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五十八）

第五十八章

不一会就到了教育组，张伟停稳车，就直奔郑干事办公室。

老郑早已接到鲁金德的电话，知道张伟要来，因此也早就有思想准备。

张伟气呼呼地冲进了干事办公室，与老郑打了个招呼，便站在他办公室说明自己的来意。

老郑也没起身，他一边做着手中的事，一边听着张伟述说。

张伟讲完了，老郑才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咹，竟还有这样的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过，目前实行的是校长责任制，曾店小学的事情，都由他鲁金德说了算！”老郑紧接着说。

“当前实行校长责任制不假，但是，校长责任制不是要他校长凌驾于党的领导和民众之上，不是要他校长丢掉党的领导和依靠民众的原则！实行校长责任制后的学校，并非是他鲁金德的独立王国……”张伟与老郑理论道。

……

“你说的这些都有道理，不过，我劝你还是回去找鲁校长，看他怎么处理！”老郑对张伟说。

“我已经找他几年了，再找他还有用吗？今天我来找你，就是要请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张伟毫不客气地对老郑说。

“哎呀，这事我可帮不上忙呢，我是爱莫能助！你还是回去找鲁校长吧！”老郑一笑，拒绝了。

“那好，你管不了，我也不勉强。论资历，我比你强，论级别，你是我的领导。既然你不把我当做你的部下，那我绝不会把你当作我的领导！你们不让我舒心，反正现在我已经是豁出去了，我也绝不会让你们太平！”张伟见状，怒不可遏！他狠狠地瞪了老郑一眼，拿起头盔，边说边向门外走去。

“老张，你急啥呀?别走哇！”老郑自知心中有愧，怕老张把事情闹大，自己吃不了兜着走，立即站起身来，将老张拉了回来，并且捡了个凳子让老张坐下，和他套起近乎。“咱们都是这些年的老同事了，你也从来没有找过我，既然你今天来了，事情不是不可以商量的……”

张伟气还没消，又气呼呼地问老郑“老鲁真是欺人太甚。但是，我张某与老鲁他近日无怨，往日无仇，他那样对我，是他的意愿，还是授你的旨意？”

“老鲁这人也太不会办事了，怎能如此对待像老张这样的老同志呢？”是谁的主意，老郑也未可否，就责怪起鲁金德来。

接着他又问张伟：“你反应的事情到底想怎么解决？”

张伟看了老郑一眼很干脆地回答：“不是你们做得太过头，我绝不会找你们!其实，事情很简单，在学校给老婆安排个岗位就行了。我要的不是这个工作，要的是找回一个公道！你说行，我走，说不行，我也会走。那你就给个话吧！”

老郑听完，故意把张伟拍了一下说：“回去安心工作吧。你的事情我近期与鲁校长联系，一星期给你回答！”

张伟回到学校，耐心的等候着，看看他老郑又耍什么新名堂！没想到一星期后，老郑如期来到曾店小学，张伟的事情才得以解决！

“如今的年轻干部，胡作为非，欺软怕硬，没有一个好东西！”张伟暗自骂道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一时零八分，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领导了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的建设的加强和改进，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他于1973年复出，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不久，由于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次被错误地撤职、批判。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后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邓小平的逝世与毛泽东当年的逝世人们的反映大不相同：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恸哭，过去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没了，很多人觉得天都要塌了。听到消息，我晚上吃不下饭，和同学走进学校，摸着一处残破的砖墙哭着说：“毛主席没了，一切都没了。”

  过几天，学校举行全校师生追悼大会，操场上哭声震天，前面同学看我哇哇大哭，回头说“小兵别哭了，眼睛又肿了！”主席逝世前两天，我没事闲着拿石头打马蜂，眼睛被蜂蜇肿了，这一哭肿得更厉害。

毛泽东主席逝世，人们感觉天要塌了，山河摇动、举国痛哭……

时间推迟到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注意到，与当年毛泽东逝世相比，人们对邓小平逝世的反应有了很大的不同。从街头卖报纸的妇女，到买报纸的市民，从邮局的职工和购买邓小平画像的人们，到自己身边的人，再没有当年撕心裂肺的痛哭，没有天要塌下来的那种紧张和恍惚，人们有遗憾和悲伤，但表情和眼神中多了几分平静。有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在回忆文章里说：“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相重复的痕迹。”

  邓小平逝世后，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其形式、规格和毛泽东主席逝世时类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陆海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等文件。

  邓小平逝世后，很多人都在细心观察和探寻这一事件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变动。但这一次比人们想象的要平静许多。

   有人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逝世时，我们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学生，只是怀着一种朴素的感情悲伤哭泣。邓小平逝世时，我们长大了，日子变好了，都知道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总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英明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还要等多久？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不久，邓小平的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并写着：“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1997年3月，邓小平再次登上《时代》封面，并写着：《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尽管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世界仍然对邓小平逝世后的中国的前途充满了猜测。

   和毛泽东离世的场景相比，邓小平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邓小平生前曾说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逝世后，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从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悄然进步中。

（选自刘卫兵著《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