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备与责任

根据“严格责任”来说，责备与责任甚至可能不是一回事。一个人甚至没有任何罪错，也可能负有责任。这里默认的立场是，不可能有完全意外的事情，即不可能存在没有原因、行动者和目的的事件，总要有可以责备的人。这就是持续不断的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危机，用哲学的话语来简洁概括就是，我们坚持要让别人为我们的不幸负责，有时完全没有任何合理的“过错”观念，也要求赔偿作为酬报。除了要付出数十亿的美金、上百万小时的时间和心灵的焦虑外，生命的悲剧感也消失了。“总有人要为此埋单！”

我们会随时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但也同样善于否定自己的责任，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不幸，还是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人造成的不幸。我们受苦时，苦难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因此我们应得到补偿。潜在的意思是，我们有资格获得美好生活，过一种幸福、健康、舒适的生活。如果我们未能找到那幸福，就一定要有人负责。若我们遭遇意外甚至生病了，也一定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剥夺我们应得的美好生活，他、她或它亏欠了我们。甚至父母也成了这种“不公生活”的控诉对象。请注意这类要求的逻辑，以及关键词“应得”“权利资格”和“欠付”。这些可能是正义的语言，但不是悲剧的语言。从大的视野来看，我们谁都没有“资格”得到任何东西，更别说幸福了。这并不是说，幸福不值得拥有和提倡，这是另一回事，而是说正义的语言在更大的悲剧问题中没有位置。

我们很难接受某人确实运气不好这样的说法。尽管我们宁愿运气不好，也不愿为自己的不幸负责，但我们更愿意责备他人，觉得自己有资格去扯平。若他人也只是运气不好呢？好啊，那就让他们来埋单呗。如果“他人”是个公司或专业机构，运气够好，在相关产品或行业上能获利，那就更没话说啦。在西方哲学中，即使不能追溯得更远，至少从圣经中的先知开始，受害者可以诉求和期望什么，一直都是个重要论题。但是，要说对这些加以普遍化和制度化，没有比美国做得更彻底的地方了，用柏拉图的话说，每一个公民都有其应得，至少有在法庭申诉的权利。

认识到生命并不公平，也可以是一种理性化，耸耸肩把责备和责任的想法扫到脑后。当吉米·卡特总统说到生命并不公平时，激起了强烈的怨恨，这不只是因为他的职责就在于保证生命至少在美国是公平的，而且是因为他说的显然是真理。他还践踏了我们最内在的希望：至少在美国，生命是公平的。

因此，有些事在我们控制之内，那就是正义的适当领域。我们与他人一起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人们要对自己的所为负责。在这个社会背景中，我们因被他人欺骗而感到被冒犯、生气、愤怒，甚至要去惩罚，这是正当的。但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宇宙中，有时还要与之对抗。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语境。我们说自然“欺骗”我们，但我们明白这样说时滑向了隐喻的地带。自然不会欺骗。没有人可以责备。哪怕是最虔诚的人也明白，某些所谓上帝的作为并不是出自上帝。最糟糕的是，它们恰恰是上帝疏忽的结果，或许仍值得责备或在神学上令人困惑，但不是直接的伤害，没有可以期望的理由或现成的解释。

因此，可以责备谁，我们有资格要求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这使我们走向了最为人瞩目的一个哲学问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