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树下

白杨实在是北方最常见的树。1970年代我们简陋的校园里最不缺少的就是一趟趟笔直杨树，整个学校远远望去就象座蓊郁的林场，浓密树荫掩映着红砖砌就的教室，不乏诗意。在学校里栽种杨树符合当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都是培育有用之材。白杨树最令我动情是在春天，细碎的嫩芽拱破干涩了一个冬天的树皮，整个世界充斥了饱含朝气与活力的清鲜苦涩的味道，大地的复苏便无可阻挡地开始了。站在树下的我常常陷入不可名状的躁动，有种血脉贲张的感觉催使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对树上的知了没了兴趣，具体的杨树使我朦胧起来，使我不知所措了。

这对着一片杨树不知所措的情思来源于一篇描写白杨树的很有名的文章，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所能接触到的唯一具有抒情而不是呐喊的文章，从此我知道原来文章还可是表达人的这么一种非战斗的感情，起这么一种非批判的作用。文章和作者把我的视线引向一个崭新的群体，也把我的思绪引向了不用批斗的角度审视一切的新方向。站在白杨树下，我总觉得有愧疚，我怎么就不能从白杨的身上发现一点非物质的属于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带着这样的思考，在某次作文课上我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抒情散文：麦田。这篇作文不仅在我本人，甚至在全校都是一个零的突破，一个中学生面对麦子地不停地发出啊啊的感叹，是件多么新鲜的事儿呀。我的语文老师刚从干校解放出来，见到此文拍案称绝，在课堂上宣读并由他亲手刻写印刷发到他所教的每个同学手里，随后就流传到了全校，一时间人人见了我都莫名其妙地啊啊两声，说不清是褒赏还是揶揄。这篇作文使我成了校内的公众人物，极大地助长了我在某些方面的自信。

其后不久，在我们高一甲班与高一丙班之间爆发了一场无厘头的闹剧，起因是甲班的两个女生吵架，其中一个女生擅长用玻璃丝与乒乓球编一种非常好看的钥匙花，另一个女生就说其实这种编法早过时了，她本人早就会。两个当事人利用课余时间无伤大雅地吵了一顿嘴，各安天命，却不知班里的男生们为此却分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派，各支持两女生中的一方，每个课间都大吵大闹一番，上课后仍怒目相向，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场风波迅速蔓延到了我们丙班，与甲班一墙之隔的乙班却相安无事。同学们仇恨满胸膛怒火高万丈的昂扬激情，使人想起了刚刚逝去的大辩论场面，而两派阵线分明组织严密的架式也颇似刚实现大联合的两大派，最后校方不得不出面干涉，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说这是在过闹派性的瘾。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模仿秀。我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到这次轰轰烈烈的自发运动中，很过了一把嘴瘾。

卷入这场风波的每一个男生心里都清楚，真正原因是她，就是那个会用玻璃丝编钥匙花的女生。她在小学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她是异常的美丽，她简直就是学校的一道风景线，关于她的美在小学时早有定论，却不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美也成几何倍数翻番，以至到了令人不敢直视的程度，每看一眼心里都忽悠半天，出气变粗，心跳加快。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她是校花，这种资产阶级的词汇是十多年以后补课的，在同学聚会中才给她用上。每个男生都向往她的美，崇拜她的美，却不敢向她表白，也找不到任何接近她的借口。那时的男女生之间都是不说话的。钥匙花风波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不论站在哪一边，最终目的都是要引起她的注意，或起码也要参与到与她相关的一件事情中来。

我的麦田和她的钥匙花在初春的校园里引发了两个不大不小的地震，随即平复。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两件事竟成了把我们两人牵扯到一起的契机。先是她被选进了校乒乓球队，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她都换上一身火红的运动衫到学校会议室那台全校唯一的木质球台上练球，那红衣少女的身影是令人窒息的，不知谁送给她一个雅号：小河田敏子，遂不胫而走，我们终于可以找个由头称呼她了。稍后我也进了校宣传队，当起了“职业”编剧，是时电影青松岭上演，一个镜头触动了我的创作灵感：张万山牵着受了风寒的马说不打紧用艾蒿熏熏就好了。我就想，既然用草能熏好那么用烟卷就一定能熏好，好人用草熏坏人就一定用烟卷熏，或者中间人物也用烟熏，结果被坏人利用了，最后当然是既揪出了坏人也教育了中间人物，还使下乡知青受到了一场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按此思路我写出了一个剧本，由校队排演并在全地区汇演中获奖。与此同时小河田敏子也在地区乒乓球赛中得了亚军，学校会议室里悬挂起了由我们争来的大幅锦旗，校领导知恩图报地特批我们二人入团，在1974年的五四青年节这天，全校集合为我们举行了入团仪式，当我与她胸前佩戴大红花站在全校同学面前时，全场登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鼓掌声，继而是哄堂大笑。之后，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被全校同学指定为一对儿了，老师和校领导也知道，也不加以任何形式的阻拦，有时甚至还参与进这个话题的讲说，使其呈燎原之势。

这对我应属殊荣。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和她之间根本不存在可能性。她家在北京，她爸爸在本地是个颇有道行的人物，能买到自行车和小拉车的轮子，她至今还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穿着打扮始终领导着潮流，如今的她正穿着一件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里灯拉的那种上衣和天蓝色裙子，骑一辆凤凰牌坤车，轻盈得像个天使。而我则是无数个灰头土脸的男生中普通的一个，毫不引人注目的。我知道同学们起我们的哄与钥匙花事件相同，也是找一个发泄的途径罢了，我也乐得听同学们尽情地编排我和她，我更喜欢那种被众人瞩目的感觉，哪怕这只是一时的和子虚乌有的，哪怕其中也不尽然是善意。我带着满足踏着富有信心的步子行走在白杨树下，白杨树的叶在风中飒飒作响，和拍着我的心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就不会在三十多年后把这段经历拿来当做恋爱来写了。所谓恋爱是一定要有对方的，一定是对手戏才行，独自一个人在那里自作多情充其量叫单相思。一天吃饭时饭厅里只剩了我和她，她十分大方地端着饭盆坐到我的旁边，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阵说，看把你臭美的。我不好意思地说，都是他们瞎吵吵呗。这是自小学毕业以来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来得那么自然出乎我们两人的意料。经过片刻的沉默，她说其实你那篇作文写得挺好的，那个小戏纯属瞎编，哪有那个事呀。说得我们都笑了，接下来都说了些什么我现在实在无法回忆了，当时脑子也近乎空白，巨大的幸福冲击着我不太坚强的意志，我找不到北了。最后她说今后你还要多帮助我呀。

她后来又给我送过几次书，都是市面上绝对没有的文革之前出的文集，我是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读这些书的，只有我才能读到这些书，也只有我才配读到这些书的。她的形象一下子在我脑海里鲜明起来，从小学时起，我不断回忆着与她共同渡过的每一个细节，我深深为自己以前对她的忽略后悔不已，我像老电影中的傻青年一样，把幸福化成了学习的劲头，没日没夜地写呀作的，又搞出了一点值得在她和众人面前夸耀的东西，我固执地认定这一切都是写出来的，只要写好了就万事大吉。偶尔我也想到这就是恋爱吧，关于恋爱我的知识是从偷看的那几本小说中得来的，冯德强与王杏莉，少剑波与小白鸽，梁波与华静，魏强与汪霞。恋爱是什么，就是战斗中的友谊，男女之间的友谊升华了就是恋爱了。当然从这些书里找不到爱情的字眼，当然更加找不到有关的动作细节了，我对恋爱的知识到此为止，即便是头脑最为发热的时候也没想象到与身体的某些动作结合起来，当时的教化与知识决定了想象的极限。而且即使想到这属于搞对象范畴脸就不由自主地红了。在当时我的年龄和视野里，搞对象是什么的确是个极大的未知数，我所亲眼见到过的只有相亲，在集市的一个角落里，蹲着几个大人在热烈地交谈，他们分别是家长和媒人，旁边站立着两个埋着头红着脸的青年男女。那阵势更象是在做一笔生意。这却是最被社会公认的正当途径，是明媒正娶父母作主无可挑剔的首选形式。若是自由谈上的，真的见面去还一定拉上了旁人充当证明人的角色，这只电灯泡到什么时候都有义务出来作证当事人的清白。依据这些可怜的认识我无数次地幻想过我和她，最令人激动的一幅图画是，我问她你同意吗？她说我同意。仅此而已。

我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这多少令老师和同学们不解。白卷英雄的事迹正在广泛传扬，毕业后肯定不让考大学已毫无疑问，你个傻小子还埋头啃书本做什么？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支撑着我在那个年代我行我素地坚持学习的，是为了她吗，是也不完全是，想来想去还是因为她，我自以为得到了她的爱，却无以为报也找不到与她交流的任何渠道，也想象不出有其他的办法来使她对我的好感进一步发展，怎么办，就用功学习吧。我坚信只要做得比别人好她就一定会对我好。直到有一天，我才恍然发现校园里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了。我极尽旁敲侧击之能事打听到，原来她早已退学了，由她那个能量极大的爸爸在外地找了个好工作，上班去了。

我如高楼登空般下坠，心情难以描述地难受。这时秋风已起，白杨的落叶随风不断飘落地下，我又一次站在树下发呆了，这次不是酝酿情绪写抒情文章，我的感情无发抒发。我感到自己特别地傻特别地失败，我羡慕地看着每一个从我身旁走过的人，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都知道她走了唯独我不知道，而我还在做着“我同意”之类的美梦。从这一刻我明白了很多道理，也看透了很多自己不能看透或者说不想看透的事情。一个人的情绪从白热化的调温骤然扔进冷水里，绝对能起到淬火的作用。我并没有改变自己，我一如既往地用着自己的苦功，不管外界成了什么样世界，绚目的美景在我眼前消失了，追求好象没有了舵的船或没了风的帆，书本又成了慰藉我心灵的唯一。除了读书我还能做什么？

我不肯让任何人看到我的失落，我强做欢笑并真的整天活跃在各个场合，从此我学会了做作和言不由衷，学会了打掉牙往肚里咽这样令人胆寒的本事，在日后真的谈恋爱时太早地做到了收放自如波澜不惊水过地皮都不湿老道得像个情场老手。只有一点我是无悔的，我真的恋爱过。我体会到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燃烧和怒放，而做为灰烬的躯体里存在的可能只有理智而没有激情了。到了这时候，人们可能会说：他真的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