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国学、管理

工作三十多年，虽然偶尔管过点人或事，但大多数时候是被管理者。所以对管理之道难免像一个小孩子望着巍峨高山的感觉。前两天听了一个社会组织主办的国学公益大型讲座，某位全国性的孝子在讲台 上讲孝，并做了引申：“中国人到了提出自己的管理学的时代了”。当然，他讲的所谓管理学还是传统的家国天下的孝的构架。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忠臣。并进而引申出“为官不廉者不孝也，战阵不勇者不孝也”，这些从理论构架上看是可以的，中国几千来来都讲这个，《孝经》中谈的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公卿之孝或许更为详尽，然而，一个理论如何，不在于构架是否完美或内部的自洽性如何，更重要的是看是否经历住历史的检验。以孝这一理念来说，说它成功之处在于几千年的熏陶，真的进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孝敬老人到现在也是社会的共识。说不成功则在于中国历史上真正成为孝的范例能够感人的并不多，24孝中不少事例是以扼杀人性为代价来行孝的，比如老莱娱亲，周巨埋儿，这类吃人的孝已经是鲁迅先生严厉批判过的。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即使理念的调子拔得怎样高，但在生活中落地总是不容易，孝也是如此。明代冯梦龙的笑林广记中有一个笑话：有一个算命先生教学生算命，一个雨天，一位年青人拎着一包药来到这里，算命先生劈头就说，你是给妻子来问病的吧？年青人顿时崇拜得不得了。青年人走后，学生问先生怎样算出来的，先生说既然雨天拎着药来算卦肯定是问病的，下雨天如果不是为了媳妇，有几个是为了父母来的？明代是理学大盛的朝代，很讲存天理灭人欲的，但孝敬的社会水准也未必如何啊。至于上层社会也同样谈不到孝。秦始皇死后尸体烂了二世都不发丧，五代十国中为了帝位父子相残、兄弟相残的比比皆是，甚至太宗这样的千古一帝也是靠杀兄迫父上位的，延及明清，所在多有，有时想来，与其说中国历史是一个孝的历史，不如说是一个不孝的历史。即使家国天下构架中的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也同样出现了异化和悖论，许多大臣家中富可敌国，产业惊人，但朝庭却税收寥寥，国库羞涩，明朝之亡，与此关系甚大，也无怪乎温总理说“中国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历史。”可见，孝治天下，在理论上是精致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不孝”往往成为党同伐异的罪名，扼杀了不少有创新精神的伟大生命，如嵇康和李贽。中国有句古话“百善孝为先，看心不看迹，看迹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看迹不看心，看心天下无好人”，可以看成中国式聪明的自我解嘲。

这样看来，以孝治天下，它以精致的架构维护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皇权，但却以伪圣泛滥，虚伪横行，民族的创新活力被扼杀为代价的。“孝”为管理学的基石，理论是可以的，但在实践上是近乎于反动的。

倡导中国式管理理念是可以的，但即使是中国式的管理，依然要减少管理者家长式的权威，充分吸收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吸收具有法制精神内涵的制度文化。管理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对资源的整合形式，但这种整合形式都是要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文化心理、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比如同样是封建社会，中国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上级对下级有严格的控制权力，甚至形成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西欧的大臣和群主之间则是近乎契约的平等关系。于是在中国的管理学中，很少有制度的规范、平等的情怀，更多的是权谋的运用，心机的控制，用近代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厚黑学”，这是因为中国式管理由于制度建设的缺失，更多强调上位者要“德配其位”，做君子。于是上位者更多的是道德的要求和内心的自省，通过“日三省吾身”，来实现作为君子的修炼。这样管理者能否称职更多的是看是否具有道德的自觉。在农业社会中这样的模式是可以延续的，但是到了工业社会，随着工业大生产的发展，专业分工的细化，只是依靠道德规约的管理自然就不适应了；而到了信息社会，特别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的兴起，促进了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和管理阶层的扁平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又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现了云平台、云管理等到新的概念，中国式原有管理模式中森严的等级制度越发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从这些趋势看，幻想以忠孝、服从等中国式管理的理念创立与时代相适应的管理学，在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前无异于南辕北辙。

管理从哲学角度看，无非就是上下之间的关系。在上与下之间，中国式管理更多偏重于上，在职场上是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在家庭中是子对父的绝对服从，“三纲五常”可以说是对这一秩序的精辟概括。后来甚至发展为“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 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这样反人性的秩序，但是恰恰是这样的秩序保证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平稳、僵化地发展着，但是一个现代的社会，必须要管理重心下移，在社会上，官民之间，倡导以民为主； 在家庭父子之间，倡导顺从孩子的天性，这样才能建立起现代的伦理秩序和现代的管理学，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

亲子之情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之一，这种血脉相连的爱是朴素而伟大的，不需要用一种额外的概念去定义。父母对子女的爱这类示例不少，但子女对父母的爱范例也同样很多，比如看过一些幼小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照顾多病的父母或爷爷奶奶，还有背着瘫痪父母上学的儿子或女儿，但我想，这些孩子首先想到的或本能激发出的肯定是对父母的血脉之爱，而不是他们还不理解的所谓孝。或者说，孝的根本意义是社会稳定的建构概念，和纯粹的亲子感情关系真的不是很大。其副作用却是异化了纯粹的人类感情，正如老子说的“五色令人目盲”“大道废，有仁义”。所以，在亲子感情上正本清源，用爱来代替孝，也许更适合人性。

一些父母希望孩子学国学，多是为了让孩子听话，省心，以及老有所养，但是他们往往缺乏现代父母应有的素养，当他们督促孩子学习弟子规时，是否想到他们自身也应该学一下“父母规”呢，只有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今天的中国，让父母有规矩或许比让孩子有规矩更重要。在国学讲堂，常常能看到一些满头白发的老人热泪盈眶地听老师讲孝如何伟大，鄙人也年近五旬了，竟然产生不了那种共鸣。这些人的父母大部分应该不在人世了吧，我不知道他们父母活着时他们是否是孝顺的儿女和媳妇，我真的见过不少老年人年轻时是很不孝的，但到了老年就把孝挂在嘴上和儿女说，至于一些老年人在公交上因为别人不让座就大打出手的就更是让人无语，如果在中国古代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老年人占据着天然的道德制高点，一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就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然而社会的发展总是重心越来越偏向于年轻一代，在后喻时代里，老年人和青年人都需要重新适应，共同进步。秩序的重塑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管理问题，当然也是由国学教育反映出的文化问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尊孔和弘扬传统文化，这是应该的，但不能脱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一框架，不能违背依法治国的精神，不能回避多元文化交流共存的文化理解和认同，否则难免成为一场复古的闹剧。中国文化的民本思想、仁爱、忠信可以经过现代化的改造成为新的管理学基石，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新的管理方式和文化心理将会在互动中成长，并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