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记实）

我想活到今年年底，等我的幺儿回家

他叫胡佑忠，今年五十九岁，是我的小学老师。虽然同在一村，但不在同一个组，即使彼此近邻，但我从小学毕业之后，已数十年与他不曾相见。

记得有次课堂时间，我和小名叫三六，大名叫曾宪义的同桌，上课的时候，开始是尚有节制地在课桌下面，用手指到对方的腿上比比划划，捏捏掐掐，但各不服输，随后就情不自禁地发展到桌面上面抻手动脚。这时，老师及时制止和批评了我们的行为，并要我们放学后留下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说实在的，我和三六的打架说不上打架，只是孩子们寻常的戏闹而已，有时一天好几次也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只是不该发生在课堂上面。放学后，老师结合当天的教学内容，给我们布置了作业，我很快就做完了。那时，我的成绩很好，好到老师还没有教到的课本，自己预习之后，就能够做好课文后面的习题。但三六挠头皮搔脑袋，好一会也没有做完。老师等不及了，就把三六批评了一顿。然后把我们叫出教室，来到外面的操场上，让我们面对面站着。

老师看着我和三六，严肃地说：“你们上课打架，影响的不仅仅只是你们自己的学习，而且对别人的学习和整个课堂纪律造成了影响。”

老师说：“你们不是要打架吗？现在放学了，我让你们好好打，打好了以后上课就不准打了，打好了就让你们回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老师说：“我叫一、二、三，你们就开始打，我给你们俩做裁判，看你们俩谁打得赢？”

老师接着就叫：“一——二——三——。”

我们哪敢当着老师的面再打架呀，所以只能是无动于衷，心中忐忑，相互观望。

老师接着再叫：“一——二——三——。”

我们还是无动于衷。

老师接着又叫：“一——二——三——。”

老师知道，我们是做错了事的只能是听凭发落的孩子。我们低垂着头，期待着老师更轻一些的处罚。只是我和三六都没有想到：老师突然抓住了我的一只手，不轻不重地朝三六的脸上拍了二下。

我知道，老师这是卫护我。这不仅因为我的成绩好，三六的成绩不好。还因为我的母亲与老师不仅是同行，而且是本家。

但打完三六之后，老师略一迟疑，可能感觉有些不对，又抓住了三六的手，朝我的脸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二下，这才算是基本扯平了。然后再行教导了我们一顿，便放我们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与三六同一段路。路上，三六说打他打的重。我很虚伪地说：打我也打得很重。这件事虽然过去近四十年了，但现在回想起来，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

再次与老师相见，是去年入冬后的一天。那时，老师的大儿子胡生刚，托我从长沙捎回一件果酒，有位朋友送给他的，是那种度数很低的与啤酒相当的果酒。我当时就说：“几十斤还捎那么远，又值不了几个钱，你自己喝了算了。”

但胡生刚还是坚持，让我捎到他父亲工作的地方。我知道他是一片孝心，也还有勤俭持家，所以就成其所好。

我捎着果酒，从长沙回到澧县，按照胡生刚交待的地方，到街心广场康澧售楼中心的那一片地下室问询了一下，然后按照售楼小姐的指点，找到了那小片狭窄的不长的长廊。长廊的一边有几个房间相连，我一个一个地看，无论是敞开着的还是关闭着的房间，都没有一丝声响。于是，我望着一个大敞八开的空洞的房间叫道：“请问，胡老师在这里吗？”

没有回声，我迟疑了一下，准备再叫，才发现有个人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接着又问：“请问胡老师在这里吗？”

老师也迟疑了一下，才说：“在。”

也许是很多年都没有人再叫他胡老师了，猛然有人一叫，是叫他感觉到莫名的惊诧。因为事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那还是在他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从生产队招聘出来之后，只做了三、五年的民办老师。然后到乡里放电影，然后到派出所做了十年的合同警，然后再做了十年的渔场厂长。然后因为糖尿病，已经不能从事任何的生产和工作，到老有所依却无所依，老有所养却无所养。其实，老师还只有五十九岁，说老也不老，如果只说年龄，进入政治局常委，还正当大好年华。许是命中注定，才沦落到现在的这个模样。即使现在在澧县康澧售楼中心做保安，还是老师为了减轻儿子们的负担，拿了几十年的党证，到县政府努力争取，才终于得来的。

可是，无论我左看右看，都不像从前那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帅气高大，英俊挺拔的老师了。可是对方已经就应允了，如果不是他还是谁呀。所以我努力寻找，才从老师的面部棱角与眉宇之间，依稀看到了老师从前的一些模样。

我说：“老师，你儿子托我给你捎回的。”

老师说：“谢谢你了！”

我说：“不用谢。”

随后简单的聊了几句，就告辞了。因为我从国营企业的第一次破产下岗，以后的下岗，就更是稀里哗啦，稀松平常。所以，这次又花了二十六天时间，好不容易在长沙才找到一份相对满意一点的工作。我需要尽快地回家，清洁我身上的尘埃，休息调理，抖擞精神，打点衣物，再去上班。后来，我仔细回想起当时见面的情景，老师似乎有好多好多的话，面对他数十年不曾相见，但曾经钟爱和偏袒过的学生，互诉衷肠。可能看我有些急匆匆的，所以才欲言又止了。况且，我还不知道，老师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躺倒在了床上，腿脚浮肿，行走不便了。

今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我不幸又下岗回家。到家里，我一直到网上消磨，寻找。至到三月下旬的一天，胡生刚打我的电话，说他父亲到人民医院住院，他请假回家照顾了几天，现在要去上班。但前来扶理的人还没有赶到，所以托我中午给他的父亲捎去一份盒饭。

按照胡生刚的交待，我从家里赶到医院附近，到快餐店定了份盒饭，买了份水果，然后赶到老师住的病房。老师还是连声致谢。我说：不谢，应该的，你是我的老师，你儿子也是我的朋友。并嘱咐老师尽快午餐，不然，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但老师没有食欲，对我的嘱咐也不置可否，只是说：“我可能活不过今年了，我把我的孩子们给拖累了，我只想活到今年年底，等我的幺儿回家。”

言下之意，老师是准备活到今年年底，等远在北京工作的幺儿回家，最后看看幺儿一眼，再合家团聚之后，就可以撒手人寰了。

老师言死的语气，好象不是说他自己，而是言及一个与自己和家人毫不相关的人一样。所以，我才终于开始感悟，这如此平静言死的语气里，包涵着多么的酸愁和无奈，包涵着多少的失落和悲哀。所以，我陪扶老师聊了一会。其时，请来陪扶他的亲人，已经于我之前就赶到了。

我活不过十天了

亲人们各有各自的事，孩子们为了工作，也兼顾不了自己。所以，老师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治疗，从医院出来了。从医院出来之后，还没让在长沙打工的儿子胡生刚知道。胡生刚后来才知道，是他姨告诉他的。所以，胡生刚给他的爸爸打去电话，并对着电话大发脾气：“你的病情才刚刚得到缓解，伤口才刚刚开始复原，你这么不听话，天气一热，伤口开始长蛆，你就只有眼巴巴地等死了！”

老师知道儿子是孝顺的，老师一任儿子对他的吵闹。老师知道，儿子们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大儿子胡生刚今年三十五岁，虽然早已成家，孩子也有十二岁了，只是家庭关系不是太好。老婆远在广东打工，也是天各一方，一年也难得回家一趟，经济情感也基本各自为政。如果不是因为孩子，也可能已是分道扬镳。所以，胡生刚的那份每月一千七、八百元工资，除去了自己的开销，不仅为了儿子的生活和教育，同时也为了老师的医疗。虽然胡生刚的弟弟已经参加了工作，到北京人民大学毕业留校，也只仅仅工作一年，由于家庭基础薄弱，基本没有积攒。所以，老师住院的费用，差不多过半是胡生刚找朋友们借来的。而且，为了保证父亲得到比较好的治疗，胡生刚早已经为他父亲下一个周期的治疗做好了准备：找小甥子借了五千元，只是没有让他的父亲知道。

但是，老师不可能不知道儿子的家底，就像儿子不可能不知道他父亲早已经被掏空了的家底一样。所以，老师深思熟虑思考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做出决定：放弃治疗。

放弃治疗，就是放弃了生的希望；放弃治疗，就是准备迎接死亡；放弃治疗，就是放弃了看护和与儿孙乐享天伦的那一份晚年的梦想。

以前听说过一些这样的事例，不以为然。但活生生一个十分熟悉的人，一下子摆在了眼前，就这样眼睁睁地行驶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心中不免感觉莫名的疼痛和悲哀。

我知道糖尿病是一种富贵病，只要有人照顾，适时医疗，好好保养，其实也无关大碍。可是我的老师，与师母离异已不必言说，二个成年的儿子，为了生存，含辛茹苦，远离家园，天各一方。大儿子胡生刚在三月份请假回家照顾父亲，是在当月给同事们代班九个的前提之下，换手抓背腾挪出来的几天时间。九个班啊！那就是说他在每月上完最基本的二十六个班之后，再加上九个，全月上三十五个班。只是到了四月，三班倒改成二班倒，如果为了回家照顾父亲，一个班需要上十二个小时，再加九个班，已经是没有大的可能了。如果要有可能，除非钱就是命，命卵也不值，所以也未尝不可。胡生刚读书不多，人很老实，也没有专长，得到这一份在同行业工薪相对偏高一些的工作，已经算运气不错了，所以不敢有丝毫懈怠，所有就倍加的珍惜和热爱。

幺儿在北京能够留校，机会就更是难得。曾多少次，他对着话筒，征求意见，向他的父亲说：“爸爸！我回来看你吧？”

“爸爸！我回来照顾你吧？”

“爸爸！你别怕影响了儿子的工作，也别怕儿子弄丢了工作，工作丢了可以再找，可是爸爸丢了，我这辈子也找不到了！”

做爸爸的听着儿子的情感表白，还能听到儿子在那边的哽咽。这时，做爸爸的眼里和心里，也是泪光闪亮，也是肝肠寸断。

但父爱如山！都被他父亲严厉地拒绝了。做父亲的只是一再告诫他的幺儿：要好好学习，要天天向上。胡氏家族这一脉的传承和发扬，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了。

老师的幺儿今年才二十四岁，能在北京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对于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可见是多么的不易，多么的难得，也多么的可贵。毫无疑问，他是个听话的孩子，也是个孝顺的孩子，他珍重了他父亲的愿望，他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期望，通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达到了预期目标，也得以让他的爸爸如愿以偿。

四月十四日，我再次接到胡生刚的电话，让我过去给他帮忙。他说要从澧县买一些东西，一起捎到乡下。

我如约前去，陪同他到建材城买了三组油漆棺木的油漆。他说：一组是给他父亲的，还二组是漆匠托他给捎带的。这时，我再次感到，我的老师，已经是来日不多了。三月下旬的一天，我承胡生刚之托，在给老师送去盒饭的时候，胡生刚就已经按照他父亲的要求，将棺木给准备好了。这次要给棺木上漆，我感受到是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一步步逼近。

在买油漆的时候，胡生刚对卖主说：“要那种好的，上色的，放光的。”

我知道，胡生刚的经济条件不好，可是，父亲的爱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买好了油漆棺木的油漆，来到澧县开往常德车站旁边的一幢商住楼下，胡生刚交待他十二岁的儿子在楼下照看油漆，我和胡生刚上四楼收拾东西去了。

在打开屋门的一刹那，我嗅到了一股浓浓的腥味扑面而来，但胡生刚没有理会，他说：“爸爸三天没有起床没有吃饭了，打电话无人接听，我感觉有些不对，才从长沙赶回来的。我叫了好一会门，叫得眼泪都出来了，爸爸才起床给我开门。我以为我的爸爸，就此去了；我真的担心，爸爸就此去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所以，只有按照他的吩咐，努力的帮助他收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捆扎好被子，床单，衣物；装上没有吃完的大米，面粉；冰箱里面的剩菜，我也分门别类用塑料袋包装好了，再用蛇皮袋子，一并装下。还有恹了几天的青菜，我说：这个不要了吧。胡生刚说：要，乡下没有菜园，回去这几天，也免得买了。总之，我按照胡生刚的吩咐，和他一道装下了几乎全部需要运送回到乡下的所需。楼上楼下各自跑了三四个来回。在收拾的时间段中，胡生刚时不时和房间里还赖在床上的一个人隔空说话。待收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是我的老师，这里原是他是家。老师从医院出来后，就住到这里了。后来，我向胡生刚打听到，这是老师倾其所有，在二00六年，花十八万元买下的房子。买下来之后，房价就开始始料不及的节节攀升了。

知道是老师后，我进到了老师的房间。老师看我进去，就和我打了下招呼，才从床上强撑着坐起来了。老师坐起来以后，慢慢地将那只浮肿腐乱的左脚放到了床前的一张放倒的椅子上，和我说话。

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好的机会，如果出门去了，现在不会是这个样。”

老师说：“父母在，不远游。就是这一种观念，束缚他的行为了。”

老师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如今，家里的那几亩薄地，从前养活了很多很多人，可现在，养活不了我的儿子和儿孙，我的儿子儿孙已无法在家乡，在我的身边生存立足了。”

老师说：“好在我的大儿子成家了，二儿子也立业了。”

老师还说：“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同志，也就我这个年龄，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享年五下九岁。死对我来说也不是件遗憾的事了。”

总之，老师恨不能一下子把这辈子的话儿说完，老师说了很多很多。

我用心倾听着老师的诉说，我爱怜地看着老师那一幅苍白憔悴的面孔，我用我的目光抚摸着老师浮肿和溃烂的脚。我说：“老师，你的脚流血了。”

浓黑浓黑的溃败腐烂的血液，沿着老师脚上的创口，慢慢渗出来，然后滴滴嗒嗒地粹在了地板上。

原来，我进屋的那一个刹那，嗅到的一种扑面而来的腥味，就是从老师的房间里传递出去的。

可是我的老师，却混然不觉。

老师接着又说：“我活不过十天了！”

从三月下旬的一天，到四月十四号，差不多才二十到二十多天时间，老师曾说过，想活到今年年底，等他的幺儿回家。可现在听他的说话，是等不到那一天了。老师一下子，就将自己的生命缩短了大半年。此时，我眼见着我的老师，是真正准备着赴死去了。但这样的话，他没法向他的儿子们诉说。所以，只有向身边的，那些似乎不相干的，不足以触动他们情感深处那根弦的人们说说而已。像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中所表现的一样：“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我想，这句话错，这句话也不错。我想，这也就是我的老师，除了将儿子们蒙在鼓里，没有让他们知道自己赴死的决心和勇气。但对于他人，却已经当作了一种饭后茶余的谈笑和谈资。

收拾完毕，胡生刚扶着他的父亲上过厕所，就准备动身回乡下老家去了。本打算达车回家，但来到楼下，看着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考虑到人货混装，上下车不便，才决定租车。我与胡生刚出门一打听，并说了租车距离，地点，出租车司机开口百元，我讨价还价道，八十吧，要的发不离八。司机在他所要求的条件了退让一步，说：九十。我本来还坚持八十的，胡生刚迫不及待就答应下来了：九十就九十吧。心想，不贵。

将一些东西搬运上车，最后，我与胡生刚搀扶着老师上了车，然后向老师作别。这时，我心里猛然一震：老师的这一去，我怕与老师是生死两隔，不能相见了。

牺牲

果然，四月二十日，相隔只有六天时间，离老师说的，活不过十天，还相差四天时间。我再次从澧县到长沙参加应聘面试，去胡生刚那里滞留和借宿的时候，听他的同事说：胡生刚的父亲去世了，他今天刚好请假回家。

听到老师的死讯，我已经没有了半点惊讶。但我的第一感觉，老师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自己想了什么办法。那几天时间里，我一边面试一边找事，一边思考这样那样的事件。虽然还是茫然无绪，但就老师是如何死亡一事，我没有找胡生刚去验证我的判断，我知道他正沉浸失去父亲的巨大的疼痛和悲哀里。

送走了他的父亲，五天后，胡生刚回到长沙上班。我与他见面，印证了我的判断。

胡生刚说：“我和我弟，我儿子，都送到终了。”

胡生刚说：“我的弟弟，他先我一天回家。弟弟回家，和爸爸见过面后。爸爸再吩咐弟弟出去办事，就自己把降糖的二十一天的腺岛素，一下子全打下去了。爸爸等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有些口齿不清了。”

胡生刚说：“爸爸是准备好了的，那天，刚好我的儿子考试完后休假，通知我的弟弟那天回家，再通知我回家。所以，我们都送上了爸爸最后一程。”

我知道，老师是个聪明的人，从放弃治疗，准备棺木，油漆棺木，回到乡下，再知道孙子考试后放假，通知儿子们回家。这一切的一切，老师其实早已经就计划和安排好了。

老师本想活到今年年底，老师不仅只是想活到今年年底的，其实还想活很多很多年，好好的看护着他的儿子和孙子，还看着他的小儿子成家。好死不如赖活，叫花子也舍不得过烂板桥啊！然而，老师一下子就舍弃了他的亲情，他的友情，他的希望他的牵挂，奔天国去了。这是一种弃世？还是一种牺牲？这是一种无奈？还是一种伟大？

我知道，大家也知道，老师的糖尿病，如果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看护和治疗，再活十年八年，也不在话下。况且，在今年三月住院的那一段时间里，老师的病情已基本得到缓解和控制了。虽然是得到了缓解和控制，但需要人的扶理，还需要不断的医疗。老师知道，自己已经是没有这个能力了。既然没有了这个能力，又不愿拖累了二个儿子，也不能把给孩子唯一的遗产房子卖掉。即使拖累二个儿子，即使把房子卖掉，又有什么意义？又能活多少年呢？在老师从医院出来，放弃治疗的这些日日夜夜里，在死亡的念头从心中升起的那一刻开始，老师就千次万次地想：这不是一天二天，也不是一年二年啊！无论是陪扶的人力需要，还是治疗费的需要，都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都要孩子们倾其所有。

在人民医院住院的十三天时间里，就花了八千五百多元。但八千五百多元的医疗费医院不给报销，老师还是找到了县政府，然后政府出面，才差不多报销了大半。可是，那不报销的小半也是钱啊！以后，政府还会出面给报销吗？我的儿子们，一年能节余上万元吗？即使能节余上万元，我的幺儿还要成家，但却二手空空；我的孙子才读初中，以后的路还很长很长，但教育是基础，所以需要不断的资金投入。老师想啊想啊！既然我不能自立了，既然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既然我已经拖累了我的儿子儿孙了，就让我去死吧！

老师一旦去意已决，心里就释然了。虽然释然了的心里，但还是不免有很多的疼愁，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不舍，很多的牵挂。可是为了孩子们！却也是迫不得已；可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为了不拖孩子们的后腿，为了家庭的经济建设，也不得不舍弃我自己了。

笔行至此。我是想证明老师的奉献，老师的牺牲，老师的伟大。不仅仅只是于儿子的，于家庭的，也有于社会的。不仅仅只有我的老师，还有与老师一样，在城市和乡村默默无闻，数以千万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们。在和你们的亲人们一道，支撑了许多年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只是牺牲了亲情的温暖，亲情的相守，亲情的看护，亲情的团聚。有的还不为人知的牺牲了你们的生命。

我是想证明我的老师，这一似是寻常的死亡事件，在这和谐盛世衣食无忧的社会里，而舍去自己的生命，是需要一种奉献的牺牲的精神，是需要多大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奉献和牺牲，这样信心和勇气。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老有所依却无法依，老有所养却无法养。而应当是合家安康，合家团聚，相守百年，然后寿终正寝。这才是正道，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和盛世，这才是美好的家园和社会。

野骆驼：12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