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不死，只有凋零
——读《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及其他
无论唐德刚之《张学良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和《胡适杂忆》，还是胡适之《丁文江传》、余英时之《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乃至王学典与李希凡之间“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辩驳，在朦朦胧胧的潜意识里，这些无疑不是在指向一袭源自现代史学摧枯拉朽之势的“铁幕”的背影——口述历史。私念，这不也正在响起史学引论课堂上那一声声极尽嘶吼的嘹亮——当代人急需做当代史吗！于是，在图书馆中逡巡，随手撷来唐纳德·里奇之《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是一本系统介绍关于口述历史实务的书，更多地涉及实务层面上如何开展一项口述历史计划、执行访谈和研究撰述的应用，而在理论层面上形而上的价值判断、理性解释和系统阐释皆语焉不详，如“除对数字技术的兴趣外，口述史家和公共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正日益逐渐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类似此般也单单只是在前沿中寥寥提及而已！其实，自己并未完完整整地通通读整本书，那些闪烁不停的跳跃仅仅是有感于其中《记忆与口述历史》的某一章、某一句、某一词。只是，彷若《活着》是余华记忆中残留在德干高原上印度老者之孤影，《红马》是来自千夫长笔下下对内蒙古草原上野马之岣嵝，一本书、一章节、一句话、和一组词的价值是在这一片浓缩的景幕激荡起一个书写者辽阔的回忆，慢慢地沉下去，而后，又缓缓地浮上来。我想，这不是读后感，也不是一门课程在岁月之尾的临别絮语，而是这一端对那一端的探索，此一程对彼一程的祝愿，期待情节，也期待结局……
——写在前面的话
【一】题目
题目是一篇文章的面孔，是笑还是泪，是欣愉还是哀怨，人们无法透过这一张张表情各异的面容来真正把握书写者本身极愿表达的欲望和苛求，但世间已无泰戈尔，人间却有纪伯伦，正是这一副副载歌载怨的容颜，我们才有勇气有魄力地走出禁锢之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似乎是在天上的街灯指引之下，也是在冥冥之中的灵感之中，我们走近了书写者的内心，以至于有时比书写者走得更远。尽管不敢回复一粒沙中到底是否浅藏着一个世界，但一个题目的背后却常常隐匿着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因为，故事可虚构，但细节却无法虚拟，而题目有时是细节。
“记忆不死，只有凋零”，总是催促着记忆重踏过来的轨迹，猛然间，想起了《南方周末》在值俄罗斯红场阅兵纪念日之际，曾对国内抗战老兵展开全国范围内的实地调查，在宽窄不一的统计表格中，填充着近百位参加过抗战、抗美和抗越的老兵和如今他们的真实境况。与佩戴勋章、接受普京总统的庄重鞠躬、坐在敞篷车中碾过红场的俄罗斯老兵相比，这是讽刺？还是警示！“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在两国老兵的各自眼神中，彰显得如此酸楚，如此辛辣。而这篇占全部版面的文章拥有一个赫赫响亮的题目——老兵不死，只有凋零。或许，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在呼吁国家要为抗战老兵提供物质生活上的帮助，而且更容纳着提醒甚至警告当代人对那一代人精神财富的重视。老兵不死，不过是在他们无数的战友倒下，无数为国家和民族而倒下的英雄们之后劫后重生的幸运，他的不死，可能是他最亲的战友替他挡了最后夺命的一颗子弹，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哥哥被送上了战场而他自己被强制留下为其父母养老送终，是一种悲怆的不死，一种泣血的不死，一种惊醒后世的不死；只有凋零，凋零的不只有老兵的枯灯般生命，还有老兵对这场战争的切身记忆，和留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也许，“老兵不死，只有凋零”真实的含义是“记忆不死，只有凋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记忆主体
记忆如何不死，精神如何避免凋零，在碎片化取代整体化、多元化取代一元化、微观取代宏观的时代背景下，口述历史理应作为方法论的瑰宝而引起世人高度重视。亦如，在《大家都来做口述史》中，“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收集口传记忆及其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得益于口述方式的普及化，得益于口述主体的下移，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持的记忆将越来越以更真切更准确更易于接受的形式来作为认识历史本来面目的资料，好似不再是一位严肃古板的账房先生，而是向当事人、研究者、以及后来人讲故事的可爱老者。
忆得，在王李之“红楼梦研究”批判缘起的辩驳中，不止于惊叹真正历史学家对真相的执念，更萦绕着一个久久挥之不去的疑惑——记忆与口述历史，是对记忆可靠性的怀疑，也是对一个访谈主体的怀疑。
记忆是否具有独立性呢？
这是第一章点燃思绪的问题，也是曾留于课下思考过类似的问题。卡尔文·柯立芝曾言，“人们为了突出一件事，往往不惜夸大这件事或省略某件事”，这句话曾被美国码头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摘录在其《狂热分子》的开篇之中，尤其惊天动地地指出，“在当今时代，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依旧有死灰复燃的转机”。与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丹尼斯-甘赛尔《挥手礼》等著名作品类似，这些有关个体与群体的社会心理学巨著，无疑不在指向群体对个体的影响，进而赤裸裸地戳破个体思想独立性的荒谬。毕竟，人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喜欢离群索居的人，不是神灵，便是野兽”。
誉为最后大儒的梁漱溟在其口述自传《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提及，其父梁济在告别世界的前一天，突然问道，“这个世界会好吗”，然后，在第二天便毅然决然地选择自戕。梁父的死是否与王静庵的自沉湖底有同样的原因？那一代的学人是否习惯了用自杀的方式来祭奠日渐凋零的民族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梁漱溟如是说。究竟是时代造就了人还是人创造了时代，是一个问题，一个一直讨论至今的问题，但勿论造就抑或创造，时代所馈赠的和人们所创就的理应有所记录，有所保留。一直等到有一天，无数的点，无形中串联成一条美轮美奂的丝线，也正是在那一天，我看见了伊塔洛-卡尔维诺那浅浅的寓意深刻的酒窝。
记忆是否易于产生怀旧的情绪？
这是第一章第二节《记忆与口述历史》中需要阐释的问题。关于记忆中怀旧情绪的泛滥，不禁存在于英雄与小人物之中，也存在于研究的各个领域之内。试想，倘若按照唐德刚是按“我说、你写”的模式“悠然”地进行当事人的口述自传，那这样的自传必定便成为张少帅、李上将、乃至学者胡博士的口述宣传史。
荦荦众人远远未能企及对名人名家的口述，但即便是平凡的人物，也难免会沾染情绪化的怀缅过去。如同，在每每归家之际，年迈的老人们总会不停地告诉着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曾经的苦和难，如三年自然灾害，如文革的无涯深渊……我不曾怀疑他们讲述苦难的真确，但有时候，我不禁怀疑由于当代人的作为完全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因此，他们的表述总不免为了嘲讽当下而夸大过去。而对于自身的灾难，人们常常反应的第一个阶段是震惊，第二阶段是拒绝，而且保持拒绝的时间会很长很长。
但凡一切，皆然随着时间的流走而渐渐地敞开心扉，不是淡忘，而是愈加铭记。也许，人们不是想拒绝或沉默，而是一直有话想说，一直等到自己垂垂老矣之际，才愿借纾解曾经以宽慰自己和警示未来。这不正是时代契机下口述史缀成的血肉丰满吗？
远方，在时空的甬道中，传来犹太大屠杀中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啕——多年来我保持缄默，然而，现在我已是行将就木的人，我必须告诉我的孩子们！
人的记忆容易发生错误，口述历史会因而受限吗？
讲故事算口述历史吗？
……
借助问题的方式，《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开始引导着学者走向了口述历史的深处。而有关形而上的价值理念仍旧在历史的星空下盘旋，几粒星光，有肯定，有否定，有明朔，有晦暗……不可置否，口述历史仍旧任重而路远，光明又崎岖。
【三】记录记忆
泛与专，是研究历史的双重理路，是史学家讲求治学的利刃。在宽阔的时代映衬下探寻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如《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与段小楼、如《兄弟》中的李光头与宋钢；在渺小的个体中演绎时代的起承转合，如《祖父在父亲心中》中方方的祖父与父亲，如《活着》中的福贵与家珍。关于口述历史，口述史家亦应将广泛与精细奉为圭臬，在广泛的视野下深耕记忆，在记忆的细作中吸纳多元。
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说：“即便最无知的警察，也知道不该尽信证人所说的话。同样，人们也早已铭记于心，不能盲目接受所有的历史证据”，因此，这便要求史家须有一种厚重感，有关责任、关于视野……
如若把岳南之《南渡北归（三）》与刘斌之《寂寞陈寅恪》相对比，那人们将惊诧道，同样的情节，却馈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触。读前者，不禁为世实倍感苍凉，悠悠小民，全部隔绝在铜墙铁壁之外，彼端，直触着台湾柏杨讽刺的丑陋中国人；读后者，则流淌着一抹渐温渐暖的余情，没有那么苍凉，却可湿润人间的凄怆与孤独。实际上，这种截然相反的本质是在揭示着一位史家的历史厚重感，圆润而不锋利、坚毅而不妥协、糅合而不盲目。
像唐德刚、像余英时、像许倬云……历史的厚重感无时无刻不在体现——《胡适杂忆》，惊呼在《胡适口述自传》之后喷薄而来；《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感慨世间哪一件凄美的故事不是“在污浊之中建立，在污浊之中灭亡”；《历史的大脉络》，在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中，指明中国与世界的大势所趋。除了这些史家深厚的功力之外，更值得钦佩的是他们广阔的视野，或灵感。
论及视野，想举小说家毕飞宇的《两条项链——小说的内部制衡与反制衡》为例——莫泊桑愤怒地、讥讽地、天才地、悲天悯人地用他的假项链来震慑读者灵魂的时候，他在不经意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便是他的世道和他的世像，是真的，令人放心，是可以信赖的——虽然辨析的主题是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但通过更换主人公的名字进行中外之间的一一分析，匠心独运地揭露着真切与梦幻的裸露。历史与文学日渐曲径通幽，在此，与主题寓意无关，令我惊愕的是互换中外主人公名字的思考与推理，是逻辑清晰的分析和考量，是宏观地借小说讽今朝的精巧视野。
何为读书？何为积累？何为视野？一目了然！
对于史家，对于记忆的记录，历史的厚重感、深厚的功力、以及广阔的视野尤为重要。正因如此，史家既持有后见之明，也有针对事件本身可进行彻底研究；正因如此，史家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才能远比当事人更清楚当时是什么情况。
“问一些从来没有人问过的问题，搜集一些如果再不进行采访便会消失了的记忆”，这是唐纳德·里奇吹响《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号角。我想，这是对一个时代而言，对一个社会而言，对一代人而言。但是，对一个人呢？
爱德华·卡尔说：“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记录自己的历史。半年之前，为了鼓励我上台演讲放牛娃的春天，商学院曹老师（如今回信称我兄弟）安慰说道，“一个人最善于谈论的是自己”，可是，那是一个春分的自己！一个正能量的自己！一个载笑载言的自己！半年之后，我颠沛流离，由商转史，被很多人称为“傻子”，甚至至今搞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为此，我选择了沉默，沉默地面对他人的嘲讽，沉默地面对自己的悲愤，“为何原先不再勇敢点！为何曾经那么战战兢兢”。记得，在第一堂课上，石老师问过，“这三年，你们有什么规划”，然而，我却不知所云，以至于用安静地读书去搪塞。不过，那不是搪塞，而是一种来自心底的真实想法。
躲在书斋去读书，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社会？抑或，既然知道自己的个性并不契合这个社会，那应该怎样去改变姿态呢？商学院高老师措辞严厉地提醒过，“文采、思考、勤奋都是一个人的起点，你是一块材料，但你却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你仍旧没有完成第一堂课为你们布置的作业？你应该思考着去怎样为他人创造价值？怎样用你的才华为这个社会创造点什么？如果你真心愿意读书的话，那现在的你连一个合格的书生都不配！”，直感于高老师的直爽，直感于高老师那一句，“你考上研究生，我丝毫不为你感到高兴”，直感于萦绕在脑海中那些最真实最刻骨最冰冷的问号。在这篇读书感之尾，写点多余的话，愿一吐为快，为了惊醒自己那一页沉睡数载的“历史”，为了解答米兰·昆德拉为这一辈子提出的一个《谜》——生命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沉重努力，为了不在自己的眼中失落自己。
“一个人的一生有没有意义，是看能不能把一生总结成一个故事”，这是一六年对一五年《最好的告别》，也是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口述当事人、以至一位口述史家最好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