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灵台

走进灵台，缘于我的二叔。65年平凉师范毕业的二叔被分配到灵台的西屯任教。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三岁的时候，隐隐约约记得，母亲和父亲商量着要去灵台，投奔二叔。在我的映像中，二叔是吃公家饭的人。投奔二叔就能吃上蒸馍。逃荒便有了充足的理由。不知道裹脚的母亲还怀着身孕是怎么丈量完这二百多公里路程的？还有3岁的我，跟在父亲的身后。他们走多远，我也走多远。一路上提的最多的便是灵台。

到了二叔家，西屯公社的一个叫姜家庄的村子。第一次见到了窑洞。我们一家坐炕上。二叔和叔母忙着做饭。两岁的堂弟和我在炕上玩着，不小心压着了刚出生百天的二堂弟，他哭个不停。母亲抡起巴掌扇过来，我躲闪着，跳下炕。两岁的堂弟也跟着，跑出窑门去耍了。吃饭了，又回到炕上。二叔真的蒸了一笼蒸馍。蒸笼在前锅还冒着热气，后锅里的米汤也成了。炕和锅台隔了一个栏杆。栏杆是木制的，被摸得油光发亮，看不出木头的本性了。我爬在栏杆上，看着蒸笼，看着沸腾的米汤，流着口水。叔母到了后锅舀米汤，看着我。说，快好了，爬栏杆危险。我便坐在了炕上。叔母说，村子里一个娃，刚会爬，就穿过栏杆掉后锅了，脸烫了个没迷眼，到而今还住院，听说要把屁眼上的皮贴到脸上去，娃怪可怜的。叔母的话一半是乡音，一半是灵台音。我不大听懂，看到栏杆上密密麻麻的缠了细麻绳，多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蒸馍，米汤就着咸菜打发走了一路的饥渴，美美地在窑炕上睡了一觉。二叔让我睡栏杆旁，说，那里的炕最热。后来才知道，灵台的锅灶和炕连在一起的，烧着前锅，后锅就热，烟筒通到了炕里头，炕的烟筒伸到窑外的半壁上。做饭煨炕便有了袅袅炊烟的笼罩，窑的村庄便进了画里。姜家庄在西屯的北塬上，站在塬边，就看到泾川县的梁河。那里的窑洞借着山崖，一层一层的，每层八九户人家。大概四层的样子。每到午饭或日路西山。缭绕的烟雾层层叠起，随风飘动，如遇北风，便有了伸手可触的感觉。我想如果站在梁河，回头看着姜家庄，也许有了同样的美景。

离开姜家庄的那天，二叔送了一程又一程，临别给父亲30元钱，当安家费用。后来知道，二叔把他一个月的工资给了父亲。

从西屯到什字南塬过了一道深沟，踏上了星火的塬边。一路打听着到了胡家山。二叔托人打问过，这里人口少，需要插队的，我们便来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长胡须的老人，后来成了我大姐姐的老公公。他姓胡，是队长。在他的照料下，我们被安排到了一只旧窑里。草草收拾之后，便落脚了下来。队长端来了麦面。母亲擀了面条。我端着碗骑在窑门槛上，筷子挑着面条，对着夕阳给娘说，我们再也不要着吃了，再也不当叫花子了。娘转过身，哽咽着没说一句话。父亲蹲在门口的木桩上狼吞虎咽着。哥哥姐姐们围在锅灶前，各吃着各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夜，母亲的肚子疼了起来，折腾到天亮。终于生下来了一个不哭不叫就夭折了的弟弟。家里乱成了一团。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弓着腰驼着背，两只似乎挨着地面的胳膊带着两只像划着空气似的手，一前一后地摆动着，不知是腿带动了胳膊，还是胳膊带动了腿，连披在背上的两只棉袄袖子也机械的一甩一甩的，走三步歇一步。看人时，脖子搬动着整个身子向右转了过来，三角眼一眨不眨的，就在这个时候才能看清他的山羊胡子有气无力地爬着、还依附在了破了的露着棉絮的棉袄领子上。进了门槛，他嘶哑的嗓子像刚打鸣的公鸡嘶吼着说，娃没了，可怜的很，我帮你们收拾一哈（下）。父亲用自己的汗衫裹了我的弟弟。母亲回头看着说，试试还有气吗？父亲挨着他的鼻子，好一阵子，说，没气了，脸都紫了。母亲转过身去，再也没有回头。父亲把怀里的包裹，递给了老汉。说着，麻烦马家叔了。他两条罗圈腿不协调地跨出了窑门。后来知道他是队里的五保户，还听说他把死了的弟弟塞进了他的炕眼里。

母亲的安静过于出奇，似乎在她的意料之中，没有丝毫的悲伤，犹如解脱了一般。我不同于母亲，这一路走来，每到夜晚，歇息了下来。我就摸着母亲的肚皮，感觉到他在娘的肚子里拳打脚踢，很是活泼。我挨着娘的肚皮，给他说着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言语。有时，他像听懂了似的猛地击一下，不知是手还是脚。我是感觉到了的，就在我的耳朵贴着娘肚子的地方。我会把这感觉告诉母亲，弟弟踢我哩。母亲就露出了笑容。近来的日子，不管我给他说了多少话，就是感觉不到他的动弹。我又告诉了母亲。母亲的脸上有了恐慌，时不时有意识地摸起了自己的肚皮。母亲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她的担心有了验证，倒有了安然。

我把这一切归罪于五保户老汉。隔三差五地去敲他的门窗。喊着他，还我的弟弟来。老汉出了门，提着灰耙追赶着，跑了多远。我还喊着，还我弟弟来。老汉看我跑远了，又回到了窑里，关上门。我就抓了土块扔了过去。喊着，老不死的，还我的弟弟来。我的无理让母亲遇到了，她把我拉到一只破窑门口，几乎跪了下来对我说，弟弟死了，真的死了。一生下来就没气了，人家帮忙给烧了。我的娃，娘身上跌下的一块肉，难道娘不心疼吗？我----的----娃！娘抱着我，大哭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这一路很惊心，饥一顿饱一顿，娘还顺利地养了他。不顺利的话，娘的命就搭上了。你舍得娘死吗？你不要再闹了。我说，好。母亲还说，等我缓好了身子给你再生一个弟弟。

弟弟的夭折。母亲按照灵台人的风俗，坐了一个空月子。这段时间，来的最勤的是马家婶子，还有一个就是长胡子队长。马婶大母亲两岁。像一个大姐姐似的伺候着我的母亲。她端来自家的小米，给母亲熬着米汤。还把一只下蛋的母鸡宰了，给母亲炖汤喝。她说，大产、小产都一样，是女人受难哩。坐月子就要像个坐月子的样子，不能受凉，不能动凉水。月子里得了病，就把女人糟践了。她把自家的羊毛毡送了过来，挂在母亲的炕头上，不让山风吹到母亲。母亲说，没有那么娇气，我的成娃生在麦茬地里，还下了一场暴雨，过了三天，就上工了，也没有个啥？马婶说，你不懂，个人糟践个人哩，月子病很难缠，我知道的。我娘家妈就在生我的月子里得了病，到而今是个药罐罐。其实马婶没有生过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抱养了一个娃，起名换娃。换娃和我的哥哥相仿，十八九的样子。马婶对坐月子的重视也许就是她母亲没有重视的原因了。母亲感激马婶的关照，认她做了干姊妹。她成了母亲的姐姐，我们自然改口，喊姨了。

胡子队长总要把自家的头箩麦面提在袋子里送了过来，腋下加捆旱烟叶子给父亲，临走在口袋里摸出牛皮纸包裹，说是茶叶，也递给了父亲。在他的关照下，队上借了100斤小麦和100斤玉米。还借了自家的磨窑给我们使用。

过了不久，他托了姓马的会计过来提亲。要把我的姐姐嫁给他的二儿子。他的二儿子，我们是见过的。就在头一天到了这里，他来过。不要看走势，只要站着，或坐着，确实很俊俏的一个少年。偏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便抹杀了他所有的俊俏。胡家山的水就是奇怪，女人吃着没事。男人们吃了就不一样了。有好的，有瘸的。好的精干利索，不好的是矮子，罗圈腿，大骨节。头大身材小，说话嗓门大。胡家老三就占全了。队长的二儿子，还算好的，个子不矮，就是脚裸骨部位有些畸形，瘸是自然的了。胡家老二其实不姓胡，姓陈。队长的前老婆死了，留下两个娃。后边遇到一个逃荒的婆娘带着一个娃，便收留了下来。婆娘做了自己的老婆，娃当了自己的儿子，排行老二。不久，这个婆娘又死了。队长便和三个儿子一起过日子。老大成家后，住到了罗家坡的塬上。剩老二老三和他在一起。

这门亲事，搅乱了全家。母亲打心眼里不同意。我的大姐更不用说了。父亲琢磨了一夜，主要是马会计临出门丢下的一句话，现在的准迁证不好办，还得队长托人哩。父亲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亲事不成，一家大小还得乞讨。孰重孰轻，自然是明白的事了。

天亮了，没等父亲开口。大姐摸着红肿的眼圈说，我依了。母亲吃惊地问，你不后悔？大姐摸着我的头皮说，我不想弟弟再当叫花子了。姐姐愿意的话先传给了马会计。没过两天，便看到了盖着红红印章的准迁证和宅基地批准证。落了户口，意味着我们全家成了真正的灵台人。

在队长姨夫的关照下，宅基地的选址自由多了。他说，就这个胡家山，你们想在那里挖窑都行。本来有一处省工的地方，一个崖下有一块平展的荒地，只要把山崖凸凹的地方处理成平面，就可以开窑了，前边的荒地平整后就是现成的院落。相信风水的父亲，托人找了塬上的乔阴阳。他乘着夜幕端着针盘仔细看过后，说这里的煞硬，不宜住人。又跑了几个山头，最后选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山茆，有一处平展的荒地，便定了方位，上香祭奠后，不知念叨了些什么。拉着草绳划出了长方形的印子。钉了四个木桩，靠东边的线的中点立了一个高一点的木桩，木桩上挂了一个筛子。他掐着指头算好了动工的日子。

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工程。在平地上挖下去一个长四丈八、宽一丈六、深三丈二的四方坑。父亲和哥哥白天队里劳动，晚上便动起了工，一筐一筐的把土移了上去，垫在了荒地上，也就是窑的顶面上。

几个月后，四方坑挖成了。东边的窑面很是讲究，从上到下了有了坡度，看得出镢头是侧着挖的，一道一道的竖痕。这是换娃教给哥哥的。镢头直直的紥下去，一是美观，二是利水。换娃说，窑面很讲究，从上到下要有坡度，这样就不会塌方。就在哥哥和父亲挖坑的同时。姐夫和换娃靠着南边的斜坡开起了洞。换娃挖着，姐夫用推车推着土，倒在门口的斜坡上垫出了一条路来。八尺高，两丈深的洞挖到头，正好和四方坑通了，露出一个窟窿来。剩下的坑便省工多了，挖出的土用推车推着从洞里运到了洞外，不再一筐筐往崖顶转了。

姐夫选点失误，致使后来的出口洞有些歪歪扭扭，走惯了，也就熟悉了。坑挖好了，出口也通了。挖窑的土也用推车从出口洞运到了外边，省事多了。

东边的墙面挖了3只窑，丈二高、三丈深、底部丈一宽的样子。中间的窑做了厨屋。有炕有锅灶，中间隔了栏杆，杏木做的。栏杆的架板上搁了煤油灯。到了晚上，灯盏点燃，高灯低亮，做饭和在炕上做针线一举两得。其余两只窑，左边的当了客窑，右边的贮藏用了。

姐夫的提议，北边又挖了一只不大的窑，当起了磨窑。他托人在陕西麟游背来两扇青石磨盘，按在了窑里。队上一头瞎眼驴，专门是用来磨面的。这驴生下来，就瞎了左眼，母驴缺奶，饲养员就让它认一匹刚下了骡驹的母马的奶，结果被母马感觉到了，一蹄子又伤了右眼。饲养员便用面糊糊养大了它。它不能拉犁耕地，不能驮粪拉车，只好用来磨面。谁家磨面，提前给队长打招呼，需排了队的。明明是瞎驴，还要给它戴上捂罩。捂罩是用麦秆做的，很是精致。瞎驴很精明，一旦捂罩捂住了眼睛，它就不停地拉着磨盘转。家家户户的磨道里被它踩的坑坑洼洼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累积起来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也有偷吃的时候。一旦听见人走了，或者箩面柜没有了箩箩的撞击声，它便停了下来。长长的嘴伸到磨盘下，美美地揽一口磨碎了的食粮，贪婪地吃着。听到脚步声，便忽的走起了。我发现过的，告诉了母亲。母亲找了一根和缰绳一样长的棍子，缠在缰绳上，一头顶着磨盘，一头顶着它的嘴，再也偷吃不上了。

74年的雨水特广，院子里的渗坑积满了雨水，倒流到了窑里。父亲沿着通道又挖了水穿眼，院子里不再有了积水。渗坑慢慢地堆满了杂物，不再用了。崖顶被鼠类掏空了，偶尔渗下水来。瘸腿的姐夫赶着一群羊，乘着雨住的当儿，让羊群在崖顶踩了一个上午。那个秋天不再渗水了。后来，每年都要赶着羊群，在雨后，晴天的空儿，踩上几个时辰，崖顶便一年安好。

通道口出去是一片斜坡地段，修了一条土路连着队里的麦场。麦场四周有通往各家的路。我最熟悉的便是姐姐家的那条路了。几乎每天都去看姐姐。姐姐会做一些好吃的给我解馋。姐夫有一台收音机。我去了，他会打开旋钮，给我听歌。最喜欢那个“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不知不觉，我的童年便撒落在了这里。夏天麦收季节，光着脚丫和同伴们捡着麦穗，交到队里，记了工分。秋天是最忙的季节。酸枣刺上打酸枣，水里泡几天，剥了皮，晾干了交到公社的收购站。洋槐籽很值钱，不好收拾，几个人合伙弄，上树打的，树下捡的，攒起来按人头分了。一瓣一瓣地剥了皮，小小的黑籽收集起来，等着价钱好的时候再上缴。

喜欢在秋雨里去摘梨子。我家门前，路的左边有一片天然的梨树林子。每到梨子成熟，鸟儿和松鼠比我们先到一步。啄过的，啃过的，往往是最甜的。一根长木棍，上边系着牛笼嘴，挨着选好的梨子，在巴儿上蹭几下，梨子老实地落在笼嘴里，不受伤，好保管。秋雨淋着，梨子更加鲜嫩。多了就不稀罕了，母亲把梨子切成片，晒干了，磨成粉和在炒面里更是一种风味。

荞麦上场，核桃满瓤。一个粗钉，弯了尖锐的一头，砸扁了，成一个弯曲的小刀，镶上木柄，装进口袋里，随身带着。青皮核桃带巴儿的地方，小刀往进一戳，感觉到核桃的接缝了。顺着接缝插下去，左右两动，核桃便一分为二了。小刀沿着核桃壳的内边划一圈，人脑一样的核桃瓤，便落在了手心里。这个时间，我们的小手是黑的，连嘴皮也是黑的。

胡家山山大沟深，草木茂盛。尤其蒿草一人多高，野鸡喜欢钻在里面下蛋、孵蛋。发现了就是一件好事，十几颗蛋收起来，撩进衣襟里，回家放进油锅，那个味比鸡蛋还香。

山里人不缺柴禾。树枝枯木随便捡，蒿草是看不上烧的。塬上人缺少柴禾，连蒿草也是稀奇的。父亲打柴，喜欢挖狼牙刺，他用镢头拍打着，狼牙刺顺溜溜地被捆成两捆，扁担挑起，闪着回家，码成垛子。干了，长把斧子砍了寸节的，两根火棍夹着，塞进灶膛里，噼里啪啦的，嚣张的狼牙刺，顷刻粉身碎骨了。

塬上来的熟人，送几担柴禾，是最好的礼物。罗家坡有母亲的干姊，我的白姨。白姨一头白发，配了一副和蔼的面孔，见了我们命儿长命儿短地叫着，很是贤惠。他的儿子是赤脚医生，我喊表兄。母亲的多病，不管刮风下雨，求到表兄，随叫随到。农闲季节，白姨接了母亲上塬去，在她家小住几天。我也跟着去了。表兄的儿子狗娃，和我年龄相仿，我们成了玩伴。他喜欢听我说山里的事情，摘梨、打核桃、捡野鸡蛋、赶牛、放羊、甚至亲眼见到狼的模样，都成了我炫耀的话题。他听完了，还要问，要问出个细节和究竟。等我们回家，他也要跟着。白姨就依了他。临走，叮咛着狗娃，和你表叔好好耍，不能打人家。狗娃吐了舌头看着我。在白姨面前，他会喊我表叔，白姨不在的时候便唉唉的来了。他玩了几天，父亲要去星火赶集。他说，他想回去了。母亲给他装了一些核桃和黑豆，叮咛着父亲别忘了挑一担柴禾给白姨家。我会跟着送一程。狗娃说，等星火唱戏的时候，你来塬上住我家，咱俩再耍。我说，等下个集，我就来看你。

我站在山脚下，望着挑担的父亲和狗娃的身影消失在一个叫羊屎蛋疙瘩的山梁后，便空落地回到了家里。对塬上的向往，赶集、看戏、便利。更重要的是人家有学校。狗娃上二年级了，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狗娃说着学校的事，念着书本上的课文，让我羡慕在心里。我闹着要上学，父亲说，没有条件。哥哥便找来了课本。姐夫的收音机用过的废电池，砸烂了取出碳棒，在院子里写字，最美不过了。

胡家山四面环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虽然偏僻，但有天然通道。南边的山涧走了出去，到一个叫川口的地方，可以西去新集，东去百里赶集。也可以去陕西的麟游，陇县，长武，甚至凤翔，宝鸡等。只要沿着川路不同的方向，就有你想去的地方。北边上了一个叫羊屎蛋疙瘩的山梁，到了星火塬的公路上，可西去朝那，绕道东走良原、什字、西屯、灵台城。也可以截路去走，不过要爬山涉水罢了。

偏僻的地方，但政令似乎很畅通，全队算上五保户共五户人家，加起来26口人，社教工作队来了两个。白天劳动，晚上学习。队上没有地主坏分子，把塬上队里的揪了过来，现场批斗，大人娃娃都在场。连母亲生的三弟，也抱在怀里观看着。

胡家山被改为红星林场了。上万人的大会战，很是壮观。山头沟底，到处是人的影子。远的回不去的，借着山崖，挖了窑洞，随意地住着。羊屎蛋疙瘩梁上，刻了大大的四个字“人定胜天”。听说派了4个劳力，配合星火中学一位擅长书法的老师，花了四天功夫才完成的。先刻出字的样子，按笔画刻了槽。找了几车清一色的白石子垫进槽子里，又在石子上撒了白灰。远远看起特别显眼。听说飞机飞过这里，连飞行员都要探出头来看一看。

那段时间，公社领导才知道这里有八九个孩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马家大哥已经16岁了。便临时抽了一个高中应届毕业生，给我们当起了老师。一间牛窑腾了出来。土块码了垛子，梨木板搭在垛子上，成了课桌，几个条凳摆着，一块旧案板涂了墨汁成了黑板。我的啊喔呃便在这里开始了。

不到半年，我们便散了。胡家山成了红星林场。不需要住户的存在。林场设了厂长，护林员。我们被迁移到塬上条件较好的不同的队上去了。过了星火一个叫骆驼项的峡谷过去再往东走，最东边的，下沟圈生产队接纳了我家，下沟圈和上沟圈连着。远远看去，下沟圈像一个马勺，扣在那里。连着上沟圈的路像马勺的把。我就在这个马勺把上来来往往的走着。走进了我的真正意义的学校。我的启蒙老师史效俊，从一年级把我教到五年级，我也当了五年的班长。一年级当班长，老爱告状。老师说，告状是弱者的行为。后来，我就学会了自我消化，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管理办法。老师夸我管理好，是他的半个助手。

记得二年级的第一学期，从兰州转来了一个女生，她有一把旋转的铅笔刀，让我惹眼了好久，乘着周末大扫除，教室人少，终于伸出了第三只手，战战兢兢地从她的书包摸了出来，装进了自己的衣兜里。老师知道后，全班罚了站。老师从一个个同学面前走了过去。当我的目光和老师相遇时，心里猛然一虚，不由自主地勾下了头。老师走完整个教室一圈。上到讲台，说，谁捡到了自动上缴。说完便走。

那夜，我折腾了一个晚上。想着该怎么对付这件事。或许老师没有发现，或许发现了。我该怎么办？直到早自习，还没有做出决定。就在我想的空儿，学习委员喊我，说老师找你商量事。我颤声喊着报告。老师说，进来。我勾着头走了进去，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脚尖，不敢看老师一眼。老师说，坐下。我才看了看，没有别的老师在场，便坐在了老师对面。老师说，喜欢一个东西没错，但要看看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我给你买了一只铅笔刀，这是老师送你的，就属于你的。说着，他递了过来，一只红色的兔子样的旋转刀，放到了我的手心里。我由不了自己猛地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了那把铅笔刀，递给了老师。说，老师，我错了。老师说，错了就改。

回到教室。第一节课，老师来了。拿着那把铅笔刀，说，外班的同学捡到的，上缴给他了。我捏着老师给我的铅笔刀，在手心里攥出了汗来。这把铅笔刀我一直带着，走进了高中，看着它就想起了老师的话。直到进了军营，一次拉练不知丢在了那里，让我恼怒好久。好在老师的话刻在了脑海里。不属于自己的，再喜欢也不是自己的。

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被这块地方的人脉文化所感染着。文王与灵台的传说，似乎与我很远。但吃着的，和说着的，跟着做的，也许就是那个遗风所存。这里的人说话，字音很重，四声多一些，觉得很直，很倔。但见了面，一句吃了么？又拉近了好多，一句喝汤了么？胜似一句晚安。这里的馍馍很有特色，一种角角馍，里边包了玉米或者糜子面烫的发面。外边一层麦面皮，酷似半月牙。咬进嘴里多的是粗粮，少的是精粮，这种搭配给人一种银包金的感觉。有人叫它马怀驹。玉米面的搅团，玉米面的漏鱼鱼，吃上一顿还想一顿。尤其搅团吃着三顿剩的很滑刷。

这里接近陕西，人文风俗也接近了陕西。我读着贾平凹，陈忠实，王海等陕西人的作品，就有了共鸣。

我和灵台人一样的骄傲着，对“双堠子”的崇拜，是打心眼里的。那年中考，我步行30多公里的路程，来到西屯。虔诚地在“双堠子”墓上添了我从下沟圈带的泥土。这份虔诚致使我坚决不坐堂弟富灵来接我的自行车。我们推着车子一路走了回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墓堆越来越高，在灵台人的心里，越来越伟岸了。要不，怎么说，灵台有个“双堠子”把天分成两绺子呢？

吃着这里的蒸馍，喝着这里的米汤，酸汤面手擀的，还要用刀去“犁”。元宵节要吃包子，还要挑着灯笼，家家户户地去转。看谁的灯笼花哨美观。羊油灌的蜡蜡，“咝咝”的叫着。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瘸腿的姐夫。每到正月里就开始给我做起了灯笼，竹篾绑的八角架子，白纸糊了上去，彩笔画着。画着当年的属相，少不了画一只羊来。他擅长山羊，弯弯的抵角，一撮胡子很是滑稽。我的属相是羊，我知道他是为这个来的。有一年，我让他画只绵羊来，结果画的猪一样的感觉，谁见谁笑，也是乐趣。

姐夫灌的羊蜡耐用，能着半小时之久。他把旧扫把头上的竹节，截成五寸长，用了新棉花缠着，先在沸腾的羊油锅里蘸过，插在掌盘里的萝卜上。等油温降到一定程度，用勺子舀油再次浇灌，往复三四次，丰满的羊油蜡便成了。高兴了，在油里和了红的颜料。羊蜡和买来的现成的蜡没有两样了。后来他还学了一招。在空心的芦苇杆子里放进去棉线。把羊油灌了进去，等油温降了下来，撕开芦苇管，便成了一支红色的齐头齐尾的蜡烛。起初，棉线会跑到蜡烛的边上，有些不合格。他在灌进羊油的过程中，拉紧了棉线，始终让线处于中间状态，直到凝固。合格的羊蜡便和买来现成的分不出真假了。远离了姐姐家，就享受不到姐夫给的这些乐趣了。灯笼是花两毛钱买来的，蜡烛也是五分钱的货。母亲还记得静宁老家点的灯盏，糜子面，荞麦面和一起烫了。捏成属相的动物，每人一盏，也有圆形的，中间半个空了，是添清油的，蒸笼里蒸熟了，棉签灯芯插了进去，到了天黑点燃，看谁的灯芯着的旺，灯花大，谁就有了福气，说是有来钱的门路。也给灶火前，门的过梁上，粮食口袋上，牛窑，猪圈，鸡窝上点着。处处便成了灯的世界。元宵节要过两天的，过了十五，还过十六。这两天，我们总觉得天太长，夜幕来的晚了些。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的很快。我的母亲说话算话。在74年的秋天给我生了一个弟弟。就是现在的老三。老三生下来，就好哭，不分白天黑夜的嚎。尤其看到我的母亲，眼睛一闭，没有眼泪的干嚎着，母亲的乳头喂进他的嘴里，不大一会，他就嚎。母亲没招，只是骂。骂他是个催死鬼。有人说，是夜哭郎，写了许多纸条。磨盘上，碾子上，碌碡上，十字路口的大树上。贴到了。他还哭。

直到七六年农历的三月初九，我的母亲病逝。三舅妈带着我和表兄，翻过山沟，爬上塬边。到了什字公社卫生院。我的母亲躺在一个冰冷的木板床上。脸上扇了一张报纸。舅妈掀起报纸，母亲像睡着了似的。只是蜡黄的脸，看起来有些渗人。舅妈找了报纸在母亲的头前点燃。跪着哭。我和表兄也跪了下来。我没有哭，想着母亲还活着。直到深夜，天下起了暴雨，打着响雷。我才喊着二姐，问，娘不回来了吗？二姐哭着，说，不回来了，娘死了。我才哭了起来，看着空荡荡的炕墙。母亲一头搂着弟弟，一头搂着我。现在轮到二姐了。三弟却睡得酣然极了。他真的不再哭了。二姐给他啥，他吃啥。骑在二姐脖子上，一天一天地长大。

母亲的病逝，成了下沟圈的庄事。队长、会计喊了人开了会，商量了一番。几个老者，和几个年轻人，绑了担架，从什字医院把母亲的遗体接了回来。哥哥抱着一只大公鸡，前边引着路，不停地唤着，娘---回---走！娘---回----走！临过河，老李叔喊着，元子，多叫几遍，让你娘过河来。李叔的话，让抬担架的年轻人也抹起了眼泪。

母亲的灵堂设在了队上的场房里。

她的两个干姊，马姨，白姨在家人的搀扶下，披着白色的头巾，老远就在下沟圈的马勺把上哭着走了过来。到了灵堂，搁了献的，跪拜不起。好多人过来拉着，扶着，总算站了起来。

队长说，塬上的地，随便选，想埋那里就那里。李叔把自家的柳木板借了出来，给母亲做了棺材。

坟墓选在了塬上的当心地里，队长看了方向说，这个地方好。让她头枕着什字北原，脚蹬着百里的邓家堡子，真好的地脉。如果真有地脉的说法，我和我的家人一路走来的今天，沾的不是灵台的地脉么？感谢这里的父老乡亲，给了母亲一个安身之地，应证了母亲的口头禅，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哪里的黄土不养人？

母亲下葬的那天，二叔提着一篮子蒸馍，赶了过来。墓堆上滚着的蒸馍，沾满了黄土，在场的人捡起来，和土吃着，这是对一个生命的告别，也是对黄土的厚爱。

母亲走了，我的家不像一个家了。母亲的干姊，马姨，白姨，常常过来照顾着我们，直到她们走不动了，来的次数少了。

八十年代初，我和我的家人回到了静宁老家。但在我的心里却有了烙印，老是惦念着，惦念着她们，如同惦念着母亲一样。总要抽空去看看她们。听说她们一个个走了，便把最后的见面刻在了脑海里。

九零年的秋天，部队派我出差西安。绕道去了灵台。先看了我的二叔。他已退休。住在灵台县城。有个坏的消息，说二叔得了肝癌，最多半年时光。二叔对生命的渴望，乱投医，致使两个当客子骗走了他的10000元。他拿到的只是两根所谓的印度人参。叔母的抱怨，二叔的内疚。他一个人去了西安，摆起了地摊。堂弟找到后，把二叔接了回来。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安慰我的叔母。让二叔多活一年，钱就回来了。结果我的二叔活到了2011年的秋天，走完了他73年的人生之路。

二叔对灵台的挚爱，在于他把终生献给了这里。他给三个儿子的取名，富灵，富台，富慧。足以看出他对灵台的眷恋。二叔病故，因路程遥远，没去参加葬礼，心里像装了一个什么，总是沉甸甸的。

乘着那次出差，去了胡家山，站在羊屎蛋疙瘩上，脚下“人定胜天”的字样依稀可见，只是白色的石子被土埋了许多，杂草遮挡了视线。整个胡家山，是树的海洋，辨不清那里是山，那里是沟。只有起伏的嫩绿，像翻着绿色的波浪。我的窑洞，我的庄院，只能在记忆中搜寻罢了。

塬上林立着排排红色的砖瓦架子房，让我无法辨认出谁是主人来。当年的表兄，两鬓发白，老眼红花，不再行医了。接替他的狗娃，酷似当年他的模样。白姨的墓堆长满了蒿草，和蔼的老人，一头白发，总是我的念想。

大姐依然住着窑洞，院子里盖了一间不大的房子。乡政府年初给这个十几户人家的村庄解决了用电，14吋的黑白电视，搁在房子里的条桌上。姐夫像当年玩着他的收音机一样的玩着，只是增加了天线。

姐姐陪我去了下沟圈。埋着母亲的这块地里，又增加了别的墓堆。年长的史叔认出了是我，跟着去了母亲坟前，帮我烧纸祭奠。毕了，指着一个个墓堆给我说着，谁谁的。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个老人的模样。也好，母亲活的时候，他们就合得来。死了，又躺在一块地里。我想，我的母亲是不会寂寞的。

九零年的相逢，成了我和大姐的最后一面。等我到了新疆的第一年，大姐病逝了，走完了她的45岁的人生之路。可惜没能参加她的葬礼。一种遗憾袭上心头，伴我走到今日。

于是乎在无数次梦里，总是灵台的影子，灵台的人和事。还有埋在那里的亲人-----母亲、二叔、大姐、还有一个刚出生就夭折了的弟弟，仿佛他们在召唤着。而我只能用这简单的文字，把对灵台的厚爱用以言表。不管走在哪里，总带了灵台的乡音。有人问，你是那里的，我说，老家静宁的，灵台长大的。把灵台当成了第二故乡，是因为吃着的，学着的，做着的还在记忆当中。正是这些潜移默化了我的大半个生命。就让我常常梦回灵台吧。

柳振师首稿于2015年4月19日新疆阿克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