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悲歌（连载）十三
改变命运的抉择
作者/王卫东
我奶奶出生于一九零九年，是个典型的“小脚女人”。
她曾无数次地向我讲述过缠脚的苦痛。她回忆道：她是从五六岁时开始缠的脚，母亲先将她的脚擦洗干净，把明矾抹在脚上，怕裹足后皮肉发炎。
然后，她妈妈用一只手把她的脚的前后两端抓住，向脚心用力弯曲，一只手则用裹脚布前后、左右、上下将脚裹得严严实实。
妈妈怕她疼得受不了偷撕裹脚布，就用麻绳子将裹好的脚布密密缝绞起来，再用小小的麻布袜套将脚套起来。脚套要紧，有时套不上去，就用一根棍子撬着硬套上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她说你们不知道那个疼，那真是万剑钻心，每次裹脚疼得她几乎要昏厥过去。母亲是过来人，当然知道裹脚的疼痛。其实她的心里也在滴血，可是有甚办法呢，那会儿就这么个规矩，她不得不咬牙下这个狠心。
每次缠脚她哭嚎不止，妈妈就骂她：“不包脚，以后人家谁要你！”。任凭她怎样哭喊，她的那个老妈也没发点慈悲，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是将女儿养育成人的一道必经之路。
我奶奶说，裹脚最疼的是在夜间。白天疼主要是挤压的疼，夜里疼是万针穿心得疼，真是生不如死。
她说，这辈子她也没忘了那个疼，她记得她躺在炕上一边嚎，一边蹬，直把炕皮蹬烂，毛毡瞪破。
民间有两句谚语：“小脚摇一摇，眼泪几大瓢”，“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是真实的写照。
我奶奶说，每条裹脚布大约三寸宽六尺长，女孩裹脚要两副裹脚布替换。裹脚要经过三年时间，小脚才能基本定型。三年后，为了防止人长脚也长，还要继续裹脚，但不放明矾了，也不用再套袜套了。到了20岁以后，脚就定型再也不长了。
我那时候不懂经常问我奶奶：“这会儿为甚不把裹脚布扔了呢？”她说：“老命，你不知道，脚是不长了还得裹，一来不裹走路疼得厉害，二来小脚变形残疾，血脉不畅，冬天冷得不行，裹脚要裹一辈子。”所以民间还流传一句话：“缠脚顶苦最苦恼，从小苦起苦到老！”
我曾多次目睹过我奶奶的那双小脚，只见脚骨整体向下弯曲，没有脚板，只有脚趾和脚跟，四根趾骨向拇趾骨弯曲嵌靠，使拇趾成为一个尖头。整体脚骨伤残呈直角三角形，其惨其状目不忍睹。
缠脚是当时女性美的标志，不缠脚成了耻辱。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马娘娘，就是因为有一双天然大脚而受尽嘲笑。
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少数富裕人家的女子缠了脚后一般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只在家里做一些针头线脑的营生。但大多数穷人的小脚女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们付出的艰辛，要远远超过一个天足的女人。
我奶奶为了生存，拖着一双小脚“走西口”大逃亡，到了巴嘎淖尔滩被贼咬一口，不得不“重返西口路”，这一悲壮的旅程想起就令人发怵！
不管是旧社会给掌柜揽工受苦，还是以后在生产队大集体时期的劳动，我奶奶绝不差一个天足的女人。她站立不稳都是跪着在下地干活儿，怕磨破裤子，一般都在膝盖部位自制一块“护膝”裹在腿部，双脚一跪，锄地、割地都是如此。
脚疼是她一生的苦痛。
虽然裹脚布束缚住了她的双脚，却始终没有束缚住她想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
我经常讲，我奶奶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如果没有她老人家，我们这个家族就不可能走出那个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少年的那个沙巴拉尔，今天的我肯定还和我的祖辈一样，还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她大字不识一个，但人生的道理却悟得相当透彻。她常说，没文化犹如土牛木马，牛牛圪虫，识文断字才能知书达礼，才能出人头地。
解放过来时，我父亲已经十五岁了，而且已和我母亲成了婚，早过了上学的年龄，可我奶奶突发奇想，毅然决然要将我父亲送到学校。
一天，我奶奶对我爷爷说：“唉，听说通格朗办起了学校，让丙子（我父亲的小名）念书吧”？她在征求我爷爷的意见。
我爷爷可能想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听我奶奶这么一说暴跳如雷，“嗨，亏你想得出这馊主意，念书走了，家里的地、牛咋办呀”？
要知道那时我父亲已是地里的好把式了。
我奶奶进一步解释道：地里的营生，咱俩个多做点，况且这不是还有媳妇儿丙子婆姨（我母亲）了”。
“受苦人念得个甚书，会受苦就行了！”我爷爷不无好气地拒绝了我奶奶。
我奶奶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她紧追不让，继续劝说我爷爷：“王存良？你不记得啦？张海乐、刘八八是怎么害你的？不就是因为你双手写不了一个‘八’字吗？人家写了一堆，你连个屁也认不得，还给人家摁手印，害得我们回神木讨吃要饭二年！”
在我奶奶看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她认为“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她常说“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相的运数，没文化不识字人家要你能做甚？”
这就是我的祖辈，我的奶奶！
她单薄廋小，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薄的泥土之色，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在她儿女命运的安排上，却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坚决，那样的毫无商量！
然而，每每说出的只言片语，都是她人生命运反复实践后得来的悟道真言！
因为父亲的念书，我爷爷没少和我奶奶闹矛盾。刚刚“翻身”的爷爷，从地主老财手里分到了几十亩土地，还有自己养育起来的十几头牛，需要劳力啊！爷爷就这么一个儿子，怎么能让他念书呢？我爷爷想不通。
但奶奶的执意不肯，也令我爷爷毫无办法。
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政府在我们邻村通格朗办了一所学校，其实也不叫学校，就是借用一间农舍，教村子里的孩子认几个字，老师是我们邻村的麻瑞征。就这样我奶奶将我父亲送到了这所学校。
由于我父亲年龄比较大，一进学校就读二年级，这年冬天总共念了四十天，这叫“冬书”，实际就是“半耕半读”。第二年冬天我父亲又去念“冬书”；第三年是四年级念了两个学期，小学毕业考高小。我父亲四年级实际念了不到两年书，考高小竟然考了第一名！
这个成绩令我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到处给人家夸我父亲如何如何……当然也增加了我奶奶继续供我父亲念书的决心和信心。
一九五四年学校搬到了巴本袋，我父亲继续到巴本袋读高小。那时学校实行的是五分制，三分就算及格，我父亲每次考试，除图画外，其余各门功课门门都是五分。由于学习好，表现好，在班里一直都是班主席。
一九五五年高小毕业考伊克昭盟中学，如果考上，就得去东胜念书。这回我爷爷说成甚也不同意。
我爷爷说：“庄户人识上几个字，能认得个儿(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我奶奶也是考虑了综合因素，考虑我父亲年龄确实大了；考虑我母亲总不能就这样长期两地分居；考虑家里也确实需要劳动力，等等。因此也就没再过分地和我爷爷争执，顺从了我爷爷的意见，我父亲辍学回家务了农。
我爷爷是个十分勤劳的农民，他十来岁就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没明没夜地干，干了四十多年，也没干出个什么名堂来，年年如此还是个少吃没喝穷光蛋。共产党来了闹土改，我爷爷一下子分了耕地、草场，又加上自己亲手务艺起来的牛、马、驴、骡、羊，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一九五二年“土改”，分到土地的那一天，他一个通宵没睡着，第二天，他到供销社卖了几斤羊毛，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回来毕恭毕敬地贴在神龛子右边的墙上。在他看来，靠这些土地和牲畜，就有了发财的资本，眼下最缺的就是劳动力。这是我爷爷不让我父亲上学的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又听说要“办社”（指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他好几天都想不通，他认为自古以来，安牛种地都是各干各的，什么“互助合作”，都是乱弹琴，他说：“托共产党的福，我们才好不容易分了点田，地还没做热，又要归公了，你们谁想入入圪，反正我不入。”
我父亲辍学回家正赶上“办社”，他被选为农业社的经济保管。工作队做不通我爷爷的工作，就反过来做我父亲的工作。说“过去我们单干了几辈子，发财没有？还不是‘讨吃子盼来年，一年不如一年，今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烂皮袄’，入了社，人多力量大，哪能搞不好。”
我爷爷最主要的还是舍不得他那十五头牛，怕入了社吃亏。工作队又说：“你一个贫农，会吃甚亏，共产党就是维护贫农的呀。”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爷爷只能半推半就，勉强同意。生产队给记了一笔账，父母亲离异时，给我妈分了五头牛，实际上也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只不过在农业社的账簿上多了一个“苏外女”的名字。
后来农业社为了照顾我爷爷的情绪，这群牛一直由我爷爷放养，生产队每年给我爷爷记三千六百分工。
我父亲回到家里，情绪一直很低落。一是他还想继续念书；二是他不想见我母亲，那时候的他对我母亲采取的是“不回家、不见面、不说话”的“三不政策”。
然而，现实击碎了他所有的梦想，他不得不弯下腰，低倒头接受这个无情的现实。他和所有的农民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
一九五六年的正月，生产队要到达拉特旗的大树湾调玉米籽种，选调我们家的马车，并由我父亲赶车。走时在麻家油坊装了一车麻籽，从我们老家到大树湾也就四百多里的路程，可我父亲赶着这挂马车来回走了十九天，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远门。
在大树湾卸下麻籽，折回来在树林召装了一车玉米籽种，并在树林召吃了一顿让他终生难忘的美餐——馒头。回家后我父亲给我奶奶形容那馒头：“就像气吹出来似的。”没想到十五年后，我父亲被调到了达拉特旗工作，树林召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那时候我父亲梦也没梦见他会参加工作，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祖祖辈辈以苦为生的受苦人，哪敢有那些奢求！然而幸运女神真的就眷顾了这个穷小子。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初夏，一天，我父亲和其他社员一起给生产队锄麻子，队长张富贵急急忙忙跑来对我父亲说：“乡政府叫你了。”
我父亲不知什么事情，心里忐忑不安，不知是喜是悲是福是祸，反正组织上叫，绝不敢有半点怠慢，他把锄头扔给了姐夫宋有栓，调转头就跑。
到了乡政府才知道是信用社要人。信用社主任武文光让我父亲当会计，当时就让我父亲去接账，和前任办理移接交手续。
手续办完，武文光又让我父亲跟随他下乡放贷收存款，一连跑了十几天，我父亲才回到家里，我爷爷奶奶才知道了这件事情，全家人高兴得一夜没睡着。
在信用社干了三个月，给我父亲发了五块钱的工资。之后被选调到大红圪堵乡政府当了一名文书。我父亲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人”，每月工资十五元。按今天飞涨的物价来换算，实在少得可怜，然而在那个年代，十五元，能买一石五的糜子，一年就是十八石，等于我爷爷受几年的苦啊！乡邻们知道都羡慕不已，直夸奖我父亲：“那小子从小就不一样，人逢理至，官苗苗啊！”也说“这是王家祖上的德行，本人的福分。”
其实他们哪知道要不是我奶奶执意坚持让我父亲念书，人家谁会看上我父亲，我父亲还不是和普天下所有的农民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庄户人。
我奶奶这个小脚女人改变了我父亲一生的命运！
从此，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一九六一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紧张，部队缺干部，上级决定要从地方选调一批干部补充部队。我父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看中，选调到伊克昭军分区学习，后又下派到连队体验战士生活，一年后被分配到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工作，成了共和国的一名军官；
一九七一年调到达拉特旗人民武装部任科长；一九八零年转业到达拉特旗二轻局任局长；现在我父亲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我父亲与我继母结合后，生了三个女儿，我们兄妹四个加上我的两个女儿都上过大学。
我的大妹王雁方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现在是新西兰籍华人，曾先后旅居于新西兰、美国，毕生致力于基督教的研究与服侍；
二妹王艳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北京，自己创业；
三妹王彦君毕业于伊克昭盟教育学院，现就职于鄂尔多斯市食品药品技术监督管理局；
我们姊妹四个，数我的学历最低，我初中辍学回家，后来参加工作，也是鬼使神差，工作八年以后居然随潮流考上了伊克昭盟教育学院，念了两年成人大专，取得了一张地方承认的文凭。毕业后在仕途上一路顺风，没两年稀里糊涂当了一个兵头将尾的官。
我的俩个女儿一气呵成，直念到研究生毕业，都取得了硕士学位。
大女儿王妮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后又考取了美国UTPB大学，教育管理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已拿到美国绿卡，就职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一所重点中学任教，并在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兼修教育学博士学位。
二女儿王玥在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本硕连读考取了中国公安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就职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是共和国的一名女警官。
有人戏称我们家是“大学生专业户”，这话一点不假。并不是我们王家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是典型的基因遗传，这个基因只不过比别人多了一分的认真、刻苦和勤劳。从我的父辈开始作文就特别优秀，我父亲的作文每次都是五分，被当做范文。到我的女儿这一代仍然作文做的特别优秀，也是被当做范文来点评，在学校的大喇叭上不断播放。我们三代从事的都是文职、文员、文官。
我常想，要不是我奶奶执意要让我父亲念书，就不可能有我们现在这个家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