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忆——造反派与“三级干部大会”

如火如荼的运动开展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时，一件关乎全县当年农业生产大计之事，摆到了这个以农业立县的人们面前。这就是；三级干部大会不开不行了！这也就是现在每年还在开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

以往的三级干部会议都是县委于每年二月主持召开，届时、县、公社、大队的全体干部都齐聚一堂，部署和落实全年粮食生产与统购任务。今年、这个会怎么开？县委班子瘫痪的现状使其已无法履行这一职能了，但会不开是不行的。

这件事让章启等仍在工作的常委们犯了难，怎么办？其实、他们的抉择只有一种，那就是在联总或总司令部这两大派造反组织中选一个，借助他们的力量开成这个会。

按说、他们应当选联总，因为联总是以县直农林水系统造反组织为骨干成立的。他们谙熟农村和农业工作，组织这样的会，那是轻车熟路。

然而、在过去两个多月的运动角逐中，总司令部却屡屡占先，特别是联总所保的县委书记汪明被打倒，县委副书记章启遭联总围攻却被总司令部解救之后，仍在工作的常委看到了我们这派的力量。这就促使他们向总司令部发出信号。

二月十八日，县委机关红色风暴造反团负责人孙正里把这个风吹给了我们。这对总司令部来讲，当然是一件好事， 它说明仍在工作的常委们承认了我们的革命左派地位。这为下一步取得解放军的支持奠定了基层。(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我们能胜任吗？无疑这是对心理和能力的双重考验。召开这种会议与我们曾多次召开过的批判大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个会要把全年农业生产和粮食收购任务落实到公社乃至大队。还有一些食宿、会务等冗杂事项要安排。

怎么办？这种考验非但没有使我们畏惧，相反、却产生了一试身手的期待。是啊！“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我们不干谁干呢？”随后、我们便把同意的信息通过原渠道传了回去。紧接着在他们的邀请下，双方正式见面并就会议的开法进行了商讨。决定；大会由总司令部主持召开，会议期间总司令部所有组织一律停止批判行动，春耕生产动员报告由县委副书记章启负责，会务工作委托县直机关红色风暴造反团负责。二月十九日，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在总司令部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的正式题目是；《全县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广播誓师大会》。中心会场设在县剧院，大会发言对全县广播。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此前所担心的人不齐问题没有出现，据管会务的红色风暴造反团报告；这次会人齐得不得了，尤其是各公社的全到，其中既有书记、队长、会计，也有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当然、县直各大系统和各单位的造反组织头头也悉数到场。大会开的很顺利，联总没有做出任何反对的举动。章启的动员报告后，其他常委一一做了表态发言。最后、大会发出了给全县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春耕生产胜利的倡议书。

总司令部作为一个造反组织在动乱之时 ，挺身而出召开一个并非造反内容的大会，对运动而言不能不说是独创性的贡献。，这在客观上也加强了总司令部的左派地位，是值得高兴的大好事。然而、对我个人而言，却是危机孕育的伊始。此话怎讲？问题就出在我担任了大会的主持人，应了那句“人怕出名猪怕壮”的老话。

话得往前推两个月说，总司令部草创之初，我还仅仅是捉鳖战斗队派出联络的代表而已。后来虽然被推举为五个司令之一，但在那个派性斗争正起，成败实难逆料之时，尽管我也曾出头露面于人前，但那不是批判大会就是辨论场合。在充满风险的一个个斗争回合中，并无人说长道短。可这个会一开，情况变了。

大会开幕的场景以及我的主持人角色，给我们厂各位师傅以及众位师兄弟们的心里冲击很是强烈。那天、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人们目光都注视着台上，透过灯光向台下俯视，看见了许多我厂熟悉的脸庞。当我与林甫、章启等从幕后走到台前并宣布大会开幕的那一刻，那些我厂的熟人们顿时一片愕然。更有人指指点点，那种异样的神情让我十分不安。

虽然已察觉到是哪并非友善的关注，但此时骑虎之势已成，也只好把杂念抛却，用足丹田之气朗声致了开幕词。

更让我料不到的事情还在其后。由于大会是现场广播，所以、人们在收听的时候也就最先听到了我的声音，这其中就 包括我的母亲。没有文化的她老人家不知里就，当我的一位朋友到我家做客时 就问道；“介敏当县长了，怎么在广播里讲话啊？”

就是这么一问，被朋友传出后，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地传来传去，最后、生生播弄成了“季介敏他妈说；他要当县长！”从此、这谣言便风生水动地给我戴上了一顶大野心家的帽子，而我却毫无所察，依然 在为运动风风火火地打拼。

写到这里，我不禁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谈 一点我的管窥之见；有人以为文化大革命可以避免，我却认为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步。毛主席晚年对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重重锤打，多么像一场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啊！舍此、就难有人们对失误的总结，就难有今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