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自信”（原创杂文）

曾有好事者宣称，在月球上可以看见中国人的两大壮举：一是长城，二是京杭大运河。后证明这两个结论不够准确，但也足以见得国人对长城的推崇情节。想想也是，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工建筑修了绵绵两千年，而且总长度达万里以上？那是毅力、时间的结晶，这使我们每每谈及长城都有一种历史的凝重感和身为华人的自豪感，这时的我们是有自信心的一个群体。

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原因，多数人都认为是当时的中原封建王朝为抵抗草原少数民族政权的袭扰而修建的，在历史上也确实为农耕文明对抗游牧文明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不全面。据史料记载，修建长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防止中原汉族百姓的逃亡。随着中原封建社会统治的不断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更加严酷，而少数民族地区虽也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但程度远小于内地。故大量被剥削的几近破产的农民将曾经的化外之地视为乐土“思而慕之”，于是零星的、携家带口的由内地向关外的迁徙绵延不绝于史，当内地阶级压迫和矛盾空前激化的时候，整个家族、村落大规模的逃亡就出现了。

针对这一问题，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采取的策略基本相同，都是强化长城附近的军事力量，即外防蛮夷，内防逃亡，这显示出当时统治集团的不自信。也有少数明智的统治者认识到：以一道长城防止百姓逃亡只能是辅助手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轻徭役、减赋税等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举措出台了，“故土难离”观念颇重的老百姓也就安居乐业了，边民大规模逃亡现象便明显减少。但这些与整个封建社会两千年长城附近边民大量逃亡的主流现象相比，只是几朵微不足道的小浪花，因为明智的统治者毕竟是少数，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封建史也就成了中国的长城修建史。

现代人再回首看两千年里不断迁徙、逃亡的边地先民，估计十有八九不会指责他们弃家背国，也不会给那些无奈的逃亡者扣上“不爱国”的大帽子。这体现了现代人的客观和理性。

那么，对同时代的某些人和事，我们是否也具备相同的理性呢？早些年，某些到海外流学、工作的国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并由其自主选择，申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绿卡”，国内便有许多“爱国者”愤愤然，责其数典忘祖、忘恩负义。不留恋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毅然回来报效祖国的人是高尚的爱国者，他们永远会得到我们的尊敬。可选择暂时或长期不回来的人就一定错了吗？所谓“绿卡”不过是所在国一种给外国公民的永久居住许可证，得到“绿卡”的外国人仅仅是拥有了在该国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权利。难道选择在国外居住和工作就错了吗？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对申请绿卡者的非议渐渐少了。

前几年，又集中爆出部分著名演艺明星加入外国国籍的新闻，漫骂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搞得很热闹。其中一个观点很有代表性：中国观众养活了你，你却加入外国国籍，实属养不熟的“白脸狼”！笔者笑了，而且笑得肚子都疼：按照这个逻辑，已故的莎士比亚、卓别林、高尔基、马克吐温，健在的阿兰德龙、山口百惠、比尔•盖茨、霍金等都得加入中国籍，因为中国人民喜欢、购买他们的劳动成果，养活了他们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上世纪60年代，新疆数万边民受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挑唆逃亡到前苏联，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指示有关部门：“愿意走，可以欢送嘛！”多年后前苏联解体，哄抬的物价使人们一夜之间几乎变得一贫如洗。于是，多年前逃亡到前苏联的中国边民想起了现在繁荣富强的祖国，纷纷要求回来。暂且不对这种错误行为做道德评判。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边民为什么逃亡？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前苏联确实比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富裕，而多年后曾经逃亡的人们之所以要求回来，其原因也简单：我们发展了、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足了。毛泽东主席敢于做出“愿意走，可以欢送嘛！”的决定，就是源于老人家强大的自信：中国一定会繁荣富强起来！

当然，如今申请绿卡和加入外国国籍的人们，与多年前逃亡出走的边民有着本质的不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选择，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的魅力不容否认，这也是某些选择出去的同胞们的首选目的国，而坚决要求去乌干达、伊拉克、柬埔寨的则少之又少。因此，选择出去的人一定是认为他所选择的国家更适合他的工作、生活和发展。窃以为：选择在哪里居住和工作，选择加入哪个国家的国籍都是当事者的权利，只要合理合法，对此我们都应尊重他们的选择。

现代社会人员流动着居住、流动着工作正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如果一味地对这些做出不同选择的同胞进行非议，反倒映衬出我们对自己和我们国家前景的某种不自信了。从每个人做起，全民族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管理得更加适合大家生活、工作和发展，才是我们这些仍留在国内的人所应该做的。老人家多年前有开欢送会的自信，咱后生晚辈更当思而慕之，慕而追之，因为今天我们的基础要比当年强得多啊，咱的底气似乎也应该更足一些！（文/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