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悲歌（连载）十五

一双儿女两种命运

作者/王卫东

我姑姑王香则是何文明的弟媳妇儿，我姑夫何明珠同样与他哥哥一样被划成了富农成份，但是何明珠这个人是个死善无囊、从不惹人、指东不敢到西，三打也打不出个响屁来这么个老受孙。生产队所有的苦活儿累活儿都是何明珠的，而且从来不吭一声。

长期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何明珠浑身都是病,睡觉哼哼呀呀能叫唤一晚上，所有的关节都变了形、都在疼痛。

他的这种“积极的表现”和任劳任怨也博得了群众的好评。到文化大革命，何明珠“富农分子”的帽子早已被摘掉，成了“摘帽子富农”所以从没受过批斗，更没挨过打。

但我姑姑就不同，仍然戴着“富农分子”这顶帽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实，我姑姑和我父亲一样，出身应该是贫农，根红苗正。不同的一点就是在我爷爷重“走西口”时，何家抢婚未成，制造了一场风波。后来在解放前夕，我爷爷我奶奶仍不食言，把闺女嫁给了何明珠。

何明珠这门人家，从他父亲何台则开始就已开始走向没落，解放前几年，何文明、何明珠弟兄俩个分家并没得到多少东西，剥削量并不大。但就因嫁了何明珠，这个根红苗正，穷苦人出身的我姑姑王香则却被“富农分子”这顶帽子压了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我姑姑没有得到公民的一点点权利。文化大革命也和其他地、富、反、坏、右一样，成天被拉出去批斗。

我姑姑也是个善人，一听见批斗吓得魂都飞了。第一次上批斗会，哭哭啼啼来找我奶奶。我奶奶说：“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又没剥削过人，你这个“富农”就是嫁了何明珠的缘故，有甚怕的？人家让你去你就去，顶天儿你就是个陪桩，他们把你咋不了。”

我姑姑还是心里不踏实，唯唯诺诺，哭哭啼啼不敢去。我奶奶很生气地说：“你明天只管大胆地往台上站，老娘我也去，我看谁敢把你吃了。”

第二天，批斗会在我们大队部所在地布连图二队召开，我奶奶骑了一头毛驴早早儿就来到了大队部，坐在了批斗会现场最前面最显眼的地方。

一会儿，批斗会开始，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弯着腰，被人吆喝着站在了批斗会前面的台子上。我姑姑也低着头，双手笔直地垂着。

我奶奶在台下，漠然地昂着头，盯着面前的这个批斗台子。

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领着开始呼口号。呼完口号，就有人上台进行揭发批判，历数“地、富、反、坏、右”的种种“罪行”。

当有人上台揭发我姑姑的“罪行”时，那个人动手动脚，手上去压我姑姑的头，指着我姑姑叫喊：“富农分子王香则，你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

突然，我奶奶站了起来，冲着那个人喊道：“唉，后生，你说话可得说个有的，她有甚罪？你不知道，你大（爸）最清楚，你干脆回去问问你大，再上来揭发也不迟，别影响了会场秩序。”

那个人看了看我奶奶，悻悻然坐下来，虽然不高兴，但也不敢叫喊了。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我奶奶一双儿女，命运却截然相反。同是一母所生，我父亲根红苗正，是彻彻底底的贫农，并参加了“革命”，成了“吃皇粮”的干部；

我姑姑就因为嫁了何明珠，成了富农，属于人民管制的对象，政治上受了半辈子迫害，生活上也是一辈子穷困潦倒，命运多舛。

我奶奶经常对我们说：“那时候为了巴结人家富人，所以把女子就问（说）给了何家。”并经常告诫我们：“找对象不要看穷富，主要看人，人有出跳比甚都好。”

我姑姑的命运成了我奶奶一生的牵挂，她一辈子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姑姑咋样才能活成人。

我姑姑和我奶奶同在一个生产队，住的就像前后邻居。住在一起有住在一起的好处，也有住在一起的烦恼,我姑姑的一举一动我奶奶抬头不见低头见。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看着自己的儿女遭罪，我奶奶能不颇烦吗？她能不管吗？她常说：“老王家不知哪辈子欠了何家的债，还了几辈子也还不清。”

的确是这样，我爷爷我奶奶从成家起就给老何家揽工受苦直到解放，为了巴结人家富人，还把我姑姑嫁给了何家。解放以后，我姑姑生活一辈子穷困潦倒，我奶奶拉扯了一辈子，没甚给甚，遇到什么难为之事都得我爷爷我奶奶给做主撑腰想办法。到了何明珠的后代这一辈，我和我父亲还是照样在拉扯，直到现在。

我姑姑一辈子也是生育了一儿一女，女儿叫何长俊。从小我姑姑对她也是供书念字，读了四年书辍学。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找了一个姓郝的人家。婚后俩个人的小日子虽然贫穷，但恩恩爱爱，甜甜蜜蜜，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然而，好景不长，过了几年，我这个表姐嫌人家穷，死活不和人家过，到处胡跑乱逛。为此我奶奶不知把她这个外孙女训过多少次，记得我奶奶常说：“穷没根，富没种，人有出跳比甚都强。你家老何家过去可也有钱来啦，这会儿咋介就穷了？我看人家郝家女婿能说会道挺好的后生，哪阵儿不如你？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你以为你是九天仙女？”说得我表姐脸红一阵、紫一阵，无以对答。

有一次，我父亲回家，专门把这个外甥叫来，我父亲也是大动干戈，那个脾气上来，急等上去给几个耳光，何长俊哪敢给我父亲顶嘴，让我父亲训得嚎啕大哭。经过这一番折腾，何长俊再也不敢胡跑乱逛了，一心一意回去和女婿过日子，成全了一家人家。

儿子叫何耀伟，是我姑姑磕了一万个头才求得的这么一子，那时我姑姑生了女儿以后就不生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可急坏了我姑姑俩口子。

我奶奶求我们家的家神——“火焰天神”给出了个主意，“火焰天神”让我姑姑每天晚上星全的时候，朝住北斗星磕一百头，连续磕一百天，送子娘娘会给你送一子。

果然，我姑姑连续磕了一百天以后，有了身孕，一家人乐得耀武扬威。因此，生下以后给起名“耀伟”。

我姑姑我姑夫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儿子身上，看能不能出人头地，耀武扬威地活两天。

那时候穷，但再穷死也不能穷孩子，因此对儿子百依百顺，娇生惯养。

到该上学的年龄，我姑夫倾其所有也要供孩子上学。

我记得有一年,有点粮食全部供何耀伟上学了,老俩口家里揭不开锅,没个吃上的,就到场面(堆草的地方)打得吃草籽,也顾不来能吃不能吃,连草带籽磨成面蒸得吃窝头,结果吃得差点要了何明珠一条命。

那天，何明珠大便便不下来，脸被憋得通红，痛得何明珠妈妈老子直吼。我姑姑没办法就用棍子从屁眼儿里往出掏，一个瞎笨汉哪会掏，眼看何明珠就要断气，急得我姑姑央告邻居找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还是赤脚医生救了何明珠一命。赤脚医生来了以后就给何明珠上手从屁眼里慢慢地一点一点往出抠，终于，夹掏带灌通了。

初中毕业后，高考制度取消，何耀伟不得不回家务农。那时我父亲在达拉特旗武装部工作，手里还有一点权力，也认识几个人。

我姑姑大字不识一个，在农村受苦受难已成定局，但在她儿女命运的安排上我父亲想尽千方百计要拉扯一把，改变一下何家的命运。

当何耀伟回家务农的时候，我父亲就把这个外甥的安排提到了议事日程。经我父亲多方联系，托人找关系，先在达拉特旗的罕台国营煤矿给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不久就被正式安排在达拉特旗国营酒厂，并落了城市户口，成了一名国家正式工人。

要知道，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安排个正式工，下个城市户，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无法企及的一件大事、好事。

为了安排何耀伟，我父亲也是绞尽脑汁，不知托了多少关系，给人家说了多少好话，走了多少“后门”，最后还是以我父亲“儿子”的名义才下了户，并将何耀伟改名为“王何耀”。

不知是何家祖上没那个德行，还是本人没那个福分。何耀伟被安排工作了四十天，却得了个“抑郁型精神分裂症”。听到这一消息，看到这一惨状，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

最大痛苦的当数何耀伟的父母，我的姑姑、姑夫。当听到儿子得了病，我姑姑只知道嚎，见人就哭诉；我姑夫何明珠也是泪水涟涟，长吁短叹。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关系，在经济上也没有任何能力能为儿子治病。他们唯一能做到的除了眼泪还是眼泪。

我姑姑只要见了我们家任何一个人，一见面抱住就嚎，她只能用眼泪来祈求我们的可怜，而且唯一能拯救她儿子的也只有我父亲和我。

那时候我在达拉特旗团委工作，我只好给人家领导说好话请假，领上何耀伟到处找精神病院，先后在呼市、包头、东胜的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屋漏偏逢连阴雨。不知什么缘故，何耀伟对精神病院这个环境过敏，浑身起鸡皮疙瘩，瘙痒得住不成，大夫说成啥也不要，让回家吃药维持。何耀伟也是说成甚也不住，非要离开那个环境。就这样断断续续治疗了几年也不大见效。医生说，这种病彻底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一辈子就是靠服药来维持。

从此，何耀伟成了终生服药的病人、废人。照顾何耀伟也就成了我父亲和我的终生的无法推卸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奶奶赶死也放心不下的一块心病。

何耀伟从一九七五年十八岁得病到二零一五年去世，活了五十八岁。整整四十年一刻也没脱离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一般的镇静剂对他来说无济于事，吃的全都是氯氮平之类的剧毒药物，而且长期服药已产生了巨大的抗药性，吃药剂量不知翻了几十倍仍然无法睡眠。期间出现过多次病危，每次病危都是我们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记得有一次，何耀伟回伊旗老家住在父母那里养病，我姑姑捎来话说何耀伟离家出走不知下落。

我父亲听后就往老家跑，在巴嘎淖尔我父亲找了几天终于在那个沙巴拉尔找见，当时的情况已是奄奄一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口水流的老来长，除了还有一口游丝气，已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我父亲找来他吃的那些剧毒药物，又找来几根柳棍，撬开牙关往里灌，就这样又一次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随着我父亲年龄的增长，何耀伟的照顾逐步“移交”给了我和我的妻子。按说何耀伟还有两个外甥，都住在同一座城市，这两个外甥都已成家立业，过得虽不算十分富有，但也有房有车有事业。理所当然，何耀伟应该由这两个外甥来抚养。然而，自从他姐姐何长俊死后，这两个外甥就和他们这个舅舅何耀伟失去了往来，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从没到何耀伟门上看一眼他们这个舅舅是死是活！

因此，何耀伟的饮食起居、大小事情就成了我这个表哥和表嫂难以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就像我的老人一样，没什么给买什么，要什么给什么，每隔几天我们俩就得去看一次，生怕有个什么闪失或失误。

何耀伟也是不管什么事，有点点事就给我妻子打电话，即使哪个家具掉了一颗螺丝钉也要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过去给他修理或更换。有时候出去了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开上车找见了再拉得送回去。

我妻子刘花对这个姑舅小叔子说实话比照顾自己的亲兄弟还殷勤，除了生活上这些琐碎的事情以外，每个月还要亲自给他打一针长效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有一次，我妻子去看望他，一进门看到的情景是：何耀伟卷缩着在门后的圪佬里卧着，把我妻子吓了一大跳。一看地下满地是水，自来水还在“哗哗”地流淌着。我妻子推了一把不会动，喊叫了半天也不答应，以为死了，上手一摸还有点气息，赶紧跑出去叫了两个人把何耀伟从水坑里拉出来，放到太阳下晒着。晒着晒着何耀伟又活了。

原来是何耀伟病犯了，自己下地拧开水龙头喝水，不料栽倒在地再也没爬起来。要不是我妻子赶得巧，估计何耀伟早就没命了。

近几年随着生活的好转，我给这个病人买了一个车库，把车库改造了一下，水、电、暖全部接通，让他住了进去。我又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交涉，申请了“低保”，办理了“残疾”，住进了政府分配的“廉租房”。后来，何耀伟生活自理不了，我又将这个病人送进了养老院，每月一千多元的生活费我在给支付着。这是我姑姑我姑夫这个家族当时唯一一个还活着的后代。

到了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农历三月二十日凌晨五点，养老院突然来电，说何耀伟不行了，让我赶快去。我急忙火燎穿上衣服正准备走，养老院又来电话说已经断气了。我和妻子两人开车急忙赶过去，何耀伟直挺挺躺在床上，两眼紧闭，嘴大张着，没有了一丝气息。我妻子上街买了一枚银元，给放到嘴里，用手使劲地揉搓何耀伟的下颚，希望能将长着的大嘴合上，可是揉搓了半天也没能合上，最后只好把他的头颅扶起来在下颚处垫了东西才合上。我们夫妻俩赶快给何耀伟准备了后事，因为事先没有任何预兆，所以什么东西都得上街现买。按照我们当地的礼俗，该准备的我都给他买了，衣服从里至外都是新的，我俩亲手给他穿上。然后叫了一辆殡葬车拉倒火葬场火化，并花了四千元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骨灰盒，葬于他父母的脚下。因为何耀伟无妻无后无亲戚朋友，所以也没举行什么隆重的葬礼，整个过程只有我们夫妻俩。就这样结束了何耀伟五十八年坎坷病痛的一生。

何耀伟一辈子没婚没嫁，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二十多岁时我父亲曾给张罗找了一个对象，但没想到那个对象也是个精神病人，并伴有心脏病，婚后俩个人一吵架，受了气，受点刺激，俩个人全都疯疯癫癫，我们由照顾一个病人照顾成了两个。生活了一年多后，俩人提出分手。后来听说没过多久，那个媳妇儿由于心脏病复发病死于山西。

对于儿子何耀伟，我姑姑我姑夫，不抱任何希望。他连他自己都顾不了，岂能谈得上赡养父母，养老送终？

随着我姑姑我姑夫年龄的增长，养老送终这个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我父亲说：“儿子指不上女儿养活。”

那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我那个表姐姐、表姐夫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希里老家种地，我姐夫跑出来做点小买卖，吃住在我家，我给跑的联系货源、联系车辆，我姐夫贩运倒卖点瓷盆子烂罐，挣了点小钱，也尝到了甜头。

后来我说：“姐夫，你干脆搬来达旗住吧，就是出去受苦也比你在农村种那两铧子地强。”

我姐姐、姐夫听到这个话喜上眉梢，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但我父亲说“拉扯你们可以，但有个前提条件，你们必须承担父母的赡养义务。”

我姐夫满口承应，我姐姐更是无话可说。就这样，我那个表姐姐、表姐夫于改革开放后的不久，从伊旗搬到了达旗，从农村住进了城市，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达拉特旗人民政府所在地树林召镇。属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进城的农民。

果然如此，我姐姐、姐夫一家四口来到达旗后，我给我姐夫找了一份固定工作，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我姐姐也是省吃俭用，勤劳致富，没几年功夫，就买了房。

那时，我姑姑、姑夫还在老家农村。但由于年事已高，无力耕种。加之，儿女都不在身边，无人照料。经我表姐、表姐夫的同意，在我们的帮助下也搬到了达旗，与女儿女婿住在了一起。我姐夫把他买的那座房的凉房简单收拾了一下，我姑姑、姑夫两位老人住了进去。

其实，也就是住了女儿女婿的一个凉房。我姑姑亲口说过，自从她搬来以后就没和女儿在一起吃过饭，虽然住在一个院里，老婆儿老汉都是另起炉灶，自理生活。如果算经济账他们老俩口并没有花女儿的钱。

农村人一下子进了城有好多不适应。首先不适应的是坐不住，坐下没事干反而难受。我姑姑、我姑夫一贯劳动出身，哪能坐得住，当然也出于生活所需。

老俩口除了给女儿女婿做点家务以外，一有空便四处捡垃圾，是树林召镇出了名的两位捡破烂老人，在这个不大的小城，人们随处可见两位老人捡破烂的情形。

然而，令人气愤的是，俩位老人捡破烂换来的那点钱全部被女儿敛走了，而老人吃的、住的、穿的，在这个小城找不出第二人。好多路人看见以为这是两个乞丐，好多邻居看见可怜，给吃的、给穿的。对此我父亲实在看不惯，就批评他这个外甥女儿。

有一次，我父亲把我表姐专门叫来说：“你应该对你妈你爸好一点。”我表姐一听就给我父亲顶了两句嘴，说：“我妈那时候不来，是你让来的，你嫌我不孝，那你养活圪。”

一句话说得我父亲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几个耳光，打得我表姐只有哭的份。晚上，我表姐的儿子跑来给他妈出头，一进我父亲的大门叫喊道：“王老汉，你打我妈一个耳光放下一千块钱。”这个不孝之子连他“老舅”也不叫，直呼“王老汉”。

我父亲一听更是怒从胆边生，气不打一处来，说：“有价就好说，后生上来，一个耳光给你一千，说着拉起一根棍就要揍这个不孝之子，吓得这个小子屁滚尿流跑了，就跑就吼，恶狠狠地摔下一句话：“王老汉，你等着！”

我父亲“等”了好长时间再也没了动静。然而我这个表姐就因为这个事情与我父亲几乎断绝了往来。

也许是老天的报应，也许是……？

时间到了农历二零零零年的十一月份，定于十一月十八日我姐夫要给他那个宝贝儿子完婚，结果婚事没办成却变成了一场丧事。

那几天，我姐姐忙得不亦乐乎，到处跑得请人送请柬，在穿越马路时不幸被一辆大车撞了个正着，当场死亡，时年四十九岁。

我帮助我姐夫把后事给办了。

后来我和我父亲帮助我姐夫和肇事车主商量赔偿问题，商量不倒。经交警队调解，一共给赔偿了五万多元，其中有父母的赡养费二万多元。

我和我父亲主张这个钱属于谁的给给谁。我姐夫对这个钱想全部要，但我和我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实话，女儿活着的时候对她爸她妈也没怎么孝顺，何况女婿？再不给存点养老费，以后两位老人生活将没有任何着落。

在我们的坚持之下，最终我姐夫还是同意了，只提出来把那点零头给他，整给我姑姑姑夫二万元。我父亲说：“行”。

后来我父亲说，这就是报应。何长俊活着的时候在她妈她爸身上敛了也就最多二万元，然后老天用一条命让她来补偿，偿还了欠下父母的债。

我姑姑一辈子没好活过一天，被她那个疯儿子何耀伟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的打击和岁月的无情摧残写满了她那张原本俊俏的脸，满头黑发变得花白。一辈子柔弱的我姑姑原本指望她这个女儿为她养老送终，然而现实又一次击碎了她所有的希望。

听到女儿走了的消息，一下子仅存的一点点精神支柱彻底崩溃！不管女儿对她如何，必定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她能不痛心吗？她低倒头就往南墙上撞，“我咋介就不死呀？阿弥陀佛……”两个苦命老人 “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送走女儿以后，老俩口暂时还居住在女婿家里，俩个老人把满腔的悲伤压在心底，以拼命的“捡”，来换取那一点点可怜的收入，他们想为女婿、外孙减轻点负担，生怕别人说长道短，嫌弃自己。

因此，俩个老人起早贪黑还是没命地“捡”，所以看上去实在是脏，手是黑的，脸是灰的，衣是破的。每当捡破烂换回钱的时候，也许是老俩口最高兴的时候。即使这样，他们也舍不得买一根纸烟抽，还是拿出他那个旱烟袋，坐在台阶上，吧嗒吧嗒地吸几口。

有一回，我与妻子去看望他们，外面阳光明媚，到了他们那个家真成了“凉房”，觉得黑乎乎，冷飕飕的，屋里没有一丝光线，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两个老人蜷缩在那个冰冷的屋里，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用电、舍不得烧炭……因为他们所有的生活来源全部靠“捡”，穿的是捡的，用的是捡的，烧的是捡的，甚至吃的也是捡的……就因为捡、捡、捡，又“捡”出了一条人命！

那是在女儿走后还不到一年的一天，那天是二零零一年的八月三十日，我姑夫何明珠与往常一样穿梭于大街小巷、灰堆、垃圾场，当他在穿越马路捡炭的时候，还是撞死他女儿的那条该死的210国道，又被一辆疾驰而过的农用车撞到，当场昏迷不醒，司机还算可以，知道自己撞了人，停住车就往医院送，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和他女儿的命运一模一样。

我和我父亲、我姐夫简单地给办了个后事，把老人家安顿在了姑子梁公墓。

经我父亲和我与交警队多次交涉，最终和肇事车主达成协议，以赔偿二万元了结了这个案子。就这样何明珠结束了自己苦命的一生，最后以一条命换了二万元，为那个他牵系了一辈子的疯儿子留了一笔生活费。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我姑姑就这么命苦，所有亲人都一个个离她而去，她成了一个孤寂无助、孤苦伶仃的孤寡老人。

我父亲看见可怜，就将他这个唯一的姐姐接过来，与他住在了一起，准备为她颐养天年，养老送终。

我父亲把我姑姑接过来之后，也彻底结束了她捡破烂的生涯，给她从里至外洗了澡、换了一身衣服，穿得出产新（崭新）。

可能也是老天有意，就在我姑夫走后不到四个月，灾难再次降临在这个本就支离破碎的家庭！

二零零一年农历腊月十五的那天，我姑姑那个疯儿子何耀伟来我父亲家看他妈，临走时非要拉他妈去他那里住几天，我父亲对我姑姑说：“你要想去就去。”就这样我姑姑去了儿子那个破屋。

那时，她儿子有两间房子，晚上睡觉时，让他妈住另一个屋。临睡时怕他妈冻着，给他妈生了一炉子火。没想到这炉子火不知什么原因产生了大量的一氧化碳，充斥着整个房间。

第二天早晨，何耀伟起来等了半天不见母亲，推开门一看，老人早就没了气。这一噩耗传来，我撒腿就跑，去了一看哪有抢救的余地！

那年她七十七岁。

我和我父亲没有任何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她老人家准备后事。

我姑姑、我姑夫一辈子就生了一儿一女，一家四口人，到现在已经走了三口，唯一还活着的就是那个疯了一辈子的儿子何耀伟。

死后人们说：“甚人有甚人的死法，老婆儿老汉知道自己没人赡养，所以人家死时不牵累任何一个人。”

是啊，可惜的是他们的死亡太残忍了！如果不出现这些意外，估计他们还能多活几年。

何家在解放前是威震一方的大户人家，但何明珠他们这门人家自何明珠的父亲何台则开始就走向了没落。何明珠三岁时生母去世，与我姑姑成婚以后，父亲何台则也相继离去。

临死时，何台则给何文明和何明珠弟兄两个分家产，每人只分了三颗元宝。到文化大革命，我奶奶“智闯批斗会”，生怕何文明把那三颗元宝给“交代”出去。我姑夫何明珠分的那三颗元宝虽然没被“文革”抄走，但也没济成事。

解放以后，一颗元宝回炉制成几对手镯，带在了女人们的手腕上；一颗被我三爷爷动员做思想工作上缴给了国家。

那时我三爷爷（即我爷爷的弟弟）王应良，由于苦大仇深，根红苗正，被选举为我们村的村长，“文革”期间是大队革委会主任。

我三爷爷可能也是受上面任务的逼迫，才在他这个侄女女婿身上打了主意。这颗元宝也成了何明珠被摘“帽子”的重要依据。

留下一颗，“文革”期间怕被抄家，就寄放在我父亲那里，我父亲给保管了十来年。“文革”结束后，我父亲也是多心就物归原主了。我姑夫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基下挖了一个洞藏起来，并把这个地方告诉给了儿子何耀伟。

何耀伟得了病以后疯疯癫癫回去就和父母要这颗元宝，父母亲不给。有天晚上父母亲还在熟睡，何耀伟起来找了一把铁锹就掏，天亮以后带着元宝就上路走了，准备来达旗。走在半道，在老家白侯留车马大店住了一晚，元宝丢了。

何家祖上就留下这点财产被挥霍殆尽。应验了我奶奶常说的那句话“高楼有塌了，穷人有发了。”

到了何耀伟这一代，无子无嗣，何家这门香火彻底熄灭。至此何家这座大厦算是彻底“塌”了！

写到此，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段话：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好一世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