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古祠堂
沧海桑田古祠堂
刘水腾
在赣西的三板桥农村，矗立着五十余座古老祠堂。墙上长着许多小草和斑驳青苔，显得古朴厚重而又雄伟壮观。千百年来，作为乡村保存最多的古建筑群，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村舍之间，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无限的追思遐想，带领你穿越千年，去感受时光深处的沧桑巨变。
祠堂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产生了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观念，出现了祭祀行为，有了祭祀场所。东北东山嘴、牛河梁两处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的祭祀建筑遗址和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祭坛遗址的相继发现，表明原始社会已开始了庙祭。
夏代祭祀的宗庙已有一定规模。商代已有初步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其左祖右社、前庙后寝的布局，强调直系父子相承、重近亲的设置原则，宗庙以及祭品的不同规格，告庙、宗庙占卜、同姓贵族共祭及对久远的亲属采取逐渐淘汰的办法等，都影响了后时代王朝的宗庙制度。
周代宗庙礼制完善，建制规定是：“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就于寝。”《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诗经•小雅•天保》：“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诗经•小雅•楚茨》的歌词为我们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周人宗庙祭祖情景，生动形象，活灵活现。宗庙祭祖成为国家头等大事和日常生活重要内容，标志着祠堂的诞生，对后代宗族家庙、祠堂制度产生极为深远影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汉代祠堂称呼已很普遍，但这时的祠堂一般建在墓旁，即所谓墓祠。宋人司马光在《文潞公家庙碑》中指出：“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后汉书•马援》：“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式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受朝廷建祠影响，民间墓祠也发展起来，《盐铁论•散不足》描述：“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
三国开始，战乱不断，民生凋弊，兴起了薄葬之风。到晋朝，禁止建造坟墓祠堂。名士皇甫谧自为葬送之制《笃终》告诫家人：“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琀之物，一皆绝之。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皇甫谧连墓祭都不要，墓祠自然不会设置了。
唐代祭祀的场所发展成为家庙，且立法对庙制作了规定。《新唐书•礼乐志》载：“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塘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立家庙之前，官员要上章，皇帝准后，告知礼司，令其依式修建。家庙建筑很具规模，维持并非易事，举行一次家庙祭仪，动用人力物力，需一笔不小开支。史载：“宰辅憬特承恩顾，性清俭，虽为宰辅，居第仆使，类贫士大夫之家。所得俸人，先置私庙，而竟不立第舍田产”。
宋朝，随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带有宋朝时代特色的宗族体系开始成形。宋仁宗后，形成了官僚宗族为主体的新型宗族群体，他们强烈要求朝廷制定新的庙制，以加强、巩固新的宗族制度。中庆历元年，揭开了家庙建设之序幕。皇祐二年，提出了初步文本方案。大观四年因修订《五礼新仪》，制定了大观四年文本。朱熹《家礼》载：“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朱熹撰写《家礼》，全面论述了祠堂建制、重要性等问题，成为中国祠堂的基本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田南刘氏族谱》载：“宋南渡，田南刘氏始祖儒官庆甫自吉水徙田南。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月朔必祭，荐新必祭，立春冬至忌日必祭。祭时须仁孝诚敬，以致如在之情。祭品祭器各自量力，祭仪当依朱子《家礼》。”镇背村周姓，南宋年间家族兴旺，曾分三房，一百余户，建有爱莲堂，一进三栋，规模不小，毁于清初，遗迹犹在。族人修建宗族祠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报恩，即把出仕、宗族兴旺堪称是祖先荫庇所致，为报祖德而建祠堂祭祖。二是合族，祭祖虽然是表达对祖先的哀思，也是用血缘纽带连结族人，加强凝聚力。
明代的宗族祠堂数量猛增，遍布城乡各地，内涵丰富，建筑豪华，管理规范，功能齐全。万历《吉安府志》卷一一说，当地“故有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吉水人罗洪先《如在堂记》载：“永新刘文序尝出赀建田南祖祠寝室，名之曰: 如在堂。恐后人之慢也。则因刘生行甫求余文记其役，且请广如在之义。” 据《三板桥乡志》统计，明代全乡建造了六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村的南周公祠, 荷花形的世德堂，湖边村的孝思堂，桥头的李氏家庙，神泉村的咸正堂和刘家屋的世德堂。
有明一代，宗族祠堂取得突破性进展，归功于礼部尚书贵溪人夏言上《献末议请明诏以推恩臣民用全典礼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议”载：“臣按宋儒程颐尝修六礼，大略家必有庙，庶人立影堂，庙必有主，月朔必荐新，时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水木本源之意，恻然而不能自己，伏望皇上扩推因心之孝，诏令天下臣民，许加程子所议，冬至祭厥初生民之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设两位于其席，但不许立庙以逾分，庶皇上广锡类之孝，子臣无褅祫之嫌，愚夫愚妇得以尽其报本追远之诚，溯源徂委，亦有以起其敦宗睦祖之宜，其于化民成俗未必于小补云。臣愚不胜惓惓。”
冬至是在祠堂祭祀祖先的重要时节。他们为祖先送上丰盛祭祀品，整肃衣冠，如有族人缺席，或是其行为不合礼仪，则会遭到处罚。祭祀后，宗族举行会餐，分发祭祀过的胙肉，让在世子孙感受祖先的恩泽。冬祭之日，也是族内新丁上谱之时。冬至这一时节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子孙们向祖先贡献祭品，族内新生人丁加入族谱。人们在祭祀远祖之际，仍不忘承担宗族延续的后代子孙。人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宗族历史，并对宗族延续充满期待。
大清一代，清王朝于清初顺治九年颁行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康熙九年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再将其扩展为十六篇“训言”， 世称《圣谕广训》，清朝宣传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思想纲领由此而逐渐完善，建立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传导系统，使之深入到广大的乡村地区。《广训》对“立家庙”、“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和举行家族祭仪等都给予肯定和提倡。从雍正四年开始江西还切实了族正制度，特别是乾隆年间江西布政使陈宏谋在江西大力推动族正制度，给予族正一定的对族人的审判权，认可家族祠堂具有实行家法权力：“如有乖戾之徒不知率教者，小则处以家法，重则鸣官究惩”；“轻则会同族房长，将本人传至祠堂，令其长跪神位之前，剖别是非，直言指饬，如果认祸悔罪，许其具结自新，如怙恶不悛、暴戾不遵及所犯情罪重大，即报官惩究”。 族正制度促进了家族建设并产生深远影响，聚族而居成为居民聚落的基本形式和日常生活内核。
清代对祠堂的规定，最为详尽。《大清通礼》载：“家祭于寝堂之北，为龛，亦板别为四室”。宗族祠堂作为祭祀祖先场所，与统治者教化为先、孝治天下理念是相吻合。祠堂不断发展，更符合明清统治者意愿。《三板桥乡志》记载，清代三板桥乡建立家族祠堂的规模、数量及祭祀的时间等等，都远远超出国家规定。村村祠堂林立，牌楼高耸，一派浓重的宗族文化景象。全乡创建了二十余座宗族祠堂,它们是：田南背屋三公祠、兰家屋王氏宗祠、村溪感谦公祠、金家屋金廷玺公祠、邹家屋是礼堂、湖边长房大本堂、二房爱敬堂、三房致和堂、院背朱氏述伦堂、俞氏宗祠、钟家至德堂、湖塘陈氏养正堂、肖家坊彭氏敦伦堂、敕古塘贺氏正家堂、镇背怀德堂、荷树下谭氏家庙、山口垅江家崇本堂、塘家冲朱家芝信堂、横岭背刘氏世德堂、桥头李氏五子祠、桥头上街刘姓汉章祠、淡竹头陈家德星堂等等。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官员的提倡和推动外，其更重要最基本的动力，来自清康熙以后百余年间的社会生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人口不断增加、地区开发不断深入的需要和可能。以祠堂为其聚族的外在象征和场所，已不仅仅体现为一种是否“有文化”的标志，而且成为各家族聚集更多族人于此祭祖、议事、欢宴进而达到认同的一个公共空间，也可借以展示和炫耀其实力和人气。
创建于清代的宗祠,多数是二进或三进。第一进称“仪门”，或曰“大门”、“门厅”、“过厅”等；第二进称“享堂”，或曰“大堂”、“正堂”、“大厅”、“正厅”等；第三进称“寝室”，或曰“寝”、“室”、“正寝”等。名闻赣西的田南刘氏总祠，座落在田南村长房和义门间，背屋后。由正门至寝殿，逐步升高，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总祠全长36.8米，宽17.5米，总建筑面积达644平方米。砖木结构：大门有三，七十二对半柱子，十八级台阶。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典型三进式赣西派祠堂建筑。宗祠建筑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清咸丰九年，田南刘氏扩修总祠，时物力艰辛，囊涩财窘，然二十九世嗣孙九品官永辉公卖田买砖，凑钱捌仟文，祠乃告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族祠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政府命令取缔封建性宗族组织，传统宗约族规被废除，祠堂活动受到遏制。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开展，祠堂土地分给农民、有的充作公用、或作为农民协会、或作为小学校舍、或改作集会礼堂等等，宗族也丧失了最后空间依托。在“大跃进”形势下，很多祠堂被拆掉，砖木大多被挪作他用。祠堂中与宗族有关的文化符号，如族谱、祖宗牌位、祭台香案、木楹联等实物，均遭受损毁。宗族原有的各种仪式、生活习俗都无一例外被视作封建社会的糟粕而遭禁止。外显性的宗族制度在乡村地带难以存续，剩下的只是个体性质的祭祀祖先仪式，昔日的祠堂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宗族遗存。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活动所到之处，与“四旧”有关的祠堂大多成为“专政”的目标。祠堂牌位、堂号、牌匾被砸，祠堂人物雕像被拆。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破坏了宗族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活动走入低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克服“左”倾影响，一度荒芜、人们不敢问津的祠堂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城乡掀起了修祠热潮，宗族概念有所恢复。各级党委和政府增强了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了保护文物的科学理念，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对遭受破坏的祠堂建筑及时进行维修和保护，各地宗族组织又开始了祠堂重建。政舒则民从以舒，民舒则乐从以嬉。《重建田南刘氏总祠记》载：“祠宇年岁届百，风雨旁射，梁栋朽蠹，四壁岌岌，鸡豚出没,破败不堪,重建迫在眉睫。癸巳春，爰聚各房老成贤达极虑覃思，佥谋复建,公举冬九首事。同族丁口共襄此举，捐献者亦慷慨乐助，使得集腋成裘。乃聘良工，垫堂基，立栋梁。祠经始于癸巳仲夏，越年乙未始告厥成。规制如旧，三门三进两天井，钢筋水泥立框架。十三对柱，梁檩交错。石勒基，硬山顶，枣红脊，瓷宝瓶，琉璃瓦，三叠式马头墙。水磨石面，洁白墙壁，二侧檐廊，三块匾额，八角藻井。扩修广场，新筑坦道。”
此时的宗族已不是传统宗族形态的简单再版，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复活，而是传统宗族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新生产物，其功能作用与传统的宗族组织已有明显区别。此时的祠堂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统宗族祭祖的场所，也不再是宗族内部的司法场所，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精神依托和文化传承。祠堂作为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等方面信息，是我国历史文物的组成部分。被列为文物的祠堂经修缮后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好的历史文化教育作用。祠堂墙壁上家训、族规、家法的牌匾，包含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些观念长期延续，代代相传，积淀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2008年，乡政府把湖边村孝思堂粉刷一新，并制作精美对联，贴在祠内大柱上，把我国颁布的十大法律印成大幅，贴在祠堂中栋和下栋，成为全乡“法律进祠堂”的样板，为祠堂的功能赋予了新的内涵。
祠堂是宗族祖先的“根”，随着人们观念改变，寻根热的兴起，文化认同成了很多人热衷关注的问题。重建或重修宗族祠堂，往往会召开盛大的典礼仪式，邀请海内外同族人士共同见证自己的祖宗大祠，开展一系列的宗族活动，感受博大精深的祠堂文化，获得家族根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16年正月初八，田南刘氏总祠重建竣工庆典，堂内张挂灯火，锣鼓喧天，宾客云集。村里男男女女都来看热闹，村庄路边小车停得密不透风。宴席之上，我举酒向冬九叔祝颂道：“我读先世家谱，文序公侠义，捐资扩修如在堂后，诸孙济济科贡，名显至今，各族称不绝口。您与文序公倶子吉公后裔，总领重建其事，与文序公同其受福啊!”冬九叔向我敬酒，又端着酒杯向前道：“祠堂是祖宗遗物，有开于先。当今社会平静，百姓安宁。老朽乃无用之叟，竭力成祠，已诏于后。而名流传，不亦异乎?”
千百年祖宗如在，亿万世子孙同泽。刘氏总祠创建于宋，扩修于明，重修于清，迄今将近千年。虽然当年的祠堂早已化为尘土，但刘氏后人一直在仿照它原来的样子不断重修重建，可谓年愈久而名愈新。这难道只是因为有了罗洪先状元的《如在堂记》写得好，而横跨古今、称绝百代吗？而整个富庶的赣西，历代大族富家所建高楼大厦、歌台舞榭，不知其数，今皆消失殆尽，默默无闻，唯独刘氏总祠一直为后世所仰慕，虽历尽风雨沧桑，仍然经久不衰地矗立在赣西的大地上。我想，宗族祠堂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应是其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有效迎合了人们“把根留住”的情结和焦虑。一种建筑一旦被赋予了某种思想、某种文化、某种血脉意义，就等于有了自己的生命，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都会生生不息、鲜活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