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诸子百家的那个时代

如果说，要用一个字来概括春秋战国时代，那就是“乱”。

第一个乱是秩序之乱。主弱臣强，天子式微，诸侯尾大不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说的是周公的功劳，但开启“礼崩乐坏”的第一人就是周公。周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赐鲁重祭，使鲁国以周公为始祖，以文王为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故鲁国得其禘祭其先。禘是天子祭祀之礼，五年一举。周公以诸侯之身僭行天子之礼，已为非礼。不知制作煌煌礼乐文化的周公当时作何感想。至于孔子骂鲁国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君不君，臣不臣”已是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一种常态。

第二个乱是文化之乱。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周王室的衰落，帮助掌管王室历史文化典籍的官员失去了饭碗，逐渐流向四方诸侯。为什么说“惟楚有才”，就是周王室曾经出现一次王室叛乱，其中的一位王子叛乱失败后，带着大量王室的文化典籍逃到楚国，楚国充分吸收这些中原文化精华，把一个化外的蛮夷之邦蜕变成一个文化斐然的霸主。这种原由天子专制统治的文化散落民间之后，如同种子一样，在各地生根发芽。

第三个之乱是思想之乱。天失其主，逐鹿中原。社会剧烈的动荡促生了治理稳定的需求，诸侯们都在一门心思地搞扩张，抢地盘，没有时间管理那些“士阶层”的知识精英们。就是这样的历史机遇，让知识精英们开放了思想，他们纷纷通过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深刻观察，提出自己的救世药方。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纵横家、阴阳家、名家纷纷登场，在没有专制的土壤上争奇斗艳，百家争鸣，开创了一个自由奔放的思想时代，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奠定了体系的基础。

儒家尚左，也就是向历史学习，进行复古。以孔子为代表，他认为“乱”之根源在于秩序崩溃了。他认为社会稳定的基本结构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社会秩序就容易稳定。而有利于这种稳定结构建设的就是“礼乐文化”。因此，孔子提出了一个“仁”的概念，即社会安全稳定需要社会每个成员具有真诚的情感，真诚地去关爱他人，社会就能实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由于孔子自己出身贵族，所以，他理想建构的出发点是统治阶级贵族开始，要求贵族修身立德，做好榜样和示范，从上到下，从而影响全民全社会。可以说，孔子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儒家代表。

到了孟子的时代，社会风气更坏，道德泯灭。为了追求功业，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比如吴起杀妻求将，庞涓嫉贤妒能陷害师弟孙膑。即便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充满了诡诈，最有名的就是张仪欺骗楚怀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儒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孟子着眼于现实，提出了“义”的概念，也就是希望人能有“羞恶”之心，不能为所欲为，要利用羞恶之心进行自我节制。从孔子到孟子，这是儒家从理想走向现实。(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儒家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它能充分学习吸收各派文化的精华，来弥补和发展自身的不足。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比孟子更现实，从洞察人性的角度，他认为社会重新回到高尚的“道德时代”已经完全不可能，他开始右倾，从创新之中找出路。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倡导积极进取的上进心。“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篇》就是他发出个人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号角。在儒家向左探索遇到挫折之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开始向右探索，也就是从道德思想引领转向行为治理，他从人性向恶的基点出发，希望以礼法节之，不至于让人在向恶的道路上走的更远。这就是后世所批评的儒表法里。所以，荀子门下出几位法家的代表人物就不足为怪，其实，这正是荀子学术创新的结果。

道家比儒家更尚左。儒家只希望回到煌煌文化的周时代，道家则希望回到远古的自然时代。其间的原因就是道家初期的创立者们都是皇家的史官，他们不仅学问知识渊博，更重要的是历史修养敦厚，兴衰成败过往未来，其间的规律他们都了然于胸，因此，老子对人世间的纷争充满了厌倦，对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充满了不屑，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礼”这些信条都是历史抛弃的产物，不得已而为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并且毫不客气指出儒家所追求的东西正是社会动乱之首。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主张回归到人类社会原始的初期，清心寡欲，不争不求，让社会回归自然的淳朴。如果说老子的冷峻之中还存有对人世的一丝悲悯，那么，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庄子则是超越人类社会，站在宇宙空间看待地球上的万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众生虽有万象，但生而平等。无拘无束风流般的潇洒自由成为了庄子的终极追求。

墨家文化原本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底层民众。 “尚贤，非攻”这样的观点影响了中华民族后世的贤人政治和和谐文化。墨家与儒家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注重科技与生产力，在墨家的经典里有很多科技发明。遗憾的是墨家文化的包容性太差，并且组织建设具有帮会的特点，被当时和后世统治者所不容。他们的没落亦如他们的文化，当组织缺乏贤人领导的时候，自然就烟消云散。

法家的诞生是顺应历史的需求。他们利用人性的弱点，以赏罚为二柄，充分调动社会积极性，高效利用社会资源，以帮助统治者们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不过他们的立法只是为了维护专制和强权，违背了“立法护民”的基本宗旨。为了维护“法”的尊严，他们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商鞅在渭水河畔一次刑决800多人。可以说当时的法家之法是鲜血浇灌的恶法，就连作法者自己也难逃厄运。商鞅、李斯、韩非、申不害这一群法家都不得善终。

大乱大治。

不是秦始皇有多大的能力而一统中华，而是社会动乱太久，民心思一，以求安定。秦始皇顺势而为，遗憾地是功成之后还想再建新功，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最终二世而亡。刘邦草创汉家天下之后，以奉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成就了四百年汉家天下。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