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白云庄

一

白云庄，地在宁波城西，是浙东学派现存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在宁波历史上，白云庄与天一阁地位相当，素有“城内天一阁，城外白云庄”之说，俨然是宁波文化史上并峙的双峰。然而，天一阁早已蜚声海外，白云庄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问一个宁波当地人：白云庄在什么地方？大约多数人是会挠头而不其知所踪的。纵然“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被认为概括得比较贴切的宁波城市口号，说的依然是天一阁，白云庄却不能在其中占有一丝的痕迹。

天一阁出名自然是无疑的，仅就时间一项，就让天一阁带上了中国及亚洲最早、世界三大最早私家藏书楼的桂冠。为了保护好书籍，范氏定下严格制度，其中就包括“外姓人不得入阁”的规定。直至清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在范钦曾孙范光燮的陪同下破例登楼，写下《天一阁藏书记》，发“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之感慨，天一阁于是名声大噪，为士人所瞩目。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时，不但向天一阁征书赐画，还依照天一阁所遵循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格局，修建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澜七阁。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典藏、范家的精心呵护、皇家的垂青，这一切让天一阁在文人心中变得极有份量。此后数百年间，天一阁向知名学者打开一扇门，万斯同、全祖望、冯南耕、徐健庵、陈广陵等纷纷登楼，为一时之盛。几十年前，余秋雨在台风天登临天一阁后，还写下了《风雨天一阁》一文。

我初读《文化苦旅》时还在念中学，那时候电视报纸网络都不发达，读书便是最重要的消遣方式之一。周日时分，常常会花上半天时间去新华书店看书，也是囊中羞涩的原因，在书店里一本一本地翻看过去，只有碰到十分中意的才肯掏出钱买回来。就在这样的流连中，与《文化苦旅》不期而遇。高高的书架，一大堆文集，前面是一面书墙，没有事先的准备，没有刻意的挑选，信手抽出一本黄色的硬皮书，随意翻开，映入眼帘的是用作题目的“风雨天一阁”五个字。于是细读起来，一读之下便欲罢不能，一读就读了二十多年。此后几次搬家，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成为特别的收藏。

就在这样的不经意间，天一阁和《风雨天一阁》如同一块路标，指引我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秋雨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的写作风格，在我的身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如今，当我记录自己的人生旅程时，总会不自觉地跳出现实的景物，陷入到对文明、对历史、对人性和精神彼岸的思索中。现在想来，这个关于天一阁的题目大约激发了心底里怀有的一丝自豪感，再加上余秋雨是余姚人，算起来都是宁波老乡，自然又增加了几分亲切感。前些年我在《华夏散文》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收到杂志后竟意外地发现同期也刊发了余秋雨的《西湖梦》，这种亲切感顿时从心底涌起，如同久别老友不期而遇，喜悦之情勃发而出。

有时候我在想，倘若没有那一次邂逅，我是否还会在人生之半途重新拿起纸笔，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记录人生。但不管怎样，天一阁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宁波人的精神和文化，毕竟这座藏书楼早已超越其本身，深深地植根在宁波人的精神世界中，成为宁波人心中最值得骄傲的文化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宁波人是幸运的，天一阁也是幸运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

然而，白云庄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环城西路上车来车往，没有停歇的一刻。这条当年的“外环路”，如今早已是宁波城里一条相当繁忙的交通干道。在道路距离北斗河不远的地方，两条小路各自在环城西路上开出了口子，彼此相距不过几十米。这两条小路太不起眼了，以至于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普通得过往行人都提不去兴趣张望一下小路深处的景物。但它们所隔开的一段短短的道路，却能安放下一面重重的石墙。翠色相映中，石墙灰砖黛瓦，十分庄重，沙孟海写下的“白云庄”三个大字遒劲有力，提醒过往的行人，在这后面所蕴藏着的沉甸甸的文化积淀。

绕过石墙，小路平行着一起延伸，在道路的尽头连接在一起，如同孙大圣画下的圈子，阻挡了周围拥挤的住宅和汽车。小路中间围出来的土地其实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绿树掩映，修篁叠嶂，灌木和草坪杂间。一处江南民居落在翠色里，于树丛间露出黛瓦山檐。小河从旁流过，带走落红飞絮，为这块不大的土地增添不少灵气。穿行在公园里，树影婆娑，风清气爽，暂时可以远离咫尺之外的喧嚣。白云庄就以这样的方式，避开了世间的繁华，默默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白云庄本是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祠庄，后因其子万斯选著有《白云集》，世称“白云先生”，死后葬于此，故名白云庄。清康熙七年(1668年)，黄宗羲应万泰等邀请前来宁波讲学，学址起初设在广济街万泰的宅内，后来移到延庆寺，两年后再迁至白云庄。在此期间，黄宗羲创设证人书院，为与其在绍兴的证人书院相区别，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特意在前面加上“甬上”二字。书院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研究经学，兼习史学、文学、历算，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

“忆开讲席白云庄，杖履欣然一苇航”。甬上证人书院设立后，白云庄里名流咸集、文人荟萃，四明学风蔚然大开，前后听讲者有100多人，其中有弟子66人，被黄宗羲推许者18人，时人评之以“言论丰采，翕然可观”、“讲道论心，极一时师友之盛”。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的努力下，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浙东学派声名大噪。

端坐在甬上证人书院里，黄宗羲一声清咳，娓娓开讲，一开口便直指“公天下”的重大命题。“公”与“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历来泾渭分明，韩非子就曾说过：“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公私之相背也”；儒家崇公抑私，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便是“天下为公”。公与私还和道德挂起钩来，每每言及公私，话语之外，公便是高尚，私便是卑鄙。在这样的传统中，“一大二公”的基因悄悄地潜伏了下来。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到了极点，天下便归于帝王，与百姓却没了关系，这可能是对崇公抑私最大的讽刺。

浙东学派对“公天下”做了全新的诠释，黄宗羲认为，“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将公私对立转到公私并重，肯定了人有自私自利的权利，大大张扬了一下人性，实现了公与私在哲学上的统一。弗里德曼1988年来华时曾在上海说：“彻底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彻底的私有制就是公有制 ”，几乎就是黄宗羲“公天下”的翻版。

黄宗羲又提出“工商皆本”、“富在编户，而不在府库 ”，强调民富才能国富，反对国家打着抑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这些主张明显带有重商主义和保护私有制的色彩，是浙东商品经济对传统农业经济在思想上的重大颠覆，即便从如今的角度来看，其现代意义和启蒙价值也丝毫没有褪色。

三

说到浙东学派，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及，那便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余姚人士，乃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王阳明35岁，正是一个男人成熟的年龄，一场风波不期而至。王阳明为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上疏论救，开罪于大太监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龙场驿栈驿丞。从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跌到不入流的驿丞，王阳明所经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大凡伟人必定要经历人生的苦难，有了切肤之痛，才能涅槃重生。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王阳明的痛苦并不是从龙场开始的，当王阳明还是小王时，就开始追寻成圣之路，然而成圣之路却成为痛苦之源。朱熹说：“格物穷理”，天下事物的根源在于天理，事物虽然千差万别，但天理只有一个。程颐又说：“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每天搞懂一件事，格完一物再格一物，积累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大悟、无所不知，成为圣人了。于是，小王开始格院子里的竹子，格了三天，没格出道理，却格出病来。大约从这时候起，小王开始怀疑起朱熹来，尤其对于朱熹的名言“存天理、灭人欲”大有看法，朱夫子将人欲分成“天理中的人欲”和“超越天理的人欲”，又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可操作性很差，也让理学与日常生活渐行渐远。王阳明如今偏要问一问“天理何在？”

龙场的经历对王阳明是一种灾难，却是中国哲学的幸运。王阳明在龙场制作了一口石椁，一有空便躺在其中苦思冥想，在经历一夜又一夜的不眠之后，王阳明忽然醍醐灌顶，原来苦苦追寻的天理，竟在自己心中。这大概就是禅宗所说的顿悟。释迦牟尼出家苦修6年一无所获，两手空空走出森林来到菩提树下，历经七天七日的冥想，顿悟成佛。这一幕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何其相似。

大道至简！于是，王阳明与朱熹彻底分道扬镳。

历史总是在循环中上升的，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为中国人设置起一根理想的标杆，却没能提供获知天理的现实途径。理想高高在上，难以触及，没有现实的路径，终让理想变成无法达到的空想。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里，道德就是天理，规则才是路径。一味强调天理，让宋明理学走进死胡同。幸亏王阳明所遭受的挫折，让儒学再次转向，天理与人欲在朱熹处一分为二，王阳明又将其合二为一，完成了哲学的统一。

自“心即理”之后，王阳明一发不可收，为求理于心，继而又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将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统统阐发了一遍，无怪乎阳明心学一出，明清之际便再无他人可以触及这样的高度。日本虽僻居东瀛，却恭恭敬敬地把阳明心学捧回去，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支柱。东乡平八郎还刻了一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印章，为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巨大影响提供了一个注脚。

我接触王阳明时正在东南大学读研究生，人文学院的张教授是研究王阳明的专家，一番接触，我便对这个曾国藩、蒋介石倍加推崇的人物有了兴趣，再读之下，不觉惊为天人。一介书生，创立心学，开馆授业，却数次领兵，一平江西，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二灭叛乱，三十五天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三督两广，剿除卢苏、王受叛军。其所弘扬的“知行合一”不仅留于文字，还身体力行地建于功业。功成之后，上疏乞求告老还乡，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匆匆离去，潇洒转身，不带走一片云彩。

象王阳明这样能在哲学、政治、军事和教育领域跨界，并且在每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人，放在中华文明的整条长河中恐怕也是不多的，难怪清代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郑永年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巫术化”》一文中曾惋惜地指出：“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这恐怕是当代学者对于王阳明最高的评价了。

王阳明当然担的起这些评语。

严格说来，王阳明与白云庄并无直接的联系，但阳明心学无疑构成了白云庄的思想本源。浙东学派自古便有广义与狭义之说，狭义者，就是黄宗羲所代表的浙东史学派；广义者，浙东学派分成三个阶段：早期是两宋时期“明州庆历五先生”和“甬上淳熙四先生”开创的四明学派，中间便是王阳明的阳明心学，再者才是白云庄里的黄宗羲。三者治学上各有侧重，思想上彼此相通，上承陆九渊的心学，下启“经世致用”之学说，共同助推浙东学派攀上中国思想史的顶峰。如今仍有不少人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联在一起，中南大学就将这八个字用作了校训。若无阳明心学在前，大概白云庄里所开的讲座多少还是要打一点折扣的。

四

1934年的一天，46岁的杨菊庭像往常一样，乘一叶扁舟出城寻访白云庄的遗迹。西郊管江岸、万家河一带是他今日寻访的重点。拨开漫漫荒草，杨菊庭在一组荒冢前停住脚步，俯下身来仔细考证。忽然，杨菊庭不由得激动起来，他断定，脚下的这片残垣断壁就是他苦苦寻找了多时的文化圣地——白云庄，至此，被岁月湮没了两百多年的白云庄重现天日。

清中期以后，万家逐渐败落，子孙四散，迁于别居，书院亦废圯，盛极一时的浙东学派学术重地沦为一片废墟。在杨菊庭、冯孟颛等人的努力下，1934年8月，白云庄重新修复。

公园的草地上，黄宗羲铜像盘膝而坐，一手持书，一手缕着胡须，仿佛若有所思。身后的白云庄似邻家小院，只是开启了一扇小门。虽然已是寄身于闹市，白云庄却出奇地安静，除了我们，便没有其他游客到访。倚门向里张望，门后是一进四方院子，西侧的台门高大庄重，黑色的官帽檐很是精神。院子南墙开有一个角门，再往里是花园。花园里草木葱郁，几株香泡树已经挂起了果，引得两小猫在树下嬉戏打闹。花园南面种了许多竹子，挺拔而整齐，为花园增添不少俊朗之气。大约听到有脚步的声音，管理人员从院子边的偏屋里探出头：“参观吗？”我点点头，“登个记吧。”我自然遵命，在石桌上的登记册里写上名字。

花园西侧有一扇小月门，通向正屋的天井。正房两进，一进用作办公，一进用以展览。正屋后又布局了一处小院，小院的主体建筑按照坐西朝东布置，西侧的建筑为万氏故居，室内墙上陈列了万氏一门的功绩，东侧的房子辟为甬上证人书院，雕塑了一些蜡像，或坐或立，或听或论，再现了书院当年讲学的场景。我只是奇怪，黄宗羲开书院讲学时已经在康熙年间，为何蜡像却是明朝的装扮？

白云庄的建筑风格与浙东常见的民居相仿，粉墙黛瓦、石板铺地，布局却有点奇怪。按说，万氏故居和证人书院应当是白云庄的主体建筑，理应坐北朝南，实际上却是坐西朝东。这样一来，正屋与后面院子的两条主轴线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况且，白云庄大门紧闭，开放的仅是东北的小门，乍一进来，对白云庄为何如此布局还真有些弄不明白。我很怀疑正屋部分是以后增建的，只是没能找个人问问。好在白云庄建筑群不大，穿过正屋前右侧的边门，出来便是墓道，站在此处一看，整体布局就豁然开朗了。墓道整修得非常齐整，一水的石板路，经过残缺了的石牌坊直通向南面的小河，墓道两侧松柏伫立，一对石马默默守护着万泰的父亲万邦孚之墓。在其东侧，白云先生万斯选归葬于此，祖孙三代，唯独缺了万泰之墓。

走回到进来的院子，又与管理人员打了个照面：“游客不多嘛！每天都这样吗？”管理人员点点头，“大家不太知道这里。”同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同是代表宁波文化的两座高峰，天一阁里总是游人如织，要想在宝书楼下留个影，还要等前面的游客让开一个场子。而白云庄却是游客寥寥，一片寂寞。这是否代表了思想的悲剧？

天一阁以藏书出名，有书，有藏书的楼。白云庄以思想见长，思想却是无形的，不可见，也难以触及。况且，思想能否流传下来，还得取决于人的口味，而在中国历史上，阉割思想的事着实是干了不少的：秦始皇焚了书，要到鲁壁里才能找回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便成为历史的绝响；朱元璋厌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便薄了不少；乾隆皇帝修了《四库全书》，大清朝的文人都不敢落笔了。白云庄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心底里，多数的国人大约还是重视物质而忽视精神的。与无形的思想相比，有形的书籍更受人关注；与书籍相比，精致的古建筑更受人关注；与古建筑相比，拆旧建新带来的现实利益总是更受人关注。岁月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天一阁与白云庄，一个藏书，一个教书。藏书是出世，危楼枯卷，可以秉烛夜读，不闻窗外之事，但盛名之下，难挡红尘滚滚而来。教书是入世，花径草庐，难得人才辈出，躅行经世致用，惜世事变迁，怎奈落花流水无踪。人间诸事，大抵如此。

历史选择了白云庄，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试图在此进行最后一次的自我变革!

自孔子开始，儒家就提义利之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指得还是劳心者与劳力者。到孟子这里，就变成了“舍生取义”。儒家重义轻利，本不是什么错，只是如同朱熹，虽然摆出了天理，却没能给出求理的途径，如此一来，天理与人欲渐行渐远。再到后来，一面宣扬道德至上，一面却与本性相去甚远。王阳明、黄宗羲直面人心，承认人性的合理性，重视人的自身价值，唤醒了东方的人文精神，这大约就是白云庄留下的最大财富。在旧儒学的框架里能够提出这些全新的概念，放眼全球，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西方的启蒙运动，郑永年是看清了这一点的。

白云庄终于留下来了，但是她所承载的思想却被束之高阁。此后的岁月，古老的帝国依然沿着固有的思想轨迹前进，只是在面对西人的坚船利炮时，才匆匆忙忙四处寻找强国的新学。不断有人想播下了龙种，却不意身边的龙种已流落在荒冢乱草之下了。

时光流逝，白云依旧。白云庄里，翠竹深深，白云庄外，流水潺潺。白云庄如同身边的美玉，当她流连身旁时，却未珍视有加，反要寻觅他山之石。直至岁月匆匆，暮然回首，才发现原先的那块美玉，才是留在心底的牵挂。

过白云庄，岁月易过，心却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