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82)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8 奋斗，插上翅膀（1976年----1978年）

这个消息令我如此兴奋，以至于，有那么一阵儿，我感觉很麻木。我的根深蒂固的自省意识立马儿开始运转起来。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周围哭声一片，我也得拿出相应的表现来，我缺乏该有的感情，这一点，除了我前面一个女人的肩膀之外，似乎没有地方隐藏，这个女人是一个学生官员，很显然，她的心都碎了。我迅速的将头埋进她的肩膀里，我的头适度地起伏。在中国，有很多情况都是这样，搞一点礼仪，玩一点儿花样。在伤心哭泣的时候，她动了一下儿，似乎，她要转过头来拥抱我。我从后面把我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她身上，以让她保持不动，我希望能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我是如此的悲痛，我都瘫下来了。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他被认为是一个哲学家。我在努力思考他的“哲学”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似乎，它的中心原则就是需要，----或者欲望，----对永久斗争的需要和欲望。他的思想的核心似乎是，人类的斗争是历史的原动力，为了创造历史，“阶级敌人”就要在全过程中被不断的创造出来。我在想，会不会还有哪些位其他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会导致如此多的苦难和死亡。我想到那些被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恐惧和死亡。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可能仅仅是他人格的延伸。他，在我看来，似乎，从本性上来说，确实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斗争的发起者，并且非常善于斗争。他了解人类丑陋的本性，例如嫉妒和愤恨，他知道如何调动它们来实现他的目的，他通过让人们彼此仇恨来实现他的统治，为了这样做，他让普通的中国人来执行很多任务，这些任务，在其他的独裁政权里面是由职业精英来执行的。毛泽东成功将人民变成了他独裁的最终武器。这也是，在他统治之下，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与kgb对等的机构的原因。因为，没有必要。通过把人性中最坏的东西导引出来，并让其茁壮成长，毛泽东创造了一片道德荒地，和一片仇恨的土地。但是，每个普通人要承担多少责任，我没法做出决定。

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特点，在我看来，似乎，是无知的统治。因为，他是这样盘算的，有文化的阶层是没有文化的广大人口的靶子。因为他痛恨正规教育，痛恨受教育的人，因为他自大，导致他蔑视中国文化中的伟大人物，因为他蔑视他搞不懂的中国文明的领域，例如，建筑，艺术，和音乐，毛泽东捣毁了国家的很多文化遗产。留在他身后的不仅仅是一个被野蛮化了的民族，而且，还留下了一片丑陋的国土，在这片国土上，几乎没有什么过去的光辉遗存，或者是对遗存的欣赏意识。

中国人似乎是在真心地悼念毛泽东。但是，我在想，他们的眼泪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人们练习表演，练习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把表演和他们的真正感情搅合在了一起。哭毛泽东，也许正好是他们节目人生的另一次节目表演。

全国人民的心情无疑是反对继续毛泽东的政策的。他死后，还不到一个月，在10月6号，毛夫人被逮捕，和她一起被逮捕的还有四人帮的其他成员。他们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支持----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警察的支持，甚至没有他们自己警卫的支持。他们仅仅拥有毛泽东。四人帮能够掌权，仅仅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五人帮。

当我听到，不费吹灰之力，四人帮就被除掉之后，我感到一波悲伤冲击着我。这么一小撮二流的暴君怎么可能蹂躏九亿人民如此之久？但是我的主要的感觉还是高兴。文革的最后的暴君最终还是去了。我的狂喜的感觉是广泛共享的。就像这个国家的很多人一样，我走出去，去买最好的酒，我要和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一起庆祝，但是，我却发现酒都脱销了----这里有那么多发自内心的喜悦。

也有官方的庆祝活动----和文革期间的那种集会一摸一样，这令我很愤怒。我尤其对这样的事实感到愤怒，在我们系，那些政治督导员和那些学生官员在不受任何干扰的自我正义的情绪之下，现在，正在安排着所有这些表演。

新的领导集体的头儿是毛泽东选择的继任者，华国锋，他的唯一的资格，我认为，就是他的平庸。他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宣布为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建一座宏伟的纪念堂。我非常愤怒：唐山在地震之后，成千成万的人民还无家可归，他们还住在建在步行道上的棚子里。

我母亲，根据她的经验，立马儿就看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她就向她的部门打报告，要求工作。她被分配了一个工作，是她的部门的名列第七位的副主任，在文革之前，她曾经是这个部门的主任。但是，她并不在乎。

我性情急，对我来说，情况似乎还像以前那样在继续着。1977年1月份的时候，我的学业已经结束。我们既没有被考试，也没有被授予学位。尽管，毛泽东和四人帮都已经不在了，毛泽东的规定，从哪里来的还要回到那里去，依然试用。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得回到机械工厂。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分配工作上要有所不同，这种思想，被毛泽东谴责为“培养精神贵族。”

我在极力避免被送回到原工厂。要是那样的话，我会丧失任何使用我的英语的机会：没有任何东西可翻译，没有任何人能和我说英语。又一次，我向我母亲求助。她说，只有一条出路：那个工厂拒绝接受我回来。我在那家工厂里的朋友劝说经理向第二轻工业局打报告说，尽管我是一位好工人，他们却意识到，为了一个更大的事业，他们应该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的祖国会从我的英语中收到益处。

当这封经过过分修饰的信发出去之后，我母亲让我去看二轻局的首席经理，一位姓回的先生。他曾经是她的一个同事，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他非常喜欢我。我母亲知道，他依然很疼爱我。在我去看他的第二天，二轻局召开了一个委员会议，专门讨论我的事情，委员会由大约二十位主任组成，做任何一项决定，事无巨细，他们都得集中在一起开会。回先生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他说，我应当被给与一个机会来使用我的英语，他们给我的大学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

尽管我的系让我历经磨难，但是，他们需要教师，所以，1977年1月的时候，我成了四川大学的一名英语助教。在这里工作，我的感情里混杂着很多东西，因为我得住在校园里，得处在政治督导员和野心的嫉妒的同事的眼睛的监视之下。更为糟糕的是，要有一年的时间，我得做一些和我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我被任命为助教一周之后，作为我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我被送到位于成都郊区的农村。

我很烦，在田里干活烦，坐在没完没了的枯燥的会议上烦。因为在大龄二十五岁的时候还没有未婚夫，所以，烦躁，不满，和压力一直都在压着我，这也促使我先后对几个男人着迷。其中一个男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但是，他给我写信，信写得很漂亮，但是当我亲眼见到他的那一刻的时候，我的爱恋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另一位男人，侯，实际上曾经是一个造反派领袖。他是那个时代的一种产物：聪颖但却不诚实，他的风度让我迷惑。

1977年夏天，侯被监禁，当时，一场运动已经开始，这场运动就是要逮捕“四人帮的追随者。”四人帮的追随者被定义为是“造反派头目”和任何有暴力犯罪行为的人，暴力犯罪被模糊地描述为包括用刑折磨，谋杀，和破坏或者抢劫国家财产。这场运动在几个月内就逐渐平息下来。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没有被否定，文革也一样没有被否定。任何一个做了坏事的人都会宣称，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除了一些最为胆大包天的谋杀和用刑的案例之外，这里也没有判断是否犯罪的准则。有那么多人曾经卷入了抄家，卷入了毁坏历史遗迹，古物和书籍的行动，卷入了派性斗争当中。文革最恐怖的事情就是----镇压，镇压使成千上万的人精神崩溃，自杀，死亡，镇压是由人们集体来进行的。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年轻的孩子，都参加了野蛮的批斗会议。很多人都曾帮忙打了受害者。而且还有，受害者经常会变成迫害者，反过来也是一样，迫害者又会变成受害者。

没有独立的法律体系来进行调查和判决。是由党的官员来决定，谁要受到惩罚，谁不能受到惩罚。一些人受到不公正的惩罚，而另一些人则轻松地逃脱了惩罚。作为我父亲的主要的迫害者，周啥事儿都没有，邵夫人也只是被换了一个稍微不好一点儿的工作。

婷夫妇自从1970起就被监禁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被审判----因为党没有发布一个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来对他们进行判决。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仅仅是，让他们坐在没有暴力的会议之上，在这样的会议上，受害者可以“诉苦”来反对他们。我母亲在这样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诉说了这对夫妇是如何迫害我父亲的。直到1982年之前，婷夫妇都一直被监禁，而没有被审判，1982年婷先生被判处监禁20年，婷夫人17年。

侯，在他被监禁期间，我有很多时候睡不好觉，不久就被释放了。但是，对他被短暂监禁的日子的回忆唤起我一种苦难的感觉，这种感觉谋杀了我对他的所有感情。尽管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到底该负怎样的责任，但是，很清楚，在最为粗野的年月里，作为一名红卫兵大众的领袖，他不可能没有罪过。我依然不可能让我自己恨他个人，但是，我不再对他感到抱歉。我希望对他做出正义的审判，对所有那些罪有应得的人作出审判。

什么时候这一天才会到来？正义能不能够得到伸张。因为本来就有那么多的怨气了，伸张正义的时候能不能不再搅动起更多的苦难和仇视？在我的身边，那些曾经彼此血战的派别现在同居在一个屋顶之下。走资派得和先前曾经批斗他们，折磨他们的造反派一起肩并肩的工作。这个国家依然处在极端紧张的状态之中。要是可能的话，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毛泽东施加给我们的噩梦？

1977年，邓小平再一次被平反，并被任命为华国锋的副手。邓小平的每一次讲话都是一股清新的空气。政治运动就要结束了。政治“学习”是“过高的赋税，”必须得叫停。党的政策必须得以现实为基础，而不是以教条为基础。并且，最为重要的是，逐字逐句地照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做事是错误的。邓小平正在改变中国的道路。我当时被焦虑折磨着：这个新的未来可能永远都不能被通过。

在邓小平新的精神之下，我在公社的刑期在1977年12月的时候也走到头儿了，比原先需要一年的时间短了一个月。短出来的这一个月很不同，令我感觉很刺激，难以想象。当我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学正要举办迟到的1977年的入学考试，这是自1966年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考试。邓小平宣布，上大学必须得通过学业考试，而不是通过后门。秋季的学期必须得向后推，因为得让人们有准备来适应与毛泽东的政策不同的变化。

我被派往四川北部的大山里与申请来我系的申请人见面。我很愿意去。就是在这次旅程中，在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的曲折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要是能到西方去学习该多好啊！

几年之前，我的一个朋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最初，在1964年的时候，他从香港回到“祖国，”但是，直到1973年，他一直都不被允许出去，1973年，随着尼克松访华，出现了一段开放时间，他被允许去看他的家人。在香港过的第一夜，他听见他的侄女在打电话，打电话到东京，她安排在那里要过一个周末。显然，他的故事无关轻重，但是，他的故事却成了我焦虑不安的由头儿，持久地搅扰着我。这种去看世界的自由，一种我梦想不到的自由，在折磨着我。因为没有可能，所以，我出国的欲望一直牢牢地禁锢在我的潜意识里。在过去，在一些大学，有一些尖端的学业要到西方去学习，但是，当然了，出国候选人得由当局来选拔，是一名党员是先决条件。我既不是党员，也不被系里信任，即使有一个学业从天上落到我的大学，我也没戏。但是，现在，我心里的某块地方开始萌动了，因为考试又回来了，中国正在摆脱毛泽东主义的束身衣，我没准儿还有机会。我刚一开始做这个梦，我就强迫自己灭掉这个想法。我是那么地害怕失望，因为失望难以避免。

当我旅行回来的时候，我听说，我的系被分配了一个学术名额，让一个年轻的或者是中年的教师到西方去。并且，他们已经决定让某个其他的人去了。

是卢教授告诉我这个惊人的消息的。她七十出头，走路不稳，拄着拐棍。但是，尽管如此，在其它方面，她都表现得相当活跃，甚至有些鲁莽。她说英语说得很快，仿佛，她急着要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倒出来。她在美国生活了大约三十年。他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法官，他们想用西方的方法将她抚养成人。在美国，她起的名字叫露西，他爱上了一位叫卢克的美国大学生。他们决定结婚，但是当他们把他们的决定告诉卢克母亲的时候，她说，“露西，我非常喜欢你。但是，你们的孩子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那会非常困难的----”

露西与卢克分手了，因为，她忒骄傲了，她不想让他的家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接纳她为他们的家庭成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她回到了中国，她想，最终，中国人恢复了尊严。她摆脱不了想卢克，她结婚很晚，嫁给了一个中国的英语教授。她不爱他，他们没完没了地吵架。在文革期间，他们被从他们的公寓轰了出来，他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小房间十乘八英尺，里面塞满了泛黄的旧报纸和盖满尘土的书籍。这对瘦弱的白发夫妻，经常会一个坐在他们的双人床的床边儿，一个坐在刚好能塞进屋里的唯一的一把椅子里，彼此不能相容。看到这个场景，不免让人心碎。

卢教授很喜欢我，她说，在我身上，她能看到，她的已经消失的，五十年前她年轻时的影子，当时，她也是不知疲倦地从生活中追索幸福。她没有找到幸福，她告诉我，但是，她要让我找到幸福。当她听说要去国外进修，很可能去美国的时候，她兴奋得不得了，但是，她又非常着急，因为我还在外面，没法提出申请。这个机会让叶小姐给占了。她做助教要先我一年，并且，她是一名党员。我在农村的时候，她和我们系的自从文革以来毕业的其他几名年轻教师正在参加一个培训班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卢教授是他们的其中一位指导教师。她教学部分地使用了她从一些朋友那里弄到的一些英语出版物里的文章，这些朋友都来自更加开放一些的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四川对外国人依然是完全封闭的）。我无论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都会坐进了她的课堂里。

有一天，有一篇课文是关于美国工业利用原子能的内容。在卢教授解释了这篇文章的意思之后，叶小姐昂着头，挺着背，非常愤怒的说，“这篇文章得批判着读，美帝国主义怎么可能会和平地使用原子能呢？”我感觉到，我的愤怒被叶小姐鹦鹉学舌，学说宣传标语的话给煽了起来，我冲动地反驳说，“但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和平使用核能？”叶小姐和班上的大多数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盯视我。对他们来说，像我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依然是难以置信的，甚至是亵渎神明。然后，我看到了卢教授眼里的火花，还有她的赞许的笑容，这个笑容只有我才能察觉到。

除此之外，卢教授，还有其他一些教授和讲师想让我，而不是叶小姐，去西方。但是，尽管在新的气候下，他们已经开始得到尊敬，他们却没有什么人有任何话语权。要是有什么人能帮我的话，那就只能是我的母亲。遵照她的建议，我去见我父亲的前同事，现在，他们在负责管理大学，我告诉他们，我有一项申诉：因为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大学录取要看成绩，而不是后门，所以，当然了，出国学习不遵循这个程序就是错误的。我央求他们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也就是说是一次考试。

在我母亲和我正在游说的时候，一道命令突然从北京下来了：自从1949年以来，头一次，到西方学习进修在国家学术考试的基础之上受到奖励，考试不久就将在北京，上海，和西安同步举行，西安是一座古都，在这之后不久，兵马俑就在这里发掘出来了。

我的系需要派三个候选人去西安。系里撤掉了叶小姐的进修资格，并且，挑选出两名候选人，两人都是大约四十岁的优秀讲师，他们自从文革之前就一直从事着教学工作。部分是因为北京的命令，选拔要看职业能力，部分是来自我母亲攻势的压力，系里决定，第三个候选人，一个年轻人，要通过三月十八号的笔试和口试，从二十个文革期间毕业的人当中选出。

在笔试和口试中，我都得了第一名，虽然我赢得了口试，但却有点儿胜之不武。我们得进入一个房间，每次只能进一个人，房间里坐着两位考官，一位是卢教授，另一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教授，在他们前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些纸球：我们得挑一个纸球，用英语回答里面的问题。我的纸球里面写着：“最近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公报的要点是什么？”当然了，我不知道，我站在那里，傻了。卢教授看着我的脸，她伸出手要那张纸条。他扫了一眼纸条，又让另一位教授看纸条。她默默地将纸条放进她的兜里，并用眼睛示意我拾起另一个纸球。这回，问题是：“说说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辉煌形势。”

这么多年来，强制着来抬升社会主义的辉煌形势令我起烦，但是，这一次，我有好多话要说。事实上，我刚刚写了一篇关于1978年春天的热烈诗篇。邓小平的得力助手，胡耀邦，成了党的组织部的头目，他开始全体澄清所有种类的“阶级敌人，”这个国家在明显地摆脱毛泽东主义。工厂在开足马力生产，商店里有了更多商品。学校，医院，还有其他公共服务都在正常运转。被禁了很长时间的书正在出版，人们有时会在书店外面等上两天才能买到这些书。现在有了笑声，在街道上，在人们的家里面。

我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在西安的考试，离考试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了。几位教授提供了他们的帮助。卢教授给了我一张要阅读的书单和十本英文书，但是，然后他又觉得我没有时间读所有这些书。所以，她迅捷的在她拥挤的书桌上腾出一块地方来放她的便携式打字机，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周，用英文打出了这些书的概要。关于这个，她顽皮地眨着眼说，五十年前，卢克就是这样帮助她准备考试的，因为她更喜欢跳舞和聚会。

两位讲师和我，在一位党的副书记的陪伴下，乘火车去西安，行程一天一夜。在大多数的行程里，我都趴在我的“硬卧”上，忙着给卢教授的那一大堆笔记做注释。没有人知道准确的进修学者的数字，或者是通过考试的人要去哪些国家，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信息都是国家秘密。但是，当我们到达西安的时候，我听说，哪里有二十二个人参加考试，大多数是来自西部中国四个省份的高级讲师。考试的前一天，封闭的试卷从北京运过来。笔试分三个部分，占了整个上午的时间；一部分是选自《根》的一个很长的段落，我们得把它翻译成中文。考试大厅的窗外，柳絮仿佛在跳着宏伟的狂想曲的舞步，纷纷扬扬，摩挲着四月的城市。到中午的时候，收卷，封卷，试卷直接送到北京，和北京的上海的试卷一起判分。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口语考试。

在五月底的时候，我被非正式告知，我出色的通过了这两个考试。我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她就又重新发起攻势为我父亲正名。尽管他已经死了，他的档案还继续在决定着他的孩子的前程。档案里包含着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说，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母亲知道，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变得更加自由了，这个依然会让我没有资格出国。

她游说我父亲先前的同事，他们现在在省政府里又重新掌权了，她的手里有周恩来的字条，字条上说，我父亲有权向毛泽东请愿，这个字条支持着她的案子，这个字条一直被我姥姥巧妙地收藏着，她把它缝进了她的一只鞋的鞋帮里。现在，在周恩来把字条给我母亲十一年之后，她决定把她交给省机关，现在，省机关由赵紫阳领导。

这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在胡耀邦的大力工作之下，胡耀邦负责平反工作，毛泽东的符咒正在失去它的令人麻痹的魔力。六月12号，一位高官带着党对我父亲的决定出现在陨石街。他递给我母亲一张薄纸，上面写着，我父亲是“一位好官和一位好党员。”这标志着他的正式平反。正是在这个之后，我的出国进修才最终得到了北京教育部的支持。

在当局通知我之前，系里的朋友就兴奋地告诉了我我要去英国的消息。那些几乎不认识我的人为我而感到非常高兴，我收到了很多祝贺的信件和电报。大家召集了很多祝贺的聚会，流下了很多幸福的泪水。到西方去是一件大事。中国已经闭关了几十年，因为没有自由的空气，每个人都感到很窒息。据我所知，我是自从1949年以来我们大学第一个，也是整个四川（四川当时大约有九千万人口）第一个被允许到西方去学习的人。我赢得这一殊荣靠的是我的专业成绩----我甚至都不是一名党员。这是掠过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的另一个迹象。人们看到希望和机会正向他们展开。

但是，我没有因为激动而不能完全掌控自己。我取得了这么棒的成绩，这对我周围的其它人来说是那么地难以企及，以至于，我对我的朋友有一种负罪感。我若表现得兴高采烈，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窘迫，或者甚至是一种残酷，但是，隐藏我高兴的感情又会显得不诚实。所以，潜意识地，我选择抑制我的心情。当我想到大一统的中国是多么的狭隘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很悲伤----有那么多人被拒绝给予机会，他们的才能没有出路得到发挥。我知道我很幸运，我出身在一个特权家庭，尽管这个特权家庭也遭受了很多苦难。现在，一个更开放，更公平的中国已经上路了。我急切地盼望变化来得更快一点儿来改造整个社会。

收拾起我自己的思想，我开始办那些没法逃脱的，与那时离开中国相关联的繁琐手续。首先，我得去北京，去参加一个为出国人员举办的特殊的培训班。我参加了很多会议，接受了一个月的灌输，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周游中国。旅行的意义是，让美丽的祖国来打动我们，这样，我们就不会考虑背叛了。所有出国的安排都为我们准备好了，还发给了我们服装补贴，我们得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看上去都很精神。

丝河蜿蜒着从校园流过，在我的最后的那些晚上，我经常在丝河岸边徘徊。在月光下，在夏日夜晚的朦胧薄雾中，丝河河面闪着光亮。我在思考着我这二十六年的岁月，我体验过特权，也体验过挨斗，我体验过勇气，也体验过恐惧，我看到过善良和忠诚，也看到过人类灵魂深处的丑恶。在苦难，摧毁，和死亡当中，我首先知道的是爱和人类不可摧毁的求生和追求幸福的能力。

各种各样的感情都曾掠过我的心头，特别是当我想到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姥姥和俊英姑姑，到现在，我试图压制我的感情，不去想他们，因为，他们的死亡已经是我心中的最痛。现在，我在脑海中描绘着，他们为我而感到多么高兴。

我飞到北京，我要和十三个其他的大学老师一起旅行，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政治督导员。我们的飞机要在1978年9月12号上午8点起飞，我差一点儿就错过班机，因为一些朋友来到北京机场和我说再见，我没有觉得我应该不时地看看手表。当我最终一屁股坐在我的座位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几乎没有给我母亲一个正式的拥抱。她到成都机场送我，几乎很随意，没有泪水的痕迹，仿佛，我走出半个地球那么远仅仅是我们多事的人生中的又一个插曲。

当我离开中国更远更远一点儿的时候，我从舷窗向外看，我看到，离开飞机银色机翼的远方是一个巨大的宇宙。我又回看了一眼我过去的生活，然后转向未来。我急着要去拥抱这个世界。（全书完）

归田园居向编辑，文友，和散文网致以崇高敬礼

2015年7月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