投入这种如同炼狱一般的情境，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把身体和心都放得低低的，把生命填得满谷满仓，富饶丰盈，这是他的基本人生观。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路遥父亲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公安局抓到拘留所。其实也是公家人欺负他家在“门外”不站人。路遥辗转托好几层关系向清涧县委书记说情，路遥父亲才得以释放。

权力，在城乡现实里所显示出的无往而不利的实用属性，以及底层农民对它的垂涎膜拜，深深地植根在路遥的精神里，多少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行为。

仅二十多天后，《人生》完稿。路遥特地到陕北着名的道教圣地白云山道观中抽了一签，显示“鹤鸣九霄”，大吉。

《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刊发。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2年11月推出单行本。火爆程度超出想象。

出版社首次印刷13万，很快脱销。第二版12.5万，一年后加印7200册，总数将近26万册。

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七八个电视台要改电视剧，传达室的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路遥常常刚接完电话回到家中，一只脚还没落定，又要转身接下一个电话。年轻人把他奉为“人生导师”，一些失意青年，规定他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

1983年，小说获中国作协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因创作成绩突出，1983年，路遥成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驻会专业作家。

1985年3月，36岁的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一起，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但是，路遥的生活窘迫也超出人的想象。他穷得叮当响，凑不齐去北京领奖的路费。

路遥好烟，而且抽好烟，每天两包。一百多块钱的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再加上还要接济农村的穷亲戚，赡养农村的两双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海波曾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路遥不同意，认为抽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抽好烟，“有扞卫其强大自尊心的一面，这毫无疑问”。

最后，领奖日期临近，弟弟王天乐在外借了500元，火速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

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1983年春夏之交，路遥已经功成名就时，他决心再次把自己投进“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写一部浩瀚的长篇小说。

经过两年的前期资料储备，1985年秋，路遥带两大箱书籍和资料，十几条香烟，两罐雀巢咖啡，到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医院开始写稿。在弟弟的张罗下，矿医院为他安排了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塑料沙发。

矿上生活艰苦，没有蔬菜，鸡蛋，豆腐都难买到。路遥中午起床吃馒头、米汤和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

12月上旬，完成第一部的初稿。路遥怀抱着二十多万字的手稿，赶在元旦之前回家看望女儿路远。他与妻子林达的夫妻关系已是强弩之末。两人无论家庭背景，还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差得太远。

许是小时候遭受的饥饿之苦仍在心头作祟，他在物质上对女儿绝不克扣，女儿要啥，他就买啥。

他曾借钱女儿买了一架很贵的钢琴，但最后也没用上，只得搁在家里的角落。女儿春游要吃三明治，他跑遍了西安，最后在凯悦酒店花60元买了两块。这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它该不会是金子做的吧？”看见的同事问。

1986年初，路遥把第一部初稿给了《当代》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青年编辑周昌义。周昌义后来回忆，他在西安期间，常有人问：看路遥的稿子吧？神色古怪。

“好似许多人都不看好路遥的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

但事实上，周昌义也不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没有悬念，没有意外，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之后，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19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要不写点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仿佛就没有资格谈论文学。

路遥悲愤对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

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12月，由文联公司出版。

1987年夏，等到路遥写完第二部，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花城》也不愿发了。转由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刊发。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像“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只能用腿、膝盖的微小力量，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每吸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全身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打雄伟的呼噜。

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后，王天乐陪他急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必须立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

但路遥并不这么想。他去了趟榆林，找一位曾给王震、陈永贵看过病的老中医张鹏举。

经过张鹏举的调理，病情稍微好些之后，1987年10月下旬，路遥又开始了第三部的创作。

朋友白描说，路遥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病恹恹虚弱的印象，因此他不愿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

厚夫则说：“他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样留下半部书，留下人生的遗憾。”他同时认为，路遥的身上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弟弟王天乐在路遥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一直陪在他身边，路遥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苦难、殉道、“牛马般的劳动”，这是路遥为自己设定的人生。在贫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内心，需要一种崇高的、悲剧性、毁灭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烧自己。

路遥也改变了弟弟王天乐的命运。他写作成名之后，将勤奋、有思想的弟弟招到铜川矿务局当采煤工人，又把他调到《延安日报》当记者。

“田晓霞死了”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地点在榆林宾馆，条件比之前强很多，能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洗热水澡。

他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

有一天，正在洛川县采访的王天乐突然接到《延安日报》社转来的电话，让他速去榆林。洛川离榆林三百公里左右，需要一天时间才能赶到。等王天乐心急火燎赶到，路遥哭着对他说，田晓霞去世了。王天乐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田是作品中的人物，孙少平的女朋友。他又急又气，劈头盖脸数落了路遥一顿。

又一次王在黄河壶口采访，路遥的电话又追来。原来是他的咖啡和烟用完了。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没有，又不能找人代买。王天乐只好托朋友找到榆林的一位领导。领导很热情，先拿来十条“恭贺新禧”，五瓶咖啡，并叮嘱每月送一次，经费由榆林财政出。

1988年1月27日，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

两个月后，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编辑叶咏梅是在一年前坐电车时偶遇路遥，才拿到了这本书。叶咏梅不知他的病情，根据播出需要，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

路遥决定到他的风水宝地，《人生》的写作地——甘泉，完成他第三部最后的定稿工作。

5月25日，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一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腿不停抽筋，常常从梦里惊醒，心脏剧烈搏动，跟随时会昏过去一样。

写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苍老消瘦的自己，泪流满面。

6月1日，路遥在王天乐陪伴下到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的小说稿。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

像干渴的夸父

虽然《平凡的世界》不断地受到评论界的质疑，但它受到了大众前所未有的欢迎。

1991年初，作家白烨提前得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他马上去给路遥打电报：“大作获奖，已成定局”。

当天下午，路遥在家里坐卧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里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白烨发来的喜报。

他兴奋得要跳起来，第一时间找到王天乐，告诉他获奖了，排名第一。两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此时，除了女儿，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早在路遥写完第二部，身体面临崩盘之时，妻子林达就已提出离婚。王天乐也劝他结束有名无实的婚姻，但路遥以女儿为由没有同意。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揭晓矛盾文学奖的结果。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委托陕西电视台新闻部，采制一条反映路遥深入生活的三分钟新闻片，供《新闻联播》播出。

身无分文的路遥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领奖的路费，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乐凑齐了五千元赶到火车站，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拿奖之后回到西安，贾平凹来向他庆祝。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贾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

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路遥是拟定的主席人选。

他跟朋友们敞阔地聊天，到兴头上，信誓旦旦：作协要成立一个公司，五个委员会，每年搞一次大奖赛，报名费就能挣不少。

朋友们问及下一部作品，他看了朋友一眼，一字一句地说：你小看我，这次，我不仅要在国内获奖，还要拿国际大奖。

也有不可对人言的难堪处。他与妻子林达已达成离婚协议，林达放弃一切回北京联系工作调动。

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被林达接到北京外婆家过暑假。路遥开始装修作协新批给他的一套新居，自己搬到对门的朋友家住。这一段时间，人们常看见他坐在作协门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作协会员证坐火车到他熟悉的延安，肝疼剧烈，病倒在延安宾馆。

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陕西省委在7月份已正式拟任他为作协陕西分会主席，但结果还没有最后公布。

但消息传开，省委很快派人来，安排他住进省城的西京医院肝病治疗中心。厚夫曾去医院探望，见他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像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妻子林达已在北京的中国新闻社上班。

虽然有医院的全力抢救，1992年11月17日早晨8点20分，路遥去世，享年43岁。林达于18日晚飞回西安，处理丈夫的后事。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