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位老作家
如果说我此生在文士队伍里看见一个“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雷锋）的人，那就一定是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的王士美院长——在你还没看见他人的时候，就一定会先听到他爽朗的笑声，然后是见面时热情而有力（感染力）的紧紧握手！他是蒙古人，11岁当小兵，后到哲里木盟报社工作（那时候哲盟还归吉林），后到省作协工作，后在改革初年不久的1985年参与组建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任实际负责的院长，那一年他不到50岁，他是1939年出生的人。
80年代是个“布满理想”的年代，文学理想是其中之一，人心思学，当年报考文学院人很多，以本省为主，还有外省的，那时的吉林文化在国内很有些名气（如文学刊物、函授等），我因去大兴安岭考察文化错过招考，由作协副主席诗人胡昭先生介绍，去找王院长，本来没报多大希望，不想竟免去考试而入学——其实这只是他此生帮助的无数人和事之一，多数的我并不知晓。
学院草创，万事开头难，租房、租教室、解决宿舍、伙食、外请教师及安排课程……，事情多去了，但从不见他有一丝为难，永远乐观笑呵呵。我们先在矿院的院内开课，后来又转到工农广场一带，这第一届很正规，学业两年，颁发大专中文毕业证，（听说他为毕业证的事费了很多心，当年的学历可是很重要，刚经历文革不久的年头，干什么都要“学历”，没学历就没“编制”，水平再高也白扯），这个毕业证可以说是院长“争取”来的，而且此例前所未有。
办理文学院的传统，源于苏联初期20世纪伊始之年，要感谢因世界的不公和苦难而失学的高尔基，是他向列宁申请首创世界上不用“考数理化等”而只考核写作能力的学院，中国延安时候有鲁艺（综合学科）大体是学苏联式的，建国后1950年开始有文讲所，后叫文研所、鲁院等，胡昭、王院长都在早年时期先后在那里学习过，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就是仿照鲁院形式，但其中他进行了一些革新，和因地制宜的改造，比如，学业时间比鲁院的长得多，鲁院一般只有几个月，颁发可以当学历的毕业证等，课业与实践上他也进行了一些革新。
文人比较松散，大都有各个的个性，管理文人的人不光要懂得文化，还要有胸怀，胸怀要宽阔，80年代刚从“解冻”岁月走出，自由主义和男女的事在学院是难免的，院长的办法是宽容和仁慈，偶尔强调几句纪律，还好那时人素质很齐也没出大格。学院的气氛热烈，竞争精神也强，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当个好作家。
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学院的艺术创作氛围，宽松，自由，没有“抓辫子”“打棍子”一说——80年代初改革探路不久，外界气候不稳有时一会左一会右的，院长是个“红小兵”式的有资历的老革命，他也不怕这些，那些各种“运动”的岁月他都经历了磨练了，他的认识论我观察倒比较平衡，比较朴素自然，既平常心，并没太多“赶风潮”和狂热的东西，所以学院里说什么、写什么，从题材到内容，从无“框子”，外请讲课的教师、作家、诗人等也言论自由，言责自负，学员自由讨论，空气民主，等等，我想这些都承继了鲁院几十年的一贯文风。(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王院长还有一好，不光待人没偏见艺术上也没有偏见，比如，他本人写长篇小说的，但对我们几个“写诗的”，或散文的，仍照常鼓励。还有，他很少“分别心”，对所有学员一视同仁，永远满怀热情（我从未见他失望过，亦从未见过他认为某个人不好），班里的气氛好热情高，特别是团结最好，并且学生之间融合得也好，很多学员之间至今是朋友，能互相欣赏，可以说与王院长这个幕后“灵魂人物”潜移默化影响密不可分，他的热情、宽厚成就了吉林的文学院事业。
记得1997年首届毕业生十年院庆，那时院长基本已经退休，但他还是努力争取了“一笔钱”搞了一次院庆，那次能回来的都回来了，形同“回娘家”，有的学员还拿了一些钱赞助，气氛热烈，令难忘，我也拿了一点点，太少。
90年代我“北漂”在京，院长到北京，见我和校友马志刚（诗人）很艰苦，不久从学院给我们邮来聘任作家的证书，我们很感动，理解为鼓舞，互相鼓舞不能放弃文学。后不久院长写了一本独特的书《切 • 格瓦拉》（那一代革命者对古巴的格瓦拉有特殊怀念，他是浪漫派加理想家）受到古巴总统卡斯特罗邀请去古巴访问，并在古巴驻京大使馆举办新书发行典礼，院长没忘记学员，邀请好几位在京能找到的参加，我也参加了典礼加酒会。顺说一句，院长早年是个“很火”的作家，刚改革时写过《李宗仁归来》（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一段总统，他的“归来”是70年代初期一件政治大事），在很多报纸连载。他还写过一本研究苏联赫鲁晓夫的书（这在刚走出那个年代都是深有意义的，赫鲁晓夫是前社会主义“转型”期第一个有争议的领袖），后来正在盛年因搞文学院就不再有时间多写了。
王院长刚退休时候，我去看望他，他希望找点事做，我推荐他去到南方帮忙写作兼休假一段，有一点报酬。后他的孩子毕业后暂无工作，我推荐去了一家单位实习。但在他在任时我并未去过他家，只给学院集体教师搞过一次小福利，那时我在一个企业负责业务。我个性里不太善于跟“有权势”的打交道，今回看应该属于偏见狭隘。我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好人，只要有一点能力就会去帮助别人，不论是谁。学院的其他几位老师与我们的关系也都非常融洽亲切，记得的有崔云海、薛卫民、胡夏林、杨若木等，学员们十分尊敬他们，崔云海老师有一年还亲自到我的平房寒舍看过我。毕业后我还担任一段函授的老师，那时学院的函授很火，全国学员也很多，后我因太忙辞去。
至今，我的第一届班里同学有的出了很多本书，获了很多奖项，有的担任省里、市里的文联及作家协会领导，有的担任报刊电视广播等编辑与记者，或领导等，这都与当年一段“突击学习”分不开，有的虽然改了行但仍心系文学，有几位已经辞世，辞去的写诗的有朱雷、夏萍、于世夫，他（她）们都做出了各自优秀的成绩，夏萍后来在海南省的报社，编辑副刊做了很多工作，为最早开拓海南省文学有贡献。写小说的农安我的老乡刘尚宽也离去。记得班里写诗的还有年龄19的吕新，她的几本诗集后来受到著名国内诗歌理论家谢冕的赞赏。刘家魁后来做了专业的江苏的文学编辑。张帆、纪洪平在班里时并不太出名，但后来专门从事文学工作都有不凡成绩。朱雷、雷恩奇、于德北的诗歌都有各自特点，还有辽源的诗人顾联第，长春的诗人王铁军、逯庚福都在诗歌上有很多探求，还有为推广朝鲜语文学做了事的南永前，多数人名字都忘记了。班里其实几十人多数是写小说的，如王长元的书我后来读过，大有长进和丰富阅历，还有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老师薛卫民成了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有王德忱在班里时小说很有名，胡冬林后来专写生态野生动物出名。还有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艾贵生，我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吉林市的几位，都比较有才，如毛毛，王家男，记不起。写小说的后来听说有很多斐然成绩，我由于专门写诗和散文类的“小品种”，了解的不多。写小说的还有白城的张顺富，对了，我还完全忘了说写长篇的班长朱光雪，宽厚而含蓄，他也“北漂”过，我曾去看过他。当年我是省城长春的，不住校，因此失去了很多与外地的同窗们交流机会。
80年代的“文学热”究竟有什么意义？今回看经历时光淘洗我觉得既然生命有限，那么世界上的事并没有一件有“绝对”意义，但有相对意义。文学起码改变了我们自己，自己的心魂，提升了一代中的很多人文化素质（至于“成名成家”“成功”等词语，今我认为偶然性很大，环境因素很大，另，这不是标准，也不是最终意义与目标，虽然我们曾经为此奋斗和登攀过——也许这就足够了）
回忆起来，那时代的文学院几乎是免费的（似乎收过象征性的一点），学员们虽然来自全省各地，如四平、白城、吉林、通化、辽源、浑江、延边等地区，还有的来自关内诸省，印象里都没太为费用的事头疼，原因是当年大家都在某一个单位里工作，（当年并无“无业”一事）凡是单位同意你来学习的就会照发工资，等于带薪进修二年，无生活之忧和后顾之虞，所以能集中精力学习。整体看80年代是上升的，而且比较平衡，政治环境宽松了，从前被压抑的一部分人舒展了，经济有活跃，城市里过去的单位（国营、集体等）都还存在并福利都还在，生活虽说不上太富裕，但大家都经济上基本一样或差不太多，有平等感，人与人的经济距离还没拉开“残酷的”差距，所以人与人的心态平和及容易拉近。
在此我想一下溯源王士美院长那代人为何“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根源，我想对今天也许有一点启示——
不是无缘无故来的，这里应了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的热情里那种草原的豪爽的蒙古人天性占了一部分，但绝大多数来源于社会实践，他在1950年11岁就入伍当小兵，后升任排级干部的，50年代是社会主义学习苏联，建立“共产大家庭”热火朝天年代，除了“占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的“敌人”，都是同志，他在部队受到的那种五湖四海兄弟加亲人式的关爱今天不可想象。60年代学雷锋，二三十岁的他受到的熏陶更是春风化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的社会正在建立，这里没有“个人的”“私己的”东西要藏，都是公共的、国家的、社会的及所有同胞的，所有大地财富等于你我他人人均有一份（从宪法规定的法理上）。所以“国家主人翁”意识由此滋生，人与人的关系调整由此而融洽、亲爱、粘合，在这场伟大的人类空前实验中，他成长了经历了，一切，坚定了凝固了信念，既对人们对所有同胞的信赖，爱，无尽的爱，心甘情愿奉献一切的爱，无怨无悔的爱——“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
（比较起院长，我一代倒是从信任到“怀疑”的一代，故有冷淡升起。幸耶哀耶？唉，往事如烟，许多“五味陈杂”，万千种感慨，已难分清、说明）
蓦然回首，我念过了最早的两年省级文学院，后又念过一年鲁院，前此写过纪念鲁院我的院长雷抒雁文章（他是我加入国家作协介绍人），这回又写纪念早期吉林文学院王士美院长的文章，忽有无边落木之感，伤怀了一阵。我在70年代当知青回城后曾于公共图书馆自学十年之久，所以念文学院从写作上并没感到直接受益很多，只是想“补偿”一种失去的院校氛围，但文学院给了我许多无形的东西，比如，什么样的人适合管理文化与领导文学，什么样的人适合专门去创作，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一般文学或文化工作，等，这都是教益，再比如，王院长的热情像一团火，燃烧了他的周边每一个人，使我们感染了关爱人、关心集体等等，懂得“仁者爱人”——可能这还是文学的很核心的东西呢——这不都是重要教益吗？
1987年夏天，毕业时，我请王院长为我的纪念册题写几个字，他顺手写了很军人气的“顶天立地，奋勇前进”8个字，多年过去，人已没去——我是在今年春节前夕听我的文学院同学、在《春风》工作的纪洪平所说才知道他的辞世，洪平说知道的人都怀念他，并要写文章纪念——我翻出王院长题字，感慨中才知晓他题写的深意，大概他前4个字希望我增加男子汉气概，勇于成功，——我青少年深受“成分论”阴影覆盖，当兵、上大学、进国营等干什么都没份，所以可能养成过分“温良恭俭让”性格、缺乏竞争心态、虚无心理强等，大概此生改不掉了，但我要向院长学习，过于硬朗、挺直，后四个字不用说了，鼓励我不断工作，这个我一定做到，并争取多做一些。
20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