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

1970年1月，父母被下放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下乡不久，狗年春节就要到了，父亲提出要回浙江义乌老家过年。

此时是家里的非常时期。

母亲是不同意父亲走的，她认为，刚来到这偏远陌生的农村，脚跟尚未站稳，举目无亲，前途未卜，怎么能有心思回老家过年呢？再者，从东北往返浙江一趟要花掉多少钱呀，临来之前，上级已明确告知要“断皇粮”，说要做长远打算，以后能否发工资还很难说，现在省钱最重要。父亲则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了，爷爷的年龄大了，他想看看老父亲，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好宝（小妹）”带回，小妹不到1岁就送到义乌外婆家，现在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接回来了，路费是不少，可钱是可以再挣的，车到山前必有路嘛。父亲话不多，回家的想法不可动摇。

在下乡之前，在来与不来的问题上父母的意见就已经不一致了，父亲认为下乡是大势所趋，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来也得来，可母亲是想硬拖着不走，看他们咋办？可最后，我们一家还是来了。

到农村后，城乡的巨大反差，全家都不适应。母亲的心情格外不好，她会因芝麻小事不断埋怨父亲责怪我们，家里空气一直紧张。看着母亲的脸总是阴沉着，我们小孩没办法解除她的忧愁，只有谨小慎微，尽可能地多干家务，减轻父母的负担。

可无论我们小孩做得如何好，父母之间的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天，我听得出她们的吵架已经到了离婚的地步。平时，父母的争吵都是用义乌话，具体说些什么我不很清楚，可此次非同一般，因为她们在不停地说起我们四个孩子的名字，父母要离婚，孩子是要分的，到底哪个孩子归谁需要商量。我听出来了，她们争论焦点在弟弟，因为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她们谁都不肯放弃弟弟。听到这，我的心里极难过，我不愿意离开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愿意我们姐弟分开。可小孩子只能听从命运安排。最后我知道了争论结果，我和仍在义乌老家的妹妹归母亲，弟弟和姐姐归父亲。离婚是母亲提出的，父亲不同意，要么不离，一定要离的话那男孩就归他，父亲占居主动权，母亲只好同意。

已经到了要办手续的地步了，可偏远的农村谁管这闲事呀，到哪去办呢，父母的同事唐叔来劝解了。老同事来了，父母的情绪都恢复了理性，没有再吵，只是话语越来越少，家里变得越来越安静。

临近春节，父亲准备走了，可一想到长长的路程和独自一人的寂寞，他提出要带弟弟一道去义乌老家。要坐火车旅行了，弟弟听了自然高兴，上次回老家还在幼儿园混呢，我和姐姐虽有不舍，但还是极力赞同父亲带弟弟走，理由是他可以帮助带回小妹。我心里有着自己的小九九，希望父母暂时分开，离婚的事可以放一放，让弟弟去看看爷爷也好哇！

母亲还是强烈反对，弟弟的个头刚好过了买儿童票的标线，如果去就要买大人票，那钱太多了。可不同意也没用，她已是少数派，她拗不过父亲。

寒冬腊月，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乘坐火车一定要去洮南县城，洮南离这里有180多里地，这里出行都是赶大车，但马车走不了太远的路，更到不了洮南，也不知道有没有客车，当地人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出门的。

一个冷风习习的清晨，父亲带着弟弟出发了，我和姐姐用两辆自行车送行。

行李不多，都是生活必需品，有炒面、水杯，还有衣物，到了南方天气暖和用不着穿着太厚，薄衣服是要带的。我们将两个行李包放到自行车后架子上，推车徒步前行。公社的方向在北边，我们正好顶风，风太大，车子骑不动。

空旷的原野上白雪皑皑，几乎没有行人，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急切地赶路，生怕晚了错过车次。路上几乎是说不了话的，一张嘴，风就会灌进嗓子眼呛上一口，我们要和寒冷的北风作斗争，向前走身子是要向前倾斜的，要付出全身力气，不然就会走一步退两步，那样就到不了公社了。

不知是从哪来的力气，我们姐弟三人谁都没被拉下，那年弟弟11岁，他像个大人似的一声不吭，闷头走路，他不想成为累赘，他怕稍有闪失就会取消他回爷爷家的资格。此时倒是父亲的脚步略显蹒跚，顶风上坡，积雪深陷，寒风刺骨，东北的冬天路难行，这对习惯了南方生活的父亲是个考验。

终于到公社了，听说供销社门前是客车停靠站点，我们一路打听，一会儿就站在路边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脸冻得通红，嘴里吐出的哈气将头发、眉毛雕成洁白的冰晶。我们眼睛死盯着客车开来的方向，希望它快快出现。

远处一辆车开过来了，车后卷起一溜烟的尘土，开到跟前一瞧，是辆解放牌大卡车，又一辆车卷着尘土开过来了，定睛一看，仍然不是。

当地的百姓善良而淳朴，他们从我们的穿着和言谈举止判断父亲是插队干部，是刚来的外地人。他们好心告诉我们，用不着4个人都站在外面冻着，有一个人看车就行，其他人到供销社屋里烤火暖和一下。父亲听从了老乡的建议，我们开始轮流等车。

父亲与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已经有半个月没来客车了，今天来车的可能性不大，明天也够呛，也许一直到春节也不会有什么客车了。听此话，父亲的脸上露出焦虑的神情。

东北人善谈，为人诚恳，自来熟，对待外地人更显热情。人们见父亲遇到了困难，马上七嘴八舌帮忙想办法。供销社的负责人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他说，如果一定要走，那就拦一辆大卡车，与司机好好说说，让他顺带拉个脚去洮南，可问题是这天太冷，驾驶室没地方，只能坐在敞篷车上，人恐怕受不了呀！父亲不想坐敞篷车，自己冻点没什么，孩子还小，冻坏了怎么办？他决定继续等待。

眼看着太阳升到头顶上了，一辆辆尘土飞扬的大卡车从供销社门前疾驶而过，客车还是没影，我们的肚子也饿了。父亲在供销社里买点光头饼干，午饭就解决了。

我们预感，今天的车不会来了。我们已不再关心突泉方向的车，我们已由急切转变成无奈。

公社所在地并不比余屯热闹，供销社门前算是人最多的地方，这里有集市，可冬天的集市异常冷清，只有几个小商贩在叫卖。父亲历来对集市感兴趣，他一会儿待在供销社，一会儿在门前来回走动。他突然想到，让我和姐姐回去时带点过年的蔬菜。到商贩那一问，除了大葱，其它什么也没有，是呀，这大冷的天，白菜、土豆不冻硬才怪呢！

经过短暂的讨价还价，父亲买了一捆大葱，葱白又长又粗，2角钱一斤，按照当时的牌价，这价格可不便宜，虽然父亲带的钱有限，可他还是狠下心来买了足足二十多斤大葱。他告诉我和姐姐，春节可以用大葱炒个葱包肉，很好吃的。

腊月的白天太短了，眼见着太阳就要落山了。供销社的中年人对父亲说，如果今天一定要走，就得马上找车了，不然天黑就什么车也没了。此时父亲只好下决心，坐敞篷卡车走。

父亲是最不爱求人的，他不好意思也不会拦车，他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我们一家4口站在路旁，眼见着一辆辆大卡车呼啸而过，父亲就是没有勇气招手。此时那供销社男子忍不住了，他立即招手拦车，一辆卡车停在了供销社门口，那司机极为豪爽，听说是城里来的插队干部要搭车，二话没说，挥手让父亲和弟弟赶快上车，我和姐姐连忙将行李递上。

父亲和弟弟终于坐在敞篷车上了，卡车立即启动前行。瞬间，坑坑洼洼的垫道上扬起阵阵尘土。我们看到，父亲和弟弟已经躲在司机驾驶室后面避风处，他们已是车上货物的一部分，无法自控，他们任凭疯狂的大解放上下颠簸，左右摇摆，轰然远去，随风卷起的尘土落在他们的脸上、身上。一会功夫，卡车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夕阳西下，冬季那一抹淡淡的阳光已全部消失了，天气更加寒冷。

我和姐姐驮着那捆笨重的大葱摸黑赶回了家，心里一直惦记着路上的父亲和弟弟。当母亲听说父亲和弟弟是坐大货车走的，一个劲地说，人是要冻坏的，要冻坏的。母亲是最节省的，她将那捆来之不易的大葱放到房东家的仓房里，说是到了春节再吃。

不久，父亲来信了，他说那天货车开得快，夜里就到了洮南，第二天他们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狗年春节我们一家6口在三个不同地方度过，我和姐姐跟着母亲在东北农村的余屯，父亲和弟弟在义乌爷爷家，小妹在义乌的外婆家。

三十那天，当母亲去仓房取大葱时，发现那一大捆葱所剩无几，原来房东家二女儿经常空口嚼着的大葱就是从这里一根根抽走的，农村孩子没有零嘴吃，自家仓房里有这么多大葱，那就随便拿吧！

那是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没有了父母的争吵，没做什么好吃的，没包饺子，没有蔬菜，更没有水果，连鞭炮也没放，家里异常的安静。母女三人简单吃了晚饭，没什么事情可做，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没有电，连煤油灯也没点，月光从纸窗中悄悄地透射进来，我们就面对面地坐在炕上。母亲心情不好，我和姐姐不敢吭声，偷偷地瞧着母亲，静静地陪着她，我们听着母亲一声接一声的叹息，她回想着文革以来她的命运，想着全家今后的生活，担忧我们孩子的前程。在这除夕之夜，她将不良情绪传递给我们，使我和姐姐的心也随之往下沉，再往下沉。

除夕夜，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小孩子们兴奋的叫喊，连狗和猪也被惊得乱叫乱跑。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但东北农村过年还是很热闹，杀猪宰羊包粘豆包，家家户户煤油灯挑得通亮。如果是父亲在家，过年无论如何也会包顿饺子吃，是会放鞭炮的。

狗年春节在淡淡的忧伤中来临。

一直到了3月底，义乌老家已经种地了，父亲和弟弟才回来，可小妹没带回来，外婆不让带，小妹自己也不愿意回来。在外婆家，是外婆、大姨、小妹的天下，父亲带着弟弟去接小妹，听说要带“好宝”走，那可不行，这里是农村，东北也是农村，而且是要冻掉下巴的农村，小妹也在大人的指使下一溜烟不见了踪影，父亲一点办法也没有。听罢，母亲脸又沉下来，明年还要去义乌，还要花钱，还要去接小妹。

自父亲回来后，父母的关系缓和了，家里的气氛融洽许多，农村的环境逐渐熟悉，认识的人也多起来，善良淳朴的余屯人对插队干部、对我们全家都十分友善。从那以后，父母再也没有提起离婚的事，那道艰难的坎算是迈过去了。

几十年过去了，家人常常提起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提起那个寒冷的冬天。

父亲记得那年的冷和车上的颠，他们被高高抛起又重重落下，他告诉我，实际上他上了车是后悔的，他领教了东北的严寒，在零下20多度的露天车上一会儿就冻得合不拢嘴了，耳朵像是冻掉了，他将包里的秋裤拿出围在弟弟的脖子上，两人挤在一起取暖，到洮南时身子已经冻僵，腿围不过弯，几乎下不来车，他带着弟弟在候车室一个劲地打哆嗦，大约抖了半个多小时才渐渐缓过神来，如果当时冻伤了、冻残了就……，他不敢想。

现在回头看，那次回老家是值得的，受益最大的还是弟弟。他见到了慈祥的爷爷，了解了自己老家，他在义乌待了2个多月，与那里的孩子们混熟了，玩疯了。当他再一次回义乌老家时，已时隔20多年。再去义乌，那房子仍在，院子仍在，可家里已经没有了亲爱的爷爷。如果没有那年的辛苦，他的记忆里就少有家乡概念，感性认识就缺失，那样真的很悲哀，就像我一样。所以我一直羡慕弟弟，他有童年的记忆，有亲情，他会说上几句家乡话，知道一些老家的风土人情，而我则很少有，多年来，家乡一直是个十分淡漠而遥远的词语，我就像飘在水面上的浮萍，任由风吹随处游荡，不知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生活就是那么奇怪，当时的感觉是艰难是痛苦是惆怅，可回头看的感觉却有温馨有幸福，它是我们漫长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多的春节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唯有这个春节牢牢地印刻在记忆深处，越磨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