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柏星

洪柏星曾是生产队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担任过大队支部书洪记、砖瓦厂负责人、板鸭厂副厂长等在生产队上人看来算是显赫的职务。然而，他的好远并没有一帆风顺地走下去，后来还日渐式微，官职止于一次惨败的经营承包上，最终从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物沦落成一个落拓之人。沉重的债务，十几年慢慢的还债路，压得他精神委靡，颓废不振，使他变成了一副体形精瘦、头顶光秃、颧骨空出，眼睛深陷的落魄形骸，60刚出头的人看上去有70好几了，一家几口拥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造的砖木结构的平房里，很是窘迫。村民们见到了他不再有曾经的尊重和敬畏，心中有的只是深深的同情。有时人们聚在一起议论他时，都禁不住发些感慨：人生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得真是不错呀！

洪柏星大约于1974年当上大队书记的。那时他才27岁，风华正茂，是全公社最年轻的大队支书。能当上支书缘于他在几次“一平二调”的工程建设中能带头执行上级的指示，埋头苦干，要求进步，做出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得益于家族中一位在公社任党委副书记的领导的极力推荐。有了书记的职位，洪柏星就像蛟龙得水，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心中久藏着的一份激情，被一纸任命点燃，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一定把工作做好。他把紧跟时代步伐，落实领导指示，贯彻于农村工作之中，对上级赤胆忠诚，忠心耿耿，不折不扣地按政策办事，原原本本地照文件施政，成了一个只效忠于领导和上级的典型代表。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农村紧抓的是“阶级斗争”，强调的是“以粮为纲”，贯输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尾巴”会毫不留情地斩除。在大集体时，农民是没有个人承包的田地的，只有集体分的极少数的菜园地，地上种什么、种多少都有限制，并不断进行检查，怕自留地上长出“资本主义的苗”。一次，大队组织对农户的自留地上种植的作物进行检查，洪柏星带队，一同参加检查的有公社的蹲点干部和大队其他干部，当检查到一户种植的南瓜，没有按照上级规定的按人头分配数种植而多栽了几棵时，洪柏星顿时疾言厉色对该户户主吼叫道：“你这还得了，南瓜都敢多种，都同你一样，还要社会主义吗？”训着，他就动手将多种的长得叶茂藤壮的南瓜连拔除，吓得该户户主脸红一阵白一阵，像犯了法一样，不知所措，不敢吱半句声，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不置可否。其实，在那个农民经常吃不饱饭的年代，多收获些南瓜，是能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困境的，但政策却不充许农民在自留地上乱种杂粮之类的作物，并把这种行为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来看待。若遇洪柏星这样原原本本执行政策的干部，就会不知变通地毫不留情地制止。

那时粮食生产抓得紧。为提高产量，上级并不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施政，一味强调密植。为了保证每块田的栽秧蔸数，生产队按照上级要求把水田平整好后，将水放干，用一副由几根细木条钉成的类似于“平”字去掉下面一横的画行器，在水田里纵横画好行，秧苗就只能栽插在交叉的十字架上，保证每块田插秧的蔸数。一天，洪柏星同公社的蹲点干部等一行人对本生产队的栽秧进度及密度情况进行检查，当他发现有的田块没有画行就栽了秧时，十分光火，对小队长愤然作色道：“你们的胆子真大，连上级的要求都敢擅自改变，这还得了。不密植如何保证粮食产量，粮食产量上不去谁负这个责！这可是大是大非问题！”说完责令生产队长立即平田返工。生产队长听说要把栽好的秧毁掉，实在舍不得，迟迟不肯动。检查组的其他人员听说返工重栽都面面相觑，但又不好插话。有一个务实胆大一点的干部见此情景，怕劳民伤财，对洪柏星耳语了一阵，也没起到作用，他还是固执地叫生产队长返工。官令难违。生产队长只好极痛心地将不符合要求的已栽满秧苗的田再次平整，按要求将秧苗重新栽插上。结果是浪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完成任务的时间也延误了不少。不仅如此，洪柏星对上级的指示惟命是从，不敢作半点的变通。夏收后是交公粮卖余粮的时候，这是当时的政治任务。为抢先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表扬，洪柏星不管有的生产队底子薄、收成差，按上级下达的指标一次性完成了公余粮任务群众就要饿肚子的事实，坚决不同意这部分生产队提出的夏粮先交一部分，秋收后完成任务的要求，强行要求整个生产大队一次性在夏收交清公余粮。结果是有的生产队交清了公余粮，只得借粮接秋收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由于洪柏星思想禁锢，不图变革，只会按条条框框做事，群众对其又有很大的怨气，组织上给他挪了位，安排到砖瓦厂做了负责人。管理几年后，砖瓦厂效益不见好转，又按排到一个新成立的扳鸭厂任副厂长。虽降了职，担子轻了，但洪柏星对工作仍是极负责任。他在厂里负责保管实物，公家的财产管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丝毫不少。板鸭厂生产了几年，由于观念不新，市场不宽，管理不善，亏损严重。为扭亏为盈，乡企业办对板鸭厂拟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到人，自负盈亏。时任的厂长、副厂长以及车间主任对厂里几年来的经营、销售情况了如指掌，包括洪柏星在内没有一个愿意承包。为了不使板鸭厂倒闭，企业办的领导把目光集中到了洪柏星的身上，主动找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对领导们的到来，洪柏星有些受宠若惊，认为是对他的看重。企业办领导开门见山说明来意，给他讲了一番承包经营能赚大钱的好处。一番开导、启发、鼓励以及对前景的展望，他思想开始了松动。或许是被领导的诚意感动，或许被领导的夸奖和重视心中有些陶然，或许心中潜伏的自信被领导的赞扬激活，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许一年下来能赚个盆满钵盈，洪柏星经过一番考虑后答应了承包，同企业办签订了承包合同，正式走马上任担任了承包厂长。由于是承包经营，自负盈亏，上级不再会有资金支持。没有生产资金，银行贷不到款，洪柏星就想方设法到亲戚朋友家筹借，经过一段时间筹到资金七八万元。到了宰杀的季节，他聘师傅、请工人、添设备，红红火火开始生产了。他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事无巨细地进行指导，严格要求工人按程序操作，确保板鸭的质量。经洪柏星严格要求，规范操作，生产出来的板鸭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酒香也怕巷子深。洪柏星不太会变通，也不很懂销售，原来生产的板鸭大多销往广州，他对这条销售渠道又不太熟悉，加上他之前又没有很好的疏通，促销手段呆板，质量可算得上较好的板鸭，送到广州市场别人还不乐意要，上好的板鸭也只卖了个中等的价格。销售没想到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板鸭不是能长久存放的食物，面对滞销，洪柏星心急如焚，为了在年前将积压的板鸭早日销罄，资金及时回笼，还清债务，他只好降价处理。年终把师傅、工人的工资结清，赊欠的物款付讫，一盘算总帐，竟亏损了近七万元，几乎相当于他筹借的资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没想到极辛苦的几个月操心劳累，换来的是承包生产经营的“滑铁卢”。面对巨额的亏损数字，洪柏星像个打了败仗的指挥官，被彻底的击倒了，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他悲痛地卧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灰意冷，茶饭不思。在亲戚朋友的劝导启发下，才慢慢地坐起来。毕竟他还没有泯灭做人的最后的信心，当干部历练的一点定力在他身上缓缓升起。他颤颤地站起来，思忖着以后的路怎么走。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将沉重的债务还清才能“重见天日”，他面对的将是如牛负重的劳作。没有了工作，他在生产队上还有几亩田地，他除帮带着老婆耕种外，还到外打份工，过着日出而作，披星而归的生活。他像变成了另一个人，沉默寡言，目光呆滞，不愿见人。因过度的劳累，生活又极为清苦，人消瘦得像根柴棒，似风都能吹走。不过他意志尚存，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还清债务。经过十几年慢慢还债路，洪柏星终于在前几年将所有的债务还清了，他长舒了口气，眉头也舒展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高了几度，但人依然颓丧憔悴，脸上的神情还是那样的肃杀。因年纪大了，他不再外出打工了，在家种着几亩责任田，靠田地上的产出和政府给予退职村干部的补助过日子，生活也过得去。经过风雨的淘洗，他已看懂了人生，知道哪些东西是应该珍惜的，哪些是要放弃的。彼时他只一个心愿，种好几亩田地，有饭吃衣穿就可以了。他在耕作自己几亩田地时，人们发现，只要有时间他还默默帮助缺少劳力的农户清理淤塞的水沟，农忙时还帮助放水断水。看到后，人们心里都涌起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