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悲歌（连载）二十
难以抹去的自卑
作者/王卫东
我们连奶奶家也没回，直接去了学校，那时我奶奶的想法是怕我妈反悔，往回要我。所以她认为把我直接送到学校就成了学校的人，即使我妈反悔，学校是不会让我走的，事先我奶奶已和学校打好了招呼。
到了通格朗学校接待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刘勤学。他对我非常关照，那时因为学校离家远，好多同学都是寄宿念书，我也不列外。
我记得，我们五六个孩子住一个屋，那时的学校住宿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学校清一色的土房土炕，每个学生铺一根沙毡，盖一床烂棉被，这个时候我还从没见过褥子。每个学生也都是清一色的灰头土脸。
刘老师把我安排和同学们住了下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奶奶紧“谈判”慢“谈判”，最终还是耽误了我一个月的学习时间，我入学的第一天，我记得一年级的拼音已全部学完，已开始学“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了。
为了弥补我的拼音，刘老师手把手给我补课。
记得第一次考试我只考了二十分，面对这个分数,我嚎啕大哭。
后来，由于学校房子紧张，同时也便于补课，刘老师干脆把我安排与他住在了一起。
第二个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居然名列前茅，并坐上了班干部第一把“交椅”。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在这个偏远山村的学校也是刮得如火如荼，学校基本不怎么上课，随之而来的是每天的批判大会，我记得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老汉，听说是“国民党的特务”，这个“特务”就成了我们学校“革命”的对象，每天呼口号，开批判会。
有天早上，上课的时间一到，学校通知，开现场批判大会，把学校所有的师生组织起来拉到了乡村一颗大树周围，我一看才明白，那棵大树上吊着一个人，定睛细看就是我们学校“革命”的那个“国民党的特务”，只见这个“特务”身上穿得还是那身白茬子烂皮袄、烂皮裤，脖颈上勒着一根绳索，牢牢地吊在树杈上，舌头像夏天的狗伸的老来长。
好多女同学看到这个场面吓得哇哇直吼，老师赶紧整顿队伍，把学生按年级排好队，围绕这颗大树围成一个大圆圈，开始呼口号“打倒XXX”、“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
那时真说不清“文化课”和“批判会”哪个是学校的正业哪个是学校的副业。
后来，我们大队也办起了一所民办学校。
为了就近上学，我被转到这所学校。
可是我每天翻沙越岭跑到那个学校，几个年级的几个学生搅和在一起，耍上半天就跑回来了，至今我也记不起谁是我的老师，给我们教了一些什么课程。
面对这样一个混乱的残局，当时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居然把我转到了他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城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所在地阿勒腾锡热镇（简称“阿镇”）的一所完小去上学。
这一次“转学”对我来说不仅没有起到学习的效果，反而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让我一生都难以抹去的自卑！
我父亲的本意是好的，他想让我转到城市好一点的学校能够有个好的学习环境。
那年我十二岁，走时我奶奶给我背了两碗吃米，步行上路，从我们老家到阿镇直线距离一百里，我爷爷给我指了一个方向，让我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就能走到阿镇。
我整整走了一天，走的是饥肠辘辘，筋疲力尽，两腿酸软，太阳落山的时候我终于走到了太阳升起的那个地方。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阿镇，在我小孩儿的眼里，我第一次见到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远远望去，雾霭像水波一样在这座城市中荡漾，那一排排、一座座锃明瓦亮的房屋和我们乡下那个茅庵草舍相比，我们那个房子连人家城市人的厕所都不如，走在阿镇的街道上，虽然当时都是石子儿路，但比我们住得那个沙窝窝好走了不知多少倍！
后来，像这样的步行我经历了好多次，有时一天到达，有时就得路上住一晚。记得有一次，离阿镇还有十多里路程，太阳已经落山，我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我说：“叔叔，婶婶，我在你们家住一晚行吗？”
那家人家一看我是个小孩子，很痛快地就答应了我。晚上人家吃饭，让我也和他们一起吃。
第二天天一亮，我将我奶奶给我背得吃米，给人家放下，我又上路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人情世故真好，因为没有旅店、食堂、饭馆，人们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你张开口，大多数人家是不会拒绝你的。在这里我真要特别感谢那家不知姓名的好人！
到了阿镇我找到继母，把我领回家里。
我父母亲是住在当年的王爷府，这座建筑可能是阿镇地区最富丽堂皇的“豪宅”。四合头大院，金砖漫地，雕梁画柱；正面是起脊瓦房，当时是城关镇政府的办公场所；两边是一溜平房，亭台楼阁与之连接，我父母就住在那个平房内。
我这个乡下猴小子好像一下子从“地狱”进入了“天堂”，处处显得与我们乡村那个环境格格不入，无论生活环境、学习环境，还是人情事理都极不适应。
我父亲给我在那个完小报了名。
然而城市的那个学校也不是一块净土，其混乱局面绝不亚于乡村那个学校，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师把我领到一个教室指了一个座位，就再也没管，也没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或安顿几句什么话，几十双陌生的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就像看一个外星人一样。
在那个学校学了两个学期，几乎是背了两个学期的毛主席语录。
在那个学校我就没记得谁是我的老师，到现在我也回忆不起来。只记得课堂上每天都是自习，那个乱哄哄的局面，同学们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好像就没怎么见过有老师来讲过课；只记得这个学校不用考试就能升级，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老师说：“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今年起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了，我们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要背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就可以从四年级升到五年级”。
从此以后，我们的课程就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最著名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我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毛主席语录也背会了几十条，至今那些名言警句我还能脱口而出。
在城里住了半年，那群耀武扬威的城市孩子，他们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我的一种自卑和城乡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
我这个乡村出身的农村穷小子，在那群城市孩子的眼里，木讷、善良、无知、贫穷、落后、肮脏，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心里，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不愿接纳你，而是排斥你。
在那个混乱的、无人管理的学校，那些“灰皮二流子”想欺负谁就欺负谁，让我这辈子难以忘记的是，我们班里有那么几个“混混”，每天无事生非，不是给这个起“外号”，就是给那个编故事，闹得全班鸡犬不宁。想背毛主席语录的同学也只能在下课以后回到家里当家庭作业在背，课堂上不是玩耍就是打架，哪有书声朗朗的学习气氛。
一天，突然在课堂上有个“混混”神秘兮兮地大声宣布：“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今天我看见一个流氓从女厕所出来，你们猜是谁？”那个“混混”宣布得还很神秘，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交头接耳。突然冒出一句：“王卫东呀！”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似听到了一声沉重的闷雷，片刻我的所有感官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我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刻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我站起来极力在抗辩，然而人家人多势众，我必定势单力薄，我这张笨嘴哪能说过城里那些“混混”的巧舌，同学们当时就像惊起一片飞鸟一样“轰”得吼成一哇声，那群“灰皮二流子”更是“得志猖狂”：“羞、羞、羞！” “流氓，流氓！”
哲人说“谎言重复三遍都成了真理”。
就这样，这个“罪名”戴在了我的头上，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无颜面对那一双双童真的眼睛。
在我看来，这条“罪名”就是一个天大的耻辱！我的尊严受到了极大地伤害！我的心在无声的哭泣！
自此，自卑像一条小溪在我的心底涓涓流淌，我总是感觉到在别人的光芒下，觉得自己暗淡无光。
我没敢对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以及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讲这件事，我在心里默默承受了一切，直到今天我才敢在这篇文章里披露这件事情，它在我心里压了整整四十四年。
那个给我捏造“罪名”的同学，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叫陶小虎，这是我在这个城市的这所完小里唯一能记住名字的直到现在还没忘记的一个人！
我在诅咒这座城市！
这座“天堂”般的城市一下子让我进入了“地狱”，我恨不得当时就逃离那个学校，回到我奶奶的身旁，巴嘎淖尔那片旷野才是我这个穷小子真正的天堂！好不容易熬到放假，我头也不回一奔子就跑回到了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
秋天升五年级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在伊金霍洛旗人民武装部工作，武装部喂着一群兵马，夏天就在我们住的那个巴嘎淖尔滩里放养，牧马人正好是我继母的户家哥哥雷起贵。
我父亲让雷起贵回来时顺道把我接上来阿镇继续读书。
雷起贵来那天，我奶奶给我收拾东西，让我随雷起贵走，我说成什么也不走，我奶奶催促的越紧我哭得越厉害，这也是我记得的仅有的一次大哭，比我在通格朗刚入学时考试考了二十分那次哭得还要厉害。
我奶奶也被蒙在鼓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我为甚不去，我只管哭，不告诉她。
其实内里的隐情谁也不知道，只有我心里最明白，但我害怕说出去让人家笑话，因为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呀！
我心里已经打好了主意，宁愿在巴嘎淖尔那个沙巴拉尔和我爷爷奶奶吞糠咽菜唾牛屁眼儿，我也不愿到那个“天堂”让人戳脊梁骨！
我奶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对雷起贵说：“你走吧，回去给子庶说给，孩燕儿不想念就算了。”
我毫无理由地无声地抗议算逃离了那个魔窖！
我的执拗，我的逃离，我的辍学，在我父母亲和爷爷奶奶看来是这个孩子不想读书了。
雷起贵走后，迎接我的是我奶奶喋喋不休的唠叨和以后父亲轻淡却意重的几封来信。
父亲说我如果不愿意到阿镇念书，就在附近也要把初中读完，并给我在纳林希里学校找了一个老师，让这个老师去说服我，并帮助报个名。
我奶奶也给我讲读书的道理和好处。
其实，他们哪知道，我并不是不想念书，我对知识的渴望犹如自己的生命，以致后来参加工作直到现在我始终未敢放弃孜孜不倦的自学。当时我是真的不愿意再到阿镇那个让人伤心的城市！
后来我遵照我父亲的安排，到纳林希里中学找到刘山海老师报了名，我又戏剧性地回到我的家乡，我母亲住得那个地方——纳林希里，又一次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
在纳林希里中学“混”了两年。七年级毕业时又赶上“复班”，所有年级不准升级，这回我下决心回家务农了。
那时父亲在城里工作，乡下只有爷爷、奶奶和我。因为爷爷奶奶岁数都大了，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儿，需要有人去挣回一份维持家庭柴米油盐的那个十分工。
这回是我给奶奶做思想工作，我说：“奶奶，再念还是七年级，公家都让复班，七年级那点东西我都学会了（其实我是给奶奶撒谎），况且再念上多少年也不顶事，人家公家不招生，念在多会儿还得回来受苦，还不如及早回来还能替你们做点营生”。
确是如此，那时国家已取消了高考制度，农村青年唯一的一条出路也被堵死了，于是我便辍了学，直到现在我连个初中的《毕业证》都没有！
那年我十六岁。
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的不幸和某种幸福的辛酸，因为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要的作业，也没有父母为儿女升学的忧愁。伴我少年的全过程除了大批判、最高指示、游行串连，就是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头街道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或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战斗队到乡村“破四旧、立四新”，“九大”召开的前前后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都是游行和庆祝的场面。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
这些在孩子看来都是快乐的事情，就是到了今天，回味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仍然让人觉得那时人们那种激情澎湃的精神可敬可贺可怜可悲！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也是唯一的精神支柱，人们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这种精神上的富有必然意味着物质上永远的贫穷和饥饿。
不管如何革命，乡村还必须种地，也只能种地，革命“革”不下粮食，也填不饱肚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