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9)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小黑同情那位女士，但是，要娶她却是另一回事。但是，他该怎样拒绝政委呢？他不能找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爱？爱被认为是和“阶级感情”紧密相连的，谁还能比一个共产党女英雄应该得到更多的阶级感情？说他不认识她也不能让他摆脱困境。在中国，很多婚姻都是党安排出来的结果。作为一名党员，特别是想成为一名军官的党员，小黑被期待说：“我绝对服从党的决定！”他非常后悔，他说了他没有未婚妻。政委在继续谈这桩婚姻的好处：立即被提升为军官，被作为一位英雄宣传，是一名全职的护士，还有大量的生活补贴。在政委说话的时候，小黑的大脑在飞速的运转着，他得想个办法对这桩婚姻机智地说no。

政委又点燃一支香烟，并且停顿了下来。小黑在权衡着他说的话。他甘冒风险，询问，这是否已经是党的不可抗拒的决定。他知道，党总是更喜欢人们“自愿。”像他期待的那样，政委说不是：要看小黑的决定。小黑决定蒙混过关：他“承认，”尽管他还没有未婚妻，但是，他的母亲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女朋友。他知道，这位女朋友得足够好，能够击败这位女英雄。这意味着，这个女朋友得有两个特征：好的阶级背景和好的工作----如此说来的话。所以，她变成了一个大军区司令的女儿，并且在军队医院工作。他们才刚刚开始“谈恋爱。”

政委退却了，说，他只是想看看小黑觉得怎么样，他没有强迫他成亲的意图。小黑没有受到惩罚，之后不久，他就变成了一名军官。负责指挥一支电台通讯班。一个出身农民家庭的年轻人过来娶了那位残疾女英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同时，毛夫人和他的同伙重新集结力量，阻止国家运转。在工业方面，他们的口号是，“停止生产本身就是革命。”在农业方面，现在，他们开始严厉干预，“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变成了“跟在外国人后面闻屁，还说屁是香的。”在教育方面，“我们要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而不要受过教育的精神贵族。”他们让学生再次造老师的反；1974年1月，在北京的学校，教室的窗玻璃，桌椅，就像在1966年一样，又被砸了。毛夫人声称，这个就像是“十八世纪时英国工人砸毁机器的革命行动。”所有这些蛊惑的口号只有一个目的：为周恩来和邓小平制造麻烦，制造混乱。就是要整人，就是要破坏，只有这样，毛夫人和其他的文革专家才有机会“闪亮儿。”在搞建设的行列里面没有他们的地位。

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直在努力试探着打开国门，所以，毛夫人对外国文化发起凌厉攻势。1974年初，媒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批斗意大利导演Michelangelo antonioni，因为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尽管在中国没有什么人看过这部电影，甚至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这部电影----或者听说过antonioni。这种仇外行动，在Philadelphia管弦乐队访问中国之后，甚至延伸到贝多芬身上。

自从林彪倒台后，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心情在发生着变化，从希望到绝望，再到愤怒。唯一的安慰是，斗争一直在进行着，那些疯狂的人没有占据最高位置，这和文革最初的那几年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两边儿当中的任何一边儿都不给予全力支持，对周恩来和邓小平颠倒文革，毛泽东表示愤恨，但是，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她的随从却没有能力让国家运转起来。

毛泽东让周恩来继续管理着国家，但是，又让他的妻子攻击周恩来，特别是在一场新的运动当中----“批判孔夫子。”那些口号表面上是批斗林彪，但是，实际上，瞄准的却是周恩来。人们普遍认为，在周恩来身上体现着古代圣贤所提倡的美德。尽管周恩来一直都很忠诚，毫不动摇，对他，毛泽东依然不能听之任之，即使是现在，周恩来得了致命的疾病，胃肠癌症，毛泽东对他也还是这个样子。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认识到，真正地，是毛泽东应该对文革负责。但是，甚至在我的内心，我还没有明确地谴责他。要摧毁一个神是那么的难！但是，从心理上来说，我已经成熟起来了，我清楚，他的名字，对我，意味着什么。

教育是毛夫人和她的阴谋集团搞破坏的前线，因为它不能立马儿对经济造成致命的破坏，还因为对教学的每一步改革尝试都包含着对文革愚昧无知的颠覆。当我走进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我走进了一个战场。

四川大学曾经是八月26的司令部，八月26是唯婷夫妇命令是从的组织力量，因为七年的文化革命，楼房表面伤痕累累。很少见有哪扇窗户没被砸破的。位于校园中部的池塘，曾经以它的莲花和金鱼闻名，现在却是一个恶臭的、滋生蚊子的大坑。从校门延展开来的甬路两旁排列的悬铃树被摧残得七零八落，。

从我走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大学里正在开展一场反对“走后门”的运动。当然了，没有人理会这样的事实，正是文革头头们自己封锁了“前门。”我能看到，在新的“工人---农民---士兵”的学生群体中有很多高干的孩子。实际上，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有关系----农民学生和他们的生产队长或公社书记有关系，工人学生和他们的工厂厂长有关系，要是他们自己不是小官儿的话。“后门”是唯一惯用的途径。我的同学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

每天的下午，还有一些夜晚，我们都得学习人民日报上的晦涩文章，这些文章不是批判这个，就是批判那个，我们还得开展荒谬的“讨论，”在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在重复着报纸上夸张的，愚蠢的语言。除了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日的白天之外，我们一直都得呆在校园里，到星期日晚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返回学校。

我和其他五个女孩共住一间卧房，相对的两面墙边放着三张上下两层的床，两排上下床之间放着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我们就坐在这里做功课。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放洗脸盆。窗户朝向一条敞开的，恶臭的下水沟。

英语是我的主科，但是，我却几乎没有办法学习英语，周围没有讲英语的英国本土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外国人。偶尔地，会请进一个外国人来，这个外国人一定得是“中国的朋友，”但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即使跟他们说说话也是罪过。要是收听bbc或者美国之音，我们就很有可能被投进监狱。除了“工人，”我们不能读到任何外国的报纸，工人是英国的小党---毛泽东共产党的报纸，即使是这样一张报纸也被锁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我还记得有一次，就一次，我们被允许看这张报纸时，我激动的感觉。当我的眼睛落在这张报纸的首页的时候，我的激动感觉就黄了下来，报纸反映的是批孔运动。正在我坐在那困惑不解的时候，一名我很喜欢的讲师从我身边走过，他笑着说，“这张报纸，差不多，只是在中国才有人读。”

我们的教材都是滑稽的宣传。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英语句子是“毛主席万岁！”但是没有人敢从语法上解释这个句子。在中文里，这是一个代表祈愿心情的术语，表达的是一种心愿，或者是一种渴望，指的是“不可能的事情。”1966年，四川大学的一位讲师因为“胆敢说‘毛主席万岁’不是真的”而被痛打了一顿，教材有一个章节写的是一位模范青年英雄，他为抢救一根电线杆跳进洪水里而被淹死了，因为电线杆是用来挂毛主席语录的。

费了很大劲儿，我才从系里讲师那里，从金明那里借到了一些文革之前出版的英语教科书，金明从他的大学通过邮递把书给我寄过来。这些教材包括诸如jane austen，Charles dickens，和oscar wilde等作家作品的节选，还有欧美国家的历史故事。这些书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我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找这些书和试图隐藏这些书上了。

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走近我，我都得赶紧用报纸盖住那些书。这部分是因为这些书的“资产阶级”内容。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不能显得学习忒认真，不能因为读其他同学根本读不了的东西而引起他们嫉妒。尽管我们在学习英语，但是，是政府出钱让我们学英语的---部分是为了宣传，我们千万不能让人看出，我们对我们的学科忒投入：那会被认为是“白专。”按照那个年代疯狂的逻辑，专业好（“专”），被自然地等同于政治上不可靠（“白”）。

我很不幸，我的英语比我的同学好，因此遭到一些“学生官员”的嫉恨，学生官员是最低的一层管理者，他们监督政治灌输的会议，检查他们同学的“思想状况。”我的学科的学生官员多数都来自农村。他们很热心学英语，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半文盲，几乎没有什么天赋。对他们焦虑和挫败的情绪我很同情，我知道他们嫉妒我。但是，毛泽东“白专”的概念使他们觉得他们的短处反而是他们的长处，并且“白专”概念给他们的嫉妒挂上了政治上的体面，给他们一个恶毒的机会来让他们发泄怒气。

不时地，一个学生官员会要求与我“谈心，”我们学科党小组的头儿曾经是一个农民，他叫明，他曾经参过军，后来成为一名生产队长。他是一个很穷的学生，他会给我上课，上很长，很正经的课，课的内容是关于文化革命的最新发展情况，关于“我们工农兵学员的光荣任务，”关于我们需要“思想改造。”因为我有“缺点，”所以我需要这些谈心，但是明从来都不直奔主题。他会让批评悬在半空当中---“群众对你有不满，你知道他们的不满是什么吗？”---然后看我的反应。最终，他会透漏一些指控。有一天，一个不可避免的指控就是，我是“白专，”另一天的指控是，我是“资产阶级，”因为我没有努力去争取机会扫厕所，或者没有为同志洗衣服---都是强制去做的好事。还有一次，他说出了他令人憎恶的目的：他说，我没有把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辅导我的同学身上，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赶上我。

还有一个批评，是明哆嗦着嘴唇对我提出来的（显然，他对此感觉强烈），那就是，“群众汇报说，你很傲慢，你脱离群众。”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要是你不掩盖你喜欢独处的愿望，人们就会断言，你看不起他们。

比学生官员高一个级别的官是政治辅导员，他们也一样，几乎不懂英语，或者根本不懂英语。他们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不时地，我得向管我的年级的辅导员汇报思想。在每次汇报之前，我都要在校园里徘徊上几个小时，以鼓足勇气敲他的门。尽管，我相信，他不是一个魔鬼一样的人，但是，我还是挺害怕他的。但是，让我最害怕的还是他那些不可避免的，啰嗦的，模棱两可的指责。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沉醉在弄权的感觉里面。我得看上去很憨厚，很真诚，得向他保证说，我什么都不是，也没有意图想做什么。

当我一个人相对独处的时候，我开始怀旧，想念在农村和在工厂的生活。因为毛夫人对大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大学被控制得也就紧得很多。现在，我是从文革中受益的人当中的一员。没有文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永远都上不了大学。

一次，我的年级的一些学生被赋予了一项工程，编写英语缩略语词典。系里认为，现存的那本词典是“反动”的，因为，一点也不惊奇，与那些被人广泛接受的原始词汇相比，词典里有太多“资本主义”的缩略语。“为什么罗斯福有一个缩略语---fdr---而毛主席没有？”一些学生愤怒地发问。非常庄严地，他们搜索能够接受的词条，但是，最终，他们还得放弃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合适的词条。

我发现这个环境令人难以忍受，我能够容忍无知，但是却不能容忍颂扬无知，更不能容忍无知占据统治地位。

我们经常得离开学校，去做一些与我们学业无关的事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学到东西。”我们想要学到的真正的东西是，典型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们是从“在农村学习”开始的，1973年10月，我一年级第一个学期的第一周，整个大学被打发到成都郊区的一个叫腾龙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中国的一位副总理的一次来访的牺牲品，这位副总理叫陈永贵。他以前是一个叫大寨的生产大队的领导，大寨在山西省，山西是多山的北方省份，大寨成了毛泽东在农业方面竖起的典范，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大寨依靠的是农民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物质刺激。毛泽东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就不在乎，大寨喊叫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欺骗。当陈副总理访问腾龙山的时候，他发表评论说，“啊，你们这里有山，想象一下，你们得能开垦出多少片田地来呀！”似乎这里覆盖着果园的肥沃山包就和他的出生地村庄的秃山一样。成群的大学生轰炸了这些向成都供应苹果、李子、桃、和鲜花的果园。我们用手推车，用扁担，从远处运来石头，用石头垒建栽种水稻的梯田。

在这样的活动中要表现出热情，这是强制性的，这和毛泽东号召起来的所有运动一样。我的很多同学都这样干活，他们一边儿干活儿，一边儿嘶喊，以引起别人注意。我被认为是缺乏热情。这一部分是因为，我要费很大劲才能隐瞒我对这项活动的反感，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甭管我消耗多少能量，我都不容易出汗。那些挥汗如雨的学生，在每天晚上的总结会上，总是会得到表扬。

当然，我的大学同学都是想多干活，而不是讲效率。他们塞进地里的雷管很多都没有爆炸，也只能这样了，因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我们垒起的围绕台地边缘的石墙不久就垮塌了，我们干了两周活儿，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山坡成了一片荒地，上面布满了爆炸的弹坑，水泥凝结成无型的块儿块儿，还有一堆一堆的石头。几乎没有什么人关心这样的局面。整个事件最终成了一场秀儿，一出戏，---毫无意义的开头意味着毫无意义的结尾。

我厌恶这些行动，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整个生命，被用来玩粗陋的政治游戏。让我极其愤怒的是，在1974年底的时候，我被送进一支部队里去，这一次又是和整个大学一起去的。

从成都坐卡车走几小时就可以到达营地。营地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营地的周围是稻田，桃林，和竹林。但是，我们在那里呆了十七天，我们感觉就像呆了一年。每天早上的长跑，我总是感觉喘不上气来，在假想的“敌人”的射击面前，我们得卧倒，得爬行，我被搞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我们得连续几个小时端着步枪对着靶子瞄准，或者连续几个小时练习投掷木质手榴弹，我都快累死了。我被期待着，我对所有这些活动表现出热情，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这些活动中，我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只是在英语，我的主科方面优秀，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些军事任务是政治作业，我必须得在政治作业上证明自己。讽刺的是，在军队里面，精湛的射击技术和其他军事技能会让一个士兵被指责为“白专。”

我是那一小撮大学生当中的一员，我们投掷木质手榴弹投得忒近，忒危险了，以至于，我们被禁止进入到非常难得的场合---投掷真正的手榴弹。当我们这伙可怜的人坐在山顶上，听着远处传来的爆炸声的时候，一个女孩突然抽泣起来。一想到我明显的授人以“白”的把柄，我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的第二项测验是射击。当我们行军来到靶场的时候，我心里想：这次，我可输不起了，无论如何，我都得通过。当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卧在地上，透过准星，盯视靶子，我看到的是漆黑一片。没有靶子，没有大地，什么都没有。我哆嗦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我感到全身无力。开枪的命令听上去很微弱，似乎命令是穿过云层，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扣动了扳机，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或者，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当检查结果的时候，指导员非常迷惑：十颗子弹，居然没有一颗打在纸板上，更不用说靶子了。

我不能相信这个结果。我的视力很好。我跟指导员说，枪管一定是弯的。他似乎相信了我：结果糟糕得忒邪乎了，不可能都是我的错。他给了我另一只枪，这激起了其他人的抱怨，他们也都请求过第二次机会，但是，没有如愿。我的第二次射击来得要稍微好一点儿，十颗子弹当中，有两颗射在外层的圆圈上。即使如此，我的名字，在整个大学当中，依然排名垫底。看见射击结果像海报一样贴在墙上，我明白，我的“白色”被漂得更白了。我听见一个学生官员挖苦地评论说：“哼，得到第二次机会，仿佛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要是他没有阶级感情，或者没有阶级仇恨，一百个机会也救不了她！”

因为痛苦，我只管想自己的事，很少注意到那些士兵，那些士兵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农民，是他们在指导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注意到他们。一天晚上，当一些女孩子从晾衣挂线上收拾衣服的时候，她们把洗过的衣服挂在挂线上晾干，她们发现，她们的内裤上清清楚楚地粘着精液的痕迹。

在大学里，我在一些教授和讲师的家里找到了避难所，他们是在文革之前，因为学术功绩，就当上了教授和讲师的。有几位教授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经去过英国或美国，我感到，我能够放松下来，能够跟他们用同样的语言说话。即使如此，他们都非常小心。因为多年来镇压的结果，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们避免谈论危险的话题。那些去过西方的教授很少谈论他们在那里的时光。尽管我急着想提问，我还是很慎重，我不想使他们陷入艰难的境地。

部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从来不和我的父母讨论我的思想。他们该怎样反应呢？---说危险的实话还是说安全的假话？除此之外，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的异端思想。我要他们在黑暗中保持真诚，如此一来，要是我出了什么事，他们就可以实话实说，他们不知道。

我只和跟我同时代的人---我的朋友交流我的思想。实际上，除了谈话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与男性朋友交流尤其是这样。与一个男人“出去”---被人看见两个人在一起---无异于是两个人订婚了。实际上，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可去，电影院仅仅放映毛夫人批准的一小部分电影，偶尔地，难得会有一部外国电影，也许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放映。但是，大多数电影票都消失了，钻进了有关系的人的口袋里。为了买到剩下来的几张票，群情激昂的人群挤在售票亭前，互相撕扯着，都想把对方拽离售票窗口。票贩子制造了一场厮杀。

所以，我们仅仅是坐在家里谈话。我们正襟危坐，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女人与男人友好是非常不寻常的，有一次，一个女性朋友对我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女孩有这么多的男性朋友。女孩通常都有女性朋友。”她说对了。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嫁给了第一个走进她们的男人。从我自己的男性朋友身上，我得到利益的证明是一些相当多愁善感的诗歌，和相当内敛的信件，其中一封信，不可否认，是用鲜血写成的，信来自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

我的朋友和我经常谈论西方。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得出结论，西方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矛盾的是，第一位把这个想法装进我的脑袋里的人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很多年以来，那些事务，我很自然就去倾向的事务，被谴责为是西方的邪恶事务：漂亮的衣服，花卉，书籍，娱乐，礼貌，温柔，自然，仁慈，善良，自由，厌恶惨忍和暴力，爱而非“阶级仇恨，”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个人意愿，职业竞争。---就像我自己有时会纳闷一样，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向往西方呢？

对我们选择的生活，我感到很惊奇，我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的朋友和我在彼此交换着谣言和信息碎片，谣言和信息是我们从官方出版物上挖掘出来的。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西方的技术发展和很高的生活水准，而是西方没有政治迫害，没有怀疑，有个人的尊严，有令人难以置信地那么多的自由。对我来说，西方自由的最终证据是，那里似乎有很多人在攻击西方而颂扬中国。几乎每隔一天，参考报的首页都会登载一些外国人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颂扬毛泽东和文化革命，参考是登载外国报纸文章的报纸。起初，我对这些文章感到愤怒，但是，不久，这些文章就让我明白了另一种社会是多么地宽容啊。我认识到，这是一种我想生活在里面的社会：在那里，人们被允许持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不合情理的观点。我开始明白，正是对反对者和抗议者的宽容，才使西方保持进步。

还有，我会情不自禁的被一些评论激怒。有一次，我读了一篇一位西方人写的文章，这位西方人来中国看一些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是大学教授。大学教授高兴地告诉他，他们是多么地享受被批斗，享受被流放，还有，他们是多么地渴望被思想改造。这位作者得出结论说，毛泽东确实把中国人改造成了“新人，”新人把对西方人来说是苦难的东西看成是快乐的东西。我感到非常惊恐。难道他不知道吗？当镇压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抱怨了。当受害者真的呈现笑脸的时候，情况还要坏上一百倍。难道他不能看出，这些教授被搞得境况糟糕到了多么可怜的程度？他们被搞得这样惨，整人的手段一定非常恐怖？我没有认识到，中国人上演的戏剧，西方人是没法习惯的，对这样的戏剧，西方人是没法理解的。

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很难得到的，或者，有关中国的信息在西方大多都是被曲解的，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经历的人会轻易的接受这个国家的表面宣传和花言巧语，对这两个说法我都不赞成。因此，我认为，这些颂词是不诚实的。我的朋友和我会开玩笑说，他们已经被我们政府的“款待”给买通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外国人被允许进入某些被严格控制的地方，甭管他们去哪，当局都会立马儿在这些已经很特别的地方里面划出一块更特别的地方。为他们预定最好的车辆，商店，餐馆，客房，和旅游点。并且贴上标记说“只接待外国人。”茅台，是最热销的美酒，普通中国人根本就买不到，但是，外国人却可以免费得到。最好的食品也留给外国人。外国报纸骄傲地报道说，基辛格曾经说，在他访华期间，他享受了很多十二道菜的宴会，因此，他的腰围长出来很多。这事儿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在四川，“天府粮仓，”我们的肉食分配额度是每月半磅，成都的大街上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农民，他们是北方人，因为饥馑，才逃亡到这里，他们活得就像乞丐。在老百姓当中，有很强地愤恨情绪，他们愤恨，政府对待外国人就像对待上帝。我的朋友和我开始在我们的朋友圈中说：“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国民党，说他们容忍这样的标识出现，‘中国人和狗不能进入’，---我们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掌握信息成了一件迷人的事情。我有能力读英语，我从中受益匪浅，仿佛，在文革期间，大学图书馆遭到了劫掠，丢失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中文书。图书馆的大量英文藏书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依然，这些英文书大部分保存完好。

能够有人读这些书，图书馆员非常高兴。特别是，读这些书的是一名大学生，这些书非常有益处。图书的索引系统被搞得非常混乱，图书馆员从书堆中扒出我要的书。就是通过这些善良的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的努力，我才能接触到一些英语经典著作。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是louisa may alcott’s little women。我发现像她那样的女作家，Jane austen，还有bronte 姐妹的作品要比像dickens这样的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读一些。我对他们的人物也怀有更多的同情心。我读了欧洲和美国的简史，我被希腊的民主传统，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怀疑一切的启蒙运动深深打动。当我阅读gulliver’s travel的时候，我读到，书里面有一位皇帝，他“颁布法令，命令所有他的臣子，作为严厉的惩罚，去打破鸡蛋小一点儿的那一端，”我在想，swift是否来过中国。我的心智正在打开，正在扩张，我非常高兴，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一个人呆在图书馆里，对我来说，是呆在天堂里。当我走近图书馆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通常是在黄昏的时候，期盼着独自与书相处的快乐，外面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存在，当我心急地走那段通向那个仿古建筑的楼梯的时候，我闻到一股书香味，书香味令我兴奋地微微颤抖，我恨这段楼梯忒长了。

借助词典，词典是教授们借给我的，我熟悉了Longfellow，Walt Whitman，和美国历史。我记住了整篇的独立宣言，在这样的话语的激励下，我的心长大了，“我们掌握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还有那些关于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当中，就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中国，人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些概念，这些概念为我打开了一个神奇的新的世界。我的笔记本，我一直都随身带着笔记本，记满了如这些话语的片段，我是满含热情，满含热泪地记下这些话语的。

1974年秋的一天，在极端神秘的气氛之下，我的一个朋友让我看一本新闻周刊，这本新闻周刊里面有毛泽东和毛夫人的照片。她不能读英文，她急着想知道里面的文章说了什么。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真正的外国杂志，这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毛夫人是毛泽东的“眼睛，耳朵，和声音。”直到这一刻之前，我还从未允许自己思考毛夫人的所作所为和她丈夫之间的明显的关系，但是，现在，毛泽东的名字已经为我拼写了出来，我对毛泽东形象的模糊感觉一下子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破坏和苦难的背后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没有他，毛夫人和她的二流的小集团一天也活不下去。生平第一次，在内心，我体验着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激动感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