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克雷到凡尔赛

一

萨克雷是巴黎南郊的一大片区域，并没有什么特别。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大概是这里坐落着几所大学——从今年开始，合并为萨克雷大学，我也被动地成了萨克雷大学的第一届博士生。不过实际上的影响并不大，综合理工的校园一如既往，风很大，一派地广人稀的景象。

当我第一次听到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名字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当我了解它的往事时，却肃然起敬——它的先贤里，有好多是我所知道的，比如拉格朗日和柯西。

作为固体力学的博士，我每天都会和这两个名字打交道。他们创立的理论的一部分，成为了这个学科的基础。拉格朗日是发现柯西的伯乐，柯西也不负厚望，二十七岁就成了法国科学院院士，不到三十岁，就建立了微积分的极限理论。其天才的成果过于丰富，以至于统计清楚以他名字命名的定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他们的功绩永存。”这是柯西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他死于1857年，这一年，并不平静，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开始。三年后的北京，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

我总是感慨，为什么从高中开始，学到的每一个定理都与中国无关；我总是遗憾，为什么我们的先辈全盘缺席了近代的科学大发现。力的单位是牛顿，压强的单位是帕斯卡，电流的单位是安培，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热量的单位是焦耳，功率的单位是瓦特，频率的单位是赫兹，磁通的单位是特斯拉……唯独没有中国的名字。出于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当我详细了解一位科学先贤后，我总会查证一下，当时的中国处于什么时代。柯西也不例外，只不过却让我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感觉——1857年，我们的先辈又一次倒在近代技术面前。

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知道凡尔赛却是很早的事情了。教科书告诉我们，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们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这个条约，就叫凡尔赛合约。年少时读到这里，心里总是痛骂着卖国的政府，怎么就不珍惜这大好河山。中国人并非无能，从业务上讲，当时的中国代表团丝毫不输西方同行，可是又能如何呢？国力如此，弱国外交家，或许就只能戴着一顶卖国的帽子，用口舌来为这个骨瘦如柴的国家发出最后一点声音——来不及有人听就湮没于一片嘈杂。喧嚣之中，又有谁还记得，这个骨瘦如柴的躯体，也曾经是一个巨人。

1564年，是明嘉靖四十三年。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熜的年号，那年，离他死还有不到三年时间，当然他自己是不知道的，继续专心致志地求道升仙炼制丹药。同年，在意大利西海岸的比萨城，诞生了奠定近代科学大厦基础的巨人——伽利略。我曾想，15世纪，也就是明朝年间，是不是中国开始衰落的转折点。后来我逐渐明白，所谓衰落，不过是一种对比的感觉。从我们自身的坐标来看，并没有什么可衰落的，相反，我们的瓷器更加精美，我们的丝绸更加细腻，我们的礼教更加复杂。可唯独有一点，没有人去愿意去想火是什么，水是什么，风是什么，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四大发明，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可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成就，更多的是像青铜器铁器的出现一样，是社会发展的伴随产物。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当西方已经产生明确的社会分工，已经专门有一批人走进实验室的时候，我们却依然是那个样子。君子们都忙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了几千年的身，还是那一套身；齐了几千年的家，还是那样的家；治了几千年的国，还是那样的国；而我们自以为平了几千年的天下，却早已不是那个天下了。

当伽利略在实验室研究滑块是怎么运动的时候，万历年间的君子们在子曰诗云；当牛顿建立微积分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康熙年间的君子们在子曰诗云；当法国的工程师马吕斯已经观察到光的偏振的时候，嘉庆年间的君子们在子曰诗云；当法拉第发现划时代的电磁感应时，当麦克斯韦写下奠定电磁学基础的那组方程时，当汤姆生的视角已经进入原子内部发现了电子时……偌大个中国，几千年文明，竟然容不下一间实验室。

三

因为五四时期的先贤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近年来，对他们的批评也日渐增多，认为他们矫枉过正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伤害。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主张将汉字拼音化的论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接受的。可是有一点我却能理解他们——他们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将德先生和赛先生介绍进入中国的人。他们的声音如此决绝，可以想见，他们该是何等的痛心疾首。司马迁写屈原：“世人皆醉而我独醒……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当死变得容易时，活着就成为了痛苦，更何况活着是为了改变。从1840到1919，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清醒的头脑，面对举国皆睡的沉寂，又该是何等的悲愤与孤独。

我并没有对传统文化有任何的成见，相反，我深深沉醉于那说不尽的唐诗，道不完的书法。我只是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几千年里，中国的全部精英，怎么就只有一种活法……

可是我错了，因为我知道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刘徽，他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他是中国人。

四

刘徽这个名字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他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写过两本著作，一本是《九章算术注》，一本名为《重差》。书名虽在，内容却多已失传。从仅存的流传本中，我们知道，他论证了无理方根的存在，他的研究已经触及到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他创立的割圆术已经包含了极限的思想，他计算出了3072边形的面积，他把圆周率计算到了3.1416……大约两百年后，祖冲之在他的基础上，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后第七位，这个精度直到祖冲之去世一千年后才被打破。

在中国古代，数学研究向来是不入流的。几何学多用于木匠，营造房屋桥梁；算学则不过是商贾买卖之用罢了；朝廷偶尔也重视一下，因为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历法。赖于现代教育的宣传，祖冲之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真正在他死后一千多年时间里，知道他的并没有几个。他之所以留存于史料，并不是因为他的数学成就，而是因为他曾经为官一方。这也是古代数学家的基本特点。像明朝的徐光启，后世的史书，只道他是朝廷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哪里知道，他是翻译《几何原本》的第一人，“几何”这个词就是他确定的，他译定的点、线、直线、平行、直角、对角等一系列基本概念流传至今。

刘徽则远没有这么幸运，我们只知道他是魏晋时期人，其他的一概不知，籍贯地不详，生卒年不详，无史料记载。这个名字，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本传记里，甚至连现在的输入法也没有将其收入默认词组。他终身未仕。可是与这空白的史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那绵长的以世纪为单位的时间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在自然科学领域和西方论说短长的中国人。

我很想给这位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学者多着些笔墨，可是他留给我们的印象太过模糊。后人已经很难想象刘徽是在一种怎样的条件下去坚持数学研究。但我想，比之于物质条件的艰苦，他的精神更是孤独的。他终生的心血，不过是奇技淫巧，登不上大雅之堂。时人不屑，君子不齿。就是算到3.1416又何妨？终非圣贤之道，不过末流之辈耳……

谢谢杜甫还留给我们一首诗，可以让我表达此刻的心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五

史载：“（祖冲之）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这些评价，没有多少人会记得。今天的人们只知道，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把圆周率的精度统治了一千年。

徐光启译了六卷《几何原本》后感慨：“窃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想必是孤独的。但他的预见是正确的，当今的汉语圈，还在用着他当年译定的术语。

对于刘徽，我们只能从他仅存的著作中领略他的风采：“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人类应当为这样的句子感到惊艳，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智慧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九章算术注》原序中写道：“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当今好之者寡，故世虽多通才达学，而未必能综于此耳……”当今好之者寡，唯刘徽一人而已。于是，在一千七百多年的天地间，他只给我们留下一道长长的背影：

道之所在，

虽千万人鄙之，

吾往矣。

六

凡尔赛宫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如果没有事，我宁愿可以整个下午坐在那里，俯看着花园，晒着太阳，吹着风，翻几页书。游客里中国人很多，耳畔时时响起亲切的母语。游客们走过的路，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代表团也走过。快一百年过去了，我的中国早已经不是那个中国，在那片可爱的土地上，已经成长起无数的实验室，它们中的佼佼者，正在悄然改变着世界科技的布局。

终于，刘徽不再孤独，虽然这一千七百年的等待有些漫长。

七

我又想起了1919年的凡尔赛，我想，要是他们再来一次该有多好，不去争论，不去反驳，就只静静地欣赏一下阳光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