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81)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传说是这样的，发卡掉落的地方，河水变得如水晶一样清亮，变成众所周知的水晶河。我的旅伴告诉我，水晶河就是我们正在经过的这条支流。他咧着嘴，大声嚷嚷道：“啊，不是好兆头！结局没准儿是，你得在外国生活，并且得嫁给一个野蛮人！”中国人有个传统，喜欢把其他的人种叫做“野蛮人，”对此，我只是微微一笑，而且，我在想，实际上，这位古代的女士要是嫁给“野蛮人”的国王，他的境况会不会更好一些。至少，他会每天都能接触草原，马，和大自然。跟着中国的皇帝，她生活在豪华的监狱里面，豪华的监狱里面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因为，树没准儿能够帮助妃子爬墙逃跑。我在想，在中国的传说里面，我们得多像井底之蛙呀，井底之蛙叫喊着，天空就和他们的井口一样大。我感觉，我有一种很浓烈，很急切地愿望，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在当时，我还从来没有和外国人说过话，尽管，我已经二十三岁，并且，我是一个学了差不多两年英语的英语系学生。我最早一次见到外国人是在1972年，在北京。一次，一个外国人，一位很难得的“中国的朋友，”来到我的大学。那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小睡，一位同学喊叫着冲进我们的宿舍，把我们全弄醒了：“一个外国人来了，走，我们去看外国人！”其它一些同学都去看了，但是，我决定呆在宿舍里继续睡觉。傻呵呵的盯着外国人看，我发现这个主意非常滑稽。无论如何，要是我们被禁止开口和他讲话，那盯着他看又有什么用呢，尽管他是一位“中国的朋友”？

除了在一台录音机上听英语之外，我甚至还没有听过一个外国人讲英语。当我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借了一台录音机，我在陨石街的家里听录音。一些邻居聚集在院子里，瞪大着眼睛，摇着头说，“多么有趣的声音啊！”他们要求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录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跟一个外国人讲话是每一个学生的梦想，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在沿着长江旅行回来之后得知，我们的年级，在十月份的时候，要被送到南方的一个叫湛江的港口去和外国水手练习英语。我非常激动。

湛江距离成都大约750英里，坐火车旅行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湛江是在中国最南部的大港口，距离越南边界非常近。湛江让人感觉就像外国，有世纪之初殖民风格的建筑。仿罗马建筑的拱门，玫瑰窗，宽敞的游廊，游廊顶部呈伞状，上面有图画。当地人说广东话，广东话差不多就是外国话。空气里有令人感觉生分的海的味道，还有异域情调的热带植被，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大一些的世界。

来到湛江，我感到很兴奋，但是，兴奋不断地被挫败浇灭。一个政治督导员和三个讲师陪伴着我们，他们做出决定，尽管我们呆的地方离海边儿仅仅有一英里的距离，我们仍然不被允许去靠近大海的任何地方。因为害怕“破坏”或者是偷渡，港口本身，对外来者来说，是关闭的。我们被告知，有一次，一名来自广州的学生藏在一条货船里面偷渡，他没有意识到，货仓要被封闭几周时间，到打开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在我们住所周围的几个街区是明确画出的区域，在这里，我们要严格限制我们自己的活动。

像这样的规定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规定总是惹我生气。有一天，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出去，我耐不住这种强烈的欲望。我装病，并且得到了去医院的批准，医院在城市的中心。我着急地在大街上徘徊，我想去看海，但是，没有成功。当地人都不愿意帮忙：他们不喜欢不讲广东话的人，他们拒绝听我讲话。我们在这座港口呆了三周，仅仅有一次，我们被允许，作为一次特殊的待遇，去一个岛上去看海洋。

我们去那里的益处就是能跟水手讲话。我们被编成小组，在两个地方练习英语，这两个地方是他们被允许经常光顾的地方：友谊商店，在友谊商店，人们用硬通货币买东西，再有就是水手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一个酒吧，一个餐馆，一个台球厅，和一个乒乓球室。

对怎样和外国人讲话有着严格的规定。除了隔着友谊商店的柜台做简单的交流之外，我们不被允许单独和他们谈话，要是我们被问到名字和地址，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能说出我们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我们都准备了假姓名和不存在的住址。在每次谈话之后，就我们都说了什么，我们得打一个详细的报告，对任何一个和外国人接触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标准的做法。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警告遵守“与外国人接触的纪律”（涉外纪律）的重要性。要不然的话，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光会陷入严重的麻烦当中，而且，其他的学生也要被禁止再与外国人接触。

实际上，我们练习英语的机会非常少，我们和外国人之间隔得很远。船不是每天都来，也不是所有的水手都上岸，大多数水手都不是英国本土讲英语的人，他们当中有希腊人，日本人，南斯拉夫人，非洲人，还有很多菲律宾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仅能讲一点英语。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位苏格兰船长和一位船长的妻子，还有一些斯堪地诺威亚人，他们的英语都非常棒。

当我们在俱乐部里等我们的珍贵的水手的时候，我经常会坐在后面的游廊里面，阅读或者是凝视椰子树林和棕榈树林，椰子树林和棕榈树林在宝石蓝色的天空下画出一道暗色的轮廓。在水手们悠闲地走进来的那一刻，我们就会跳起来迎接他们，实际上差不多是抓住他们，而同时，我们还得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有尊严，我们是那样急切的想让他们和我们会话。当我们拒绝他们提供的饮料时，在他们的眼睛里，我经常看到一种迷惑的表情。我们被禁止接受他们提供的饮料。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被允许喝饮料：展示在那里的迷幻的瓶和听是专供外国人的。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四个或者五个胆小的，表情严肃的年轻男人和女人。我不知道，这对那些水手来说似乎一定非常奇怪----这离他们期待的港口生活该有多么地遥远。

当第一个黑人水手到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轻轻地告诫女学生要小心：“他们还不够发达，还没有学会控制他们的本能，所以，甭管什么时候他们喜欢，他们都会表达他们的感情：摸，抱，甚至亲吻。对着一屋子震惊和厌恶的面孔，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最后一组的一个女生在会话当中，当一个冈比亚水手想抱她的时候，突然大哭起来。”她认为，她就要遭到强奸（当着一群人，一群中国人）。她是那么的害怕，以至于，在在湛江呆的剩下来的时间里，她不能让自己再和另一个外国人谈话。

男学生，特别是学生官员，承担着保卫我们女生的责任。每当一个黑人水手开始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谈话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递眼色，赶紧过来救我们，他们会接过话茬，并且坐在我们和水手之间。黑人水手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戒备，特别是当学生们立马儿开始谈起“中国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友谊”的时候。“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会庄严地，缓慢地背诵我们的课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会永远站在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大众一边。”黑人看上去会很困惑，但是却很感动。有的时候，他们会拥抱中国男子，他们会回敬一个同志式的拥抱。

按照毛泽东的“光辉理论，”关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毛泽东把这个搞得听上去似乎不是对事实的认可，而是，中国宽宏大度地把自己的地位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他说这话的方式让人觉得毫无疑问，那就是，我们加入第三世界的行列是为了领导第三世界，保护第三世界，而世界会认为我们的公正的地位要更高一些。

我特别被这种自我风格的优越感所激怒。我们有什么可优越的？我们的人口？我们的国土？在湛江，我看见第三世界的水手，他们手上带着闪光的手表，手里拿着相机和饮料----这些东西当中，没有一样是我们以前见过的----他们跟我们所有中国人，除了极少一些中国人之外，相比，境况要大大好于我们，自由程度，我们也没法相比。

我对外国人极端好奇，我急切地想发现，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和中国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必须得努力隐藏我的好奇心，好奇除了会带来政治上的危险之外，还会被认为是丢脸。在毛泽东的时代，就像在中国（Middle kingdom）的那些日子一样，中国人把在外国人面前保持尊严当做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就会显得很冷漠，或者，很难以捉摸。人们采取这种最常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兴趣，我的很多同学从来都不提任何问题。

也许，部分是因为我无法控制的好奇心，部分是因为我英语较好，水手们似乎都热心于和我谈话，尽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我很小心，说得尽可能少，这样，我的同学就有更多的机会练习了。一些水手甚至会拒绝和其他的同学谈话。我也很受俱乐部主任欢迎，俱乐部主任叫龙，他块头很大，很健壮。这激起了明和其他一些看护者的愤怒。现在我们的政治会议包括有对我们遵守“涉外纪律”情况的检查。据称，我破坏了涉外纪律，因为我的眼睛看上去“太感兴趣”了，我“笑得太多”了，并且，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嘴巴张得“太大”了。我还被批评使用了手势：我们女生被认为应该把手放在桌子上，而且要坐着不动。

中国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期望中国女人要保持一种稳重的姿态，在回应男人凝视的时候要低下眼帘，笑要有控制，微翘嘴唇，笑不露齿，她们根本就不能使用手势。要是她们违背了这些行为信条的任何一条，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卖弄风情，”在毛泽东时代，与外国人调情被认为是难以启齿的罪行。

对对我的影射，我感到非常愤怒。是我的共产党父母让我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认为，对妇女的束缚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要废除的东西。但是，现在，对妇女的压迫和政治压迫联手构成了愤恨和嫉妒。

一天，一条巴基斯坦的船到达了，一位巴基斯坦军事专员从北京来到这里。龙命令我们大家对俱乐部来一个从头到脚的彻底打扫，他还摆了一桌宴席，在宴席上，他让我做他的翻译，这让一些其他同学极其嫉妒。几天之后，这位巴基斯坦人在他的船上准备了一桌告别晚宴，我也被邀请了。这位军事专员去过四川，他们专门为我准备了四川菜。龙，就像我一样，受到邀请非常高兴。

但是，尽管有船长求情，甚至龙威胁说不让学生再来俱乐部了，我的老师却说，不许任何人上外国人的船。“要是有人坐船跑了，谁付得起这个责任？”他们提问说，他们让我说，那天晚上我很忙。据我所知，我拒绝了唯一一次出海旅行的机会，唯一的一顿外国饭，唯一的一次正规的英语会话，唯一的一次对外部世界的体验。

尽管如此，我却不能平息闲话。明直言不讳地提问说，“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喜欢她？”仿佛这里面有什么可怀疑的东西。在旅行结束的时候，将要进入我的档案的报告里说，我的行为表明，我“政治上不可靠。”

阳光，海风，椰子树，在这样一个可爱的港口，人们随时随地都应当是快乐的，但是，快乐却被变成了苦难。在小组里，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给我解心宽，试图让我快乐起来。当然了，我遭遇的痛苦与文革初年受害者们遭遇的嫉妒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一想到，我的生活至多也就是这个样子，我就会感觉更加郁闷。

这个朋友是我父亲一位同事的儿子，来自城市的其他同学对我也相当友好。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与农民出身的学生区别开来。农民出身的学生当中出了很多学生官员。城市学生，在遇到港口的新奇世界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安心许多，自信许多，因此，他们不会那么焦虑，不会急着要进攻我。湛江，对先前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撼。他们低人一等的感觉促使他们一定要把别人的生活搞糟。

三周之后，我既歉疚又宽慰地对湛江说了再见。在回成都的路上，一些朋友和我一起去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桂林，在那里，山和水似乎都是从经典的中国水墨画中跳出来的。那里有外国游客，我看见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小孩在男人的怀抱里。我们之间互致微笑，并且说了“good morning”和“goodbye。”他们刚一消失，一个便衣警察就叫住了我们，并且盘问了我们。

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成都，我们发现城里充满了对毛夫人和来自上海的三个男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情绪。他们结成一伙坚守着文化革命的堡垒。他们搞得那么近，以至于，毛泽东在1974年7月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尽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现在的时候，在受够了周恩来，然后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做事方法后，八十一岁的毛泽东开始给他们以全力支持，邓小平，自从1975年1月开始，一直主持着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时，周恩来，因为癌症，已经住进了医院。四人帮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小型运动已经把人民搞得筋疲力竭。在私下里，人们开始传播谣言，谣言几乎成了人们表达强烈的失败情绪的出气口。

疯传的闲话特别地指向毛夫人。因为她经常被人看见和一个京剧演员，一个兵乓球运动员，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提升，都成了他们所在领域的头目，因为他们碰巧都是漂亮的年轻男人，人们就说，她把他们当成了“男妾，”她曾在公开场合毫无顾忌地说，男妾是女人也应该有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并不适用于普通大众。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在毛夫人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受到了极端的性压抑。在她的控制之下，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传媒和艺术当中，任何有关爱的内容都要从人民大众的听觉和视觉当中删除。当一支越南军队歌舞团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些一小部分有幸能看表演的人被广播员告知，歌曲里面提到的爱“指的是两个同志之间的同志式的友爱。”在少数几部被允许放映的欧洲影片----主要是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当中，---所有的男人女人互相站得很近的场景，更不用说接吻了----都被删除了。

经常地，在拥挤的公交车，火车，和商店里面，我会听到女人朝男人叫骂，并且扇他们的耳光。有的时候，男人会喊叫着否认，接下来是交互的辱骂，我曾经历过很多次性骚扰的企图。当性骚扰发生的时候，我只是默不作声地躲开那颤抖的手或者膝盖。我觉得这些男人很可悲。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里没有性的发泄口，除非他们足够幸运，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而这样的机会却非常稀少。我的大学的党的副书记，一个上了点儿年纪的男人，在一家商店被人抓住了，他的精液从他的裤子里渗了出来。是人群把他挤到他前面的一个女人的身上。他被带进了警察局，结果，他被开除出党。女人的日子更不好过。在每个组织里面，都会有一两个女人，因为婚外恋，而被指控为“破鞋。”

这些道德标准是不适用于统治者的。八旬老人毛泽东让他自己的身边围绕着漂亮的年轻女人。尽管，关于他的故事在私下里被人们小心地传递着，但是，关于他的妻子和她的密友，四人帮的故事却是在公开地，不受约束地传播着。到1975年底的时候，中国被流言煮沸，谣言的内容令人愤怒。在一个叫“我们社会主义是天堂”的小型运动中，很多人都在公开的暗示这样一个问题，八年前我曾第一次问到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这是天堂，那么，什么才是地狱？”

1976年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对我和很多其他的中国人来说，周恩来代表着一个相对明智和自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信仰是要将国家运转起来。在文革的黑暗年月里，周恩来是我们仅存的一丝希望。对他的逝世，我感到非常悲痛，我的所有的朋友也都是一样。我们对他的悼念，与我们对文革，对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

但是，在文革当中，周恩来和毛泽东是联手的。就是他，发表讲话，批斗刘少奇，说他是一个“美国间谍。”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对他们发号施令。当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和这个国家的老帅，在1967年2月，对文革叫停的时候，周恩来没有给他们以支持。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的仆人。但是，也许，正像他所做的那样，他在试图避免更加骇人的灾难，例如一场国内战争，要是公开挑战毛泽东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国内战争，因为要保持中国运转，他也就使毛泽东发动浩劫成为可能，但是，他也几乎拯救了这个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彻底崩溃。他保护了一些人，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没有问题，其中，有一段时间，就包括我父亲，他还保护了一些中国的最重要的文化古迹。似乎，他陷在一个难以化解的道德矛盾之中，尽管，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他把他的生存放在了优先位置。他一定知道，要是他试图反对毛泽东，他就会遭到毁灭。

校园变成了白色的海洋，白色的花圈，白色的悼念海报，白色的对联。每个人臂上都戴着一个黑色的袖标，胸前都别着一朵白花，脸上都是悲伤的表情。悼念活动一半是自发的，一半是组织起来的。因为众所周知，周恩来在他死的时候，正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因为，四人帮下令，限制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悼念周恩来对普通民众和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他们表示反对四人帮的一种方法。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悼念周恩来完全出于不同的原因。来自我的专业的明和其他的学生官员颂扬周恩来，是因为，周恩来据称是对“镇压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政变”做出了贡献，他对建立毛泽东全世界领导人的名誉做出了贡献，还有就是他完全彻底地忠诚毛泽东。

在校园外面有更加激烈的持不同政见的火花。在成都的大街上，涂鸦出现在大字报的边缘上面----一大群人聚在那里，伸着脖子阅读那些小字儿。一张大字报写道。

这会儿，天空黑下来了，

一颗巨星陨落了-----

在这张大字报的边沿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天空怎么会黑下来呢？那么，‘红色的，红色的太阳’又算什么呢”（指毛泽东）。另一条涂鸦出现在一条标语的边沿，标语上面写着“生煎周恩来的迫害者”涂鸦这样说，“你食用油的月供应仅仅二两（3,2盎司）。你用什么来煎这些迫害者？”十年来，第一次，我看到，讽刺和幽默在公共场合展示，这让我的精神飞翔起来。

毛泽东任命无能的，实际上什么也不是的一个叫华国锋的人来接任周恩来，并且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四人帮出版了邓小平的讲话，把讲话作为批斗的靶子。在1975年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承认，延安农民的生活境况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在长征之后刚到达延安时的境况还要差。在另一次讲话中，他曾经说过，党的领导应当对专家说，“我跟着，你领头儿。”还有另一次，他重点强调了他的计划中改善生活水平，允许更多自由，结束政治迫害的部分。把这些文件和四人帮的行为作比较使邓小平成了平民英雄，也把人民对四人帮的厌恶推到了沸点。我想，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似乎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他们认为，我们在读了这些讲话之后，会恨邓小平，而不是敬重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热爱他们！

在大学里，我们被命令，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上，批斗邓小平。但是，大多数人的表现是消极抵抗。他们在礼堂四周闲逛，或者闲聊，织毛衣，读书，或者甚至在滑稽的会议期间睡觉。发言的人用一种平淡的，毫无表情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来念他们的稿子。

因为邓小平是四川人，所以有无数关于他的谣言，说他被放逐回到了四川。我经常看见人群排列在大街两旁，因为，他们听说，他要从这条街上经过。有的时候，人群会达到几万人。

而同时，四人帮引起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他们的仇恨，众所周知，四人帮还是上海帮。突然间，上海产的自行车和其他商品就停售了。当上海足球队来成都的时候，上海足球队整场比赛都淹没在嘘声当中。人群聚集在体育馆的外面，当他们进出体育馆的时候，朝他们叫骂。

抗议行动在全中国范围内爆发，在1976年春清明节期间达到顶点，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祭奠死者的节日。在北京，成千上万的公民连续数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用精心制作的花圈，用激情的诗歌朗诵，用演讲来悼念周恩来，他们用符号，用语言来宣泄他们对四人帮，甚至是毛泽东的仇恨，尽管这些符号和语言是密码，但是每个人都懂。四月五号夜里抗议活动遭到镇压，警察进攻人群，逮捕了数百人。毛泽东和四人帮管这场运动叫做“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政变。”邓小平，被隔离审查，被指控策划了这场示威，并被贴上了“中国纳吉”（1956年，纳吉是匈牙利首相）的标签。毛泽东正式解聘了邓小平，并且加深了批判邓小平的运动。

示威是被镇压了，并且，在媒体上被老套的谴责，但是，事实是，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氛围，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对这个政权的挑战。

1976年6月，我的班被打发到山里的一家工厂，我们要在那里呆一个月，来“向工人学习。”当一个月过去之后，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爬可爱的峨眉山，峨眉----美人的眉毛，在成都的西面。7月28号，在我们下山的途中，我听见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在大声的响着，一位游客手里提着一个收音机。对一些人爱不释手地喜欢这种宣传的机器，我总是感到非常厌烦。在一个景点！似乎我的耳朵还没有受够大喇叭刺耳的胡话，大喇叭永远都会出现在你面前。但是，这一次，有什么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北京附近一个叫唐山的煤矿城市发生了地震。我意识到，这一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媒体通常不报道坏消息。官方的数字是242000人死亡，164000重伤。

尽管他们大量地在报纸上登载他们对地震受害者的关心的宣传，四人帮警告说，这个国家决不能被地震扭转了方向，不能忘了头等大事：“批邓。”毛夫人公开说，“区区几十万人死亡，那又怎样？批邓关系到八亿人口。”这话甚至是出自毛夫人之口，这听上去忒蛮横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却是官方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在成都地区，人们对地震有很多警备，当我从峨眉山回来之后，我和我母亲，和小方一起去了重庆，重庆被认为要更安全一点儿。我姐姐还留在成都，她睡在一张很厚实的橡木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毯子和被子。官员们组织人们建临时棚子，细分出来的一个一个的工作队负责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观察各种动物的行为，动物被认为拥有预测地震的能力。但是，四人帮的追随者贴出标语咆哮说“要警惕邓小平的同伙企图利用人民对地震的恐惧心理来镇压革命！”他们还举行了一次集会“严厉谴责走资派利用人们对地震的恐惧来破坏批邓运动。”集会很失败。

在九月初的时候，我回到成都，到这个时候，对地震的恐慌已经平静下来。1976年9月9号的下午，我正在听一堂英语课。在大约2：40的时候，我们被通知，我们要在三点的时候收听一个重要广播，通知说，我们都得到大院集合来收听广播，以前我们就曾经不得不这样集合，我走出去的时候，心情很愤怒。这是一个典型的秋天多云的成都天气。我听见墙边竹子的叶子在唰唰的响着。正好在快到三点的时候，大喇叭在正式开播之前弄出刺耳的声音，我们系的党的书记站在了集会的前排位置。她悲伤地看着我们，用一种很低的，断断续续地，哽咽地声音说道：“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

突然，我意识到，毛泽东逝世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