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涅槃

一

还是在全民背诵“老三篇”的年月，我就知道中国有个司马迁。

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伟大领袖对司马迁生死观的认同和诠释，主导了中国几个时代十多亿人的生死观价值观，同时也让司马迁的大名跨越史学和文学，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

司马迁怎么想起说这样一番话了？

其时，司马迁确实正在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抉择：由于李陵案件的牵连，司马迁因言获罪，触怒龙颜。皇帝发怒，这事就不太好办了。汉武帝没有直接处置司马迁，而是将他交给了廷尉审理，审理的最终结果是诬上。案情并不复杂，司马迁被判死刑。但是司马迁不想死（其实谁都不想死），但司马迁的确是不能死，原因就是他在写作《史记》，他在进行着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伟业。史书已经开写，正在按部就班推进，若此时作者死了，这部准备已久，寄托了司马家族几代人梦想的史书就半途而废，司马迁自己的人生理想也将随之破灭，书写不成，作为一个以著述为终生追求的人，就等于白活了一生，因此，他想继续活下去。

犯了死罪却不想死，在当时基本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祖上有功于国家，有先皇颁发的丹书铁券，这时候拿出来，可以免死。比如萧何的子孙曾经多次犯罪，就拿出了汉高祖发给萧家的这种东西，得到了赦免。第二是家里有钱，可以多捐，然后免死。这是汉武帝时期的特殊政策。由于对外战争消耗巨大，国家财政紧张，犯人交钱免罪成为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措施。第三种途径，就是接受宫刑，可以代替死罪。但是这样做，终生抬不起头来，让人觉得为了求生而自甘低贱。司马迁的祖上没有功劳，家里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作为一个史官他也是个清水衙门中人，亦无太多有用途的朋友可求可托，他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就是接受宫刑，交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东西。(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然，这也需要胆量和毅力、忍耐力。因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宫刑的死亡率很高。在接受宫刑之后，司马迁能不能存活下来也是个未知数。但是他别无选择，除非他放弃《史记》的写作。

宫刑者，顾名思义就是把男人变成宫中之人所要接受的手术。这是一种集肉体痛苦与精神侮辱于一体的极其残酷下作的刑罚。接受宫刑，又叫做下蚕室，行刑后，要将受刑人像蚕一样的养起来，以提高受刑人存活的机率。由于创口的部位极易感染，多有腐烂，故又称腐刑。所幸的是司马迁活了下来。

对于以宫刑免死的细节，司马迁并不愿意多说。他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透露的是他为什么选择接受宫刑。他说：“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生命不甚在意，认为如自己这等小民，死若蝼蚁。他并不怕死，可是这样死了《史记》就不能写。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他说出那句非常有名的名言的语境。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如果伏法受诛，其实就是轻于鸿毛，他不想这样去死，即便受到世人的轻贱和非议也要活着。

司马迁的理念就是典型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活下来是为了有所作为。司马迁活下来的目的成功了，《史记》名传千古，他又夺回了自己的话语权----尽管是在许多年以后。

二

汉景帝至汉武帝年间，司马迁诞生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粟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粟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 ，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二十岁时司马迁离开故乡开始游历天下，此时他已学有小成，遵从父命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汩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复命。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初入朝堂，走得还是很顺利的，颇得上面重视，前景应该十分不错。

汉武帝元封元年春，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洛阳）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既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我死以后，你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尽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因为他能够歌颂周文王和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 包括贾谊之孙贾嘉，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的学说对司马迁的影响很大：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也曾就《古文尚书》求教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这在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起到很大作用。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最高追求和终极目标。通读之，不难看出作者处处用心，惨淡经营着自己为之付出毕生的事业。我读《史记》最大的感受不是读史而是读诗，或起码是在读小说，正如鲁迅所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一篇篇本纪、世家、列传，其实就是一篇篇故事，作者绘声绘色纤毫毕现的描述，使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可以瞬间拉近到你眼前。作为写作者，出新是必定要追求的，司马迁的出新之举，可谓处心积虑，随处可见。他的史书一改前人只记述帝王将相，而将小人物抬举为主人公，滑稽列传、游侠列传、酷吏列传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货殖列传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司马迁的“经济头脑”和“商品意识”。如若史记所述与历史上已有记载的人物重合时，司马迁的写法摒去常规中的生平纪年，而侧重生活中的细节和趣闻轶事，别树一帜，用到了他游走天下，网罗放失旧闻之所得，形成自己的一大特色。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他写作一部前无古人的历史巨著的条件均已成熟，并且写作正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一旷世巨著呼之欲出，中国史书断代了四百多年的空白就要被填补。可是，当此之时，作为此项伟业唯一执行者的司马迁，怎么就忽然卷入一场惹恼了皇上，招致杀身之祸的官司里去了？

三、

话还得从李陵说起。李陵字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将领李广之孙。在中华的历史文化中，李陵注定是个与悲剧连在一起的人物，先是把司马迁卷入一场大难，到了宋朝，金刀令公杨业据说也碰死在他的碑前。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然后投降。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这时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 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这番话，如果作为一个史官，对前朝武将功过得失的评价，应该说是相当到位和客观的。但这是在议政，是评价当朝的一个已经投降了敌国的败将，大的气候就不允许公正客观，而必须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民族义愤。并且，从他归结失败原因，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李陵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我想，即使是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是对一个早已与现世并无任何瓜葛的历史人物做评价，李陵也不好说有什么正面结论。李陵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李广利的援军迟迟不至。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奴八万骁勇之敌，坚持近十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可惜李陵未能实践其“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诺言，而如韩延年那样战死疆场，以完名节，其一生的大错，正始于此。或者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欲图来日争二师援兵不至这口气？或者他想暗敛机锋，以待来日？

固然，自古以来战无必胜之理，战败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样，武将贪生，战败降敌，在近代之美国人那里，或仍可以“光荣投降”而赢得谅解甚至喝彩；然而在中国传统之“不成功便成仁”的伦理和道德框架里，却决不能容许之；在任何一个尊重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并渴望在人格的实现中实现个人的价值的社会里，大概也鲜能被容许。而况自古以来，被俘不降不屈就义的壮士多有，岳飞所谓“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者也。还是用司马迁的生死观衡量，李陵若战死或被俘后不降自尽，都是重于泰山，那么，中华民族英雄谱中也一定会把他和其祖父李广并称，成就一段爷爷英雄孙儿好汉的佳话。李陵的投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辩解的，叛徒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就不必多说了罢。李陵之为后人所痛恨之处，也正在于此。当然，李陵给苏武的信中也写出自己“良苦用心”，他说：“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他是军中主将，一个主将的被俘和投降，其影响完全可与全军覆没相提并论，对国格军心士气的打击，对战争走向和国家命运的负面影响，都注定了投降不能被原谅，不能解释，没有商量。李陵说出了他投降的理由和用意，却没有说出其中必然存在的贪生怕死。他太糊涂了，他没有算清这样一笔大账，用自己的血洗清一切，为后世树立一座丰碑。李陵想要解释清楚的是：我为什么叛变。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的吗？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一句“将军百战身名裂”，概括了后世对李陵的评价：名将之后，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身败名裂，这就是李陵。

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因言获罪的过程和原因都十分简单。一番话改变了命运。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他何以竟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首先，司马迁不是言官，他并不是经常给皇帝出主意提建议的那种官，他只是个史官，就是负责记录的。这种官和皇上说话的机会应该不多，因此也谈不上有经验，一旦得到与皇上说话的机会，他极有可能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倍加珍惜以至不知所措。那么，说话时他是怎么想的呢？我想作为一个以写作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人，在他的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可能就是他在史书中的那些“太史公曰”，那种对于任何事件和人物都力求具备的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他想到的可能不是顺乎众人的说法，迎合皇上的心理，而是标新立异“成一家之言”吧。另外，文人惯有的仗义执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职业病，可能又在这关键时刻，犯了。其次，若能使皇上悟出此番良言中的道理，幡然醒悟，谁能说不是一番光明的前景呢？

总之，司马迁在说出这番话时，我不认为他是十分理智的，至少不是有所准备的，不然也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其实事情是明摆着的，李陵英勇作战也罢，杀伤了多于自己数倍的敌人也罢，毕竟他是投降了，替一个已经投降的人说好话，凶多吉少是绝对的后果。我想汉武帝这样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面临此等军国大事，他要考虑的也不仅仅是包庇爱妃的哥哥，作为一国之君，他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对一个事实上已经背叛国家的将领，必须在性质上毫不动摇地给予否定，哪怕这样做对李陵可能有失公正，也顾不了许多。

其实，司马迁自己对这时说过的这番话，也未必没有个反思，这可以从他写的《屈原列传》中看出来：屈原被流放后，披头散发来到江边，一边走一边吟诗。脸色憔悴，身体消瘦。渔翁看见他，便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整个世界都是混浊的，只有我清白；众人都沉醉，独有我清醒。因此被放逐了。”渔翁说：“圣人，不受外界事物的约束，而能与世俗相一致。整个世界都混浊，为什么不同流且推波助澜呢？众人都醉，为什么不把酒糟吃掉，把薄酒喝掉？为什么要怀抱美德自命清高，却使自己被放逐呢？”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拌掉衣上的尘土。谁能以清白之身，蒙受外物的污染呢？所以我宁可投入长流的大江葬身鱼腹，也不能让自己的高洁品质蒙受巨人的玷污。”毫无疑问，这番精彩的对白，是司马迁借他人之口言自己之志，但是晚了。这只能是太史公的痛定思痛之言了。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史称“夷三族”。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四

司马迁其实只想专心地写他的史书，以达到填补空白青史留名之目的。书写到一半，飞来横祸，遭遇宫刑。这在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谈司马迁就不能离开《史记》，因了《史记》司马迁的一切才显示出意义和价值；如果没有《史记》，人们对于历史上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小人物也提不起太大的关注来。

宫刑之于司马迁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让他把对于《史记》的重视，提高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乃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地位来作。比之此前的立名立言完成父亲遗愿，显然是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了他的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在汉朝，在历史上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身份另类，是宫刑之后的一大“社会效益”。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宫刑了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对他打击太大，这个打击的严重程度已经颠覆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属性：他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已经不再是男人了；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这种刑罚把他推到了一个不人不鬼的境地，生不如死。

终生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非常沉痛地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其痛苦达到了“肠一日而九回”，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湿透了。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大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

才命相违。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华和他的命运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别人看也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终不可以为荣”。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但是在《史记》中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无数事实证明，所谓的人生灾难也好挫折也罢，对于写作者来说，就是财富。这是一笔常人不愿意接受的财富，也是一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财富。这笔人生财富，促成了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使他的笔具有了往日不可比拟的力度和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这笔财富为《史记》之成为千古绝唱，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营养与酝酿。

五、

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这其实就等于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依存在决定意识说，这时的司马迁的眼光肯定不再是士大夫阶级的了，他对于皇帝或贵族阶级至少不仅限于热情的追捧，而对底层劳动人民也肯定多了一些关注和关爱。对世事的观察和体验，则在读书和游历之上，更多了一重切入骨髓的痛切的深刻。这些作为人生的痛苦与不幸，最终都化作字字珠玑落实到《史记》中去了。

我并不是在说，司马迁不受宫刑就写不好《史记》，我只是想说，司马迁的不凡素质和坚韧毅力与不懈修为，使这一场空前的浩劫转化成了无限的辉煌，从而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非凡的地位，也开创了中国二十四史洋洋巨著的先河。

提到司马迁和《史记》，就不能不提《报任安书》，也就不能不说到司马迁这段千古绝响的金石之声：“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对这千古名言加以任何形式的注解都显得苍白，也非笔者力所能及，只有照录，方显其砥砺铿锵与透彻骨髓的洞穿力道。

《史记》成书后，依照司马迁的设计是不可能献给当朝皇帝的，他想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是他受刑后增长的政治智慧，也反映出他本人对这部书的命运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信心，含有相当的听天由命成分。这也是大多数文人共通的命运，他们生前穷困潦倒，终不得志,死后却被追捧到惊人的高度。司马迁料想自己可能就是这种命运了。所幸的是他有一个好女儿，这个女儿嫁给杨敞。

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自司马迁的《史记》之后，历朝历代争以之为范本，编修史书遂成惯例，浩浩一部中国各朝代不断编纂的二十四史，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永放光辉的耀眼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