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质感与张力——读王霁良诗集《在生活的另一维度》
存在、质感与张力
——读王霁良诗集《在生活的另一维度》 王洪岳
我认识王霁良，大约是在世纪之交那一年。王霁良是一个比较寡言之人，在多次的聚会中，他都不显山不露水。但真正认识作为诗人的王霁良，却是在读了他的诗集《在生活的另一维度》之后。
我读《在生活的另一维度》，心中不断冒出一些感受和话语，比如，“多维的生活”、“多维之爱”、“在此在的世界里”等等，但最终还是定为“存在、质感与张力”三者。
所谓的“存在”，在王霁良的笔端，既呈现为经过诗人之心形式化后的大千世界，更表现为人的存在及其影子。在他的诗中，人的欲望与灵魂的搏杀显得尤为激烈，特别是在第一辑“镜前”中。“山路蛇一样往上游走/我和那株树都静静地站住/望向周边黛青的峦齿”（《一株树》）他写流星、写风筝、写市井、写城市、写乡村、写历史、写现实、写镜前……无不表达了这种存在及存在感，以及欲望和灵魂的冲突。这本大致属于诗人进入中年的诗集，表达的不再仅仅是少年懵懂的情怀和热烈的恋情，虽然诗集中不乏对爱情的歌咏或缅怀，但那绝不是年岁青少的愤激之言、燃烧的豪情，而是属于中年的诗，是经过了诗人诗心过滤后，在拥有着丰富的客观对应物之后的诗艺结晶。此在的沉重肉身如何寄托？这是千百年来人们所苦苦追寻的问题。王霁良作为诗人自然较之普通人就多了一个视角、一份情怀、一种审美视野，来观照和审视这此在及其肉身。他曾经试图从历史的追思中探得自己的存在及其根脉，在那首比较长的诗作《六趾甲移民》中，诗人放眼深邃的历史，希图在这种追问中找寻自己的根：“六百年前/高祖，生计赖以转动的枢纽/推着吱吱呀呀的独轮车/从山西洪洞起身，千里迢迢移民山东/抬眼四望，荒无一物的土地……”。这使得我这个也姓王的同时代的移民的后裔，产生了同样的历史感喟和思古幽情。《黄河谣》、《河滩》等长诗则写出了历史和现实、社会和自然等多重交织中的村民/国民生存的艰难和抗争的惨烈。而诗人的笔触涉及当下的生存世界，则呈现为一种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诗境，譬如，“夜深如井/涂去精灵般的身影/昏黄的路灯下/围拢的墙垣里/摘下酒瓶底似的眼镜/闭上眼 唯一要做的打算/就是打算扳下/感情的闸 一个人/品味幻里的真 虚里的实”（《在围拢的墙垣里》）。这和《镜前》所写同为对自身的解剖：“常常不由自主走过去/想透过它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人朴素、向善/愿意坐下来，跟我仔细谈谈/而我只是站着，坐不住/稍一转身/欲望便挤走了灵魂”。把自身/自我当作他者进行观照，这是一种颇具现代审美距离说美学的一种构思方式和表达方式。而《化蝶》一诗像是《镜前》的姊妹篇，诗人之“我”在俗世中得了不少的病症，这些都需要排毒才能解放、解救自己，于是诗人写道：“我想化蝶/我想做回干净、轻松的自己”——诗人简直有一种教徒般的反思意识，对自身抱持着一种不信任感。但这绝不是性格分裂，而是一种曾经拥有着热烈的恋情、深切的乡情和博大深沉的祖国之恋的不再年轻的诗人的冷静自剖与自审。
有时候，诗人这种反思或净化的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致他要不停地寻找人生“卜居”的意义，虽然有所谓“信仰”，但这信仰了一次的“还是乌托邦”，这个害了好几亿人好几十年的乌托邦，终究是不能再做我们的信仰。于是再探寻，或向佛进香，或希图从家谱中寻到人生的根脉，或怀抱圣经祈求上帝的恩宠。这种对存在及其意义的追寻贯穿整部诗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质感。诗人铁舞认为王霁良是清醒的诗人。我以为，这正是中年的诗吧。所谓的质感，其实就是压缩饼干式的诗写作，而非有些诗人那样的日常生活常态流水线般地生产。王霁良的诗作数量并不算多，但是，他的写作依然在山东诗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乃至在全国诗坛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他的诗作既是他升腾、空灵化自己存在的依托，又是他直面现实邪恶或怪诞的诗情的冷却记录。《登高》一诗使我联想起康德的名言：我只敬畏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诗作以平原与崇山、平整与崎岖、平凡与伟岸的对比，表达了曾经年轻的诗人数十年来不甘平庸、走向灿烂、勇于创造的冲动和情怀，第二人称的视角更加凸显了这种“登高”努力的曲折和艰难，“本是平原的隼/现在掠向山巅”！
这种质感更多地来自诗人对生养他的大地和父母之邦的眷恋和忧思，也与诗人智性的日趋建立有关。在整部诗集中，我所喜欢的有许多诗篇，相比较而言，《柔软》一首更加让人爱不释手，它和前一首《记得》一样，来自于生活的磨砺和历练，已然不再浪漫，但诗所蕴含的意味着实非年轻的小资可比。在对诗材的选择上，王霁良的视野异常开阔，如同小说家鞠慧的《黄河滩》，诗人王霁良有一首诗叫《河滩》，对于处于黄河下游的人们来说，河滩是丰沛和丰收的象征，但又是灾难的渊薮，《河滩》正表达了这种赐予和祸害的矛盾，写出了农民如蚁蝼般消失掉的水患；最近我看到一个画家有一幅画，画面中是一个农民工吊在绳索上荡来荡去地在墙壁上刷着涂料，干净利落的动作和飘逸的身姿，隐含着强烈的危险感。诗人王霁良则有一首诗叫《张三哥家的二小子》，可以说是对画家的深层呼应，那仅有17岁的小伙子，“额头的红粉刺麦粒似的饱满”，二小子吊着绳子，荡着身子在县城“刷大白”，似乎是一幅悠闲自得的劳动景致。然而，绳子拴在楼顶上的一袋水泥上，绳子脱落，他便“像春天县城喷落的小芽苞/新楼再跟他无关了”。短小而浓缩的诗句，不露声色地把那种惊险和死亡写得富含力度和深度，写出了“张三家的二小子”那仅有17岁的青涩而急促的一生。诗人把炽热的目光倾注到这些普通人的身上，为他们的不幸和苦难而深深地祈祷和书写。“非美”甚或“反美”是这诗与画的共同美学倾向，但正像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表述的，诗这种带有动感的、时间的、语言的艺术，较之画，更能体现不美/反美的对象精神。这简直就是一代农民工的写照。《夜间北去的列车上》写那些没有尊严地蜷曲在火车过道、车厢隐角的铁板、座位底下，“昏昏沉沉，缩成胎儿的模样”，“这就是我们的民众，最广大的/民众，从娘胎里出来/舒展身子活过几回？”这不几乎就是我们所有民众曾经的体验和记忆吗？诗人用的是“民众”，在时下我比较喜欢这个词儿，而讨厌“群众”之类高高在上的肉食者强加于民众的称谓。《柔嫩的叶子》写贵州毕节五个为取暖钻垃圾箱而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孩子，“不像人间”的“不真的世界”，特别是“缺少温暖的城市”，那柔嫩的叶子瞬间凋零。诗人几乎发出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的呐喊！然而诗人终究没有这么做，他仍然没有直白地表达那种激愤的呐喊，而唯留对“真相”背后的真相的追问，再加上这首诗有楔子（说明）和诗句本身构成了相互映照。一种巨大的冷漠虚空、令人震颤的心悸，是因为这个国度没有目的、没有信仰、没有精神，它的民众也就没有尊严地苟活着或者屈辱地死去。张三家的二小子和这五个孩子之死，让读者直逼造成这种种灾难的深层缘故。
这个社会缺乏人道精神和制度设计，在西方所谓后人道主义时期，我们还根本没有建立起全社会尤其是肉食者们基本的人道价值观。诗人王霁良视野和胸襟异常开阔，他把笔力对准那些普罗大众，并试图揭出那些背后的操控者。这种深沉而绵长的忧思是当今时代最为宝贵的文学家的质素。这不是庙堂御用文人的“为老百姓的写作”，甚至也不是著名作家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是一种“公民的写作”。“公民的写作”需要一种质感，需要冷静和理性，当然也需要温情和感受的滋润。因此，即使像爱情诗（隐喻诗？）《现在平静下来》，诗人极力将其丰富而热烈的、无以复加的情感体验，写得那么“淡然”，那是经过了二十年而趋于这种淡然和淡定的，这其中是如何由痛感而转化为审美的？似乎写的是刻骨的令他痴情之爱，又好像是曾经的理想及其破灭。非经历者恐怕不能真正理解吧。诗的显性与隐性、热烈与淡然，是如此地被浓缩于一首短诗之中。而这正是一种诗艺创作的张力所在。
张力。生活中充满了虚与实、灵与肉、生活与自然、自由与必然等二元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这些张力正是生命存在和生活的真谛所在，但它是隐含而非显在的，所以需要高超的思想和技能，才能发现其秘密。这之于诗人来说，就是其独特意象的营构和想象力的爆发。被潍坊老诗人诗孩先生所称赞的《夜气》，就是这样一首充满了重量感的奇崛之作：“压进山体/挤碎下身的太阳/一片瘫软的蛋黄/铺在山岗”。这让人想起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王霁良的诗更具现代派的亵渎气息和无畏精神。他对诗艺张力的自觉追求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他面对这个日益荒诞狰狞的世界还有些战战兢兢。《溪与亡鸟》就写出了这种复杂的情怀，诗的象征意味强烈，诗中运用了隐现手法，诗人借助于鸟儿追求飞翔和生存的自在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只鸟儿在溪边饮水的时刻，被邪恶者的枪子打死了！那片本属于她的自在的天空永远地陷入了黑暗。诗作写得颇为节制，并无那些矫情诗人们的呼天抢地、声嘶力竭，但是其穿透力和感染力却丝毫不减。
生活的时空自然形成的比较视野是王霁良诗作艺术空间和艺术张力的重要手段。这或许源于他自鲁西南一路走到省城济南的人生奋斗之路不无关系。在《无题（之一）》中，诗人把那结了伤疤而被硬塞进水泥的老法桐树，拟人化地发出疑问“喊不喊疼？”这种城市的异化“景观”像“钙化的死婴”“面露狰狞”，压迫着过往的行人。这种异化现实，从声光电化到视听嗅味触，在城市中具有普遍性和全局性。在题为《喧嚣》的诗中，他写道：“疯狂的高声炮/从酒吧冲出来，淹没街道/两侧的灯箱广告一如伤痂/刹车像扼死人/车碾犹急雨刷刷/喇叭声喧冲击窗口似波涛击岸/路口的疯子还在喧嚷叫骂/珍宝大酒楼的泔水滑到了他//避祸吧，避祸/大自然才是唯一的知音/那里也有雀噪，也有蝉鸣/却从没有什么/不能忍受”。很显然，诗人在这首诗里所要表达的是他对这产生着现代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城市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拒斥与疏离，甚至是强烈的反感；人与物在现代的城市中都是这“恶之花”荼毒后的疯子般的祸害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而有雀噪和蝉鸣的大自然（乡村？）才是人类唯一的知音。这当是一种诗人想象的乌托邦，或者是关于少儿时期乡村的美好回忆。《打住吧，陀螺一样的日子》的构思和表达方式亦是如此。然而，在另外的诗中，他揭出了那乡村乌托邦的真相，女性和男性、年轻和不年轻的人们纷纷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然而等待他们的依然是劳苦甚至无声无息地死亡。《给农民诗人北原白杨》进一步解构了这个乌托邦，在诗中，繁体的“乡”下最后一个“郎”（指诗人）也走了，曾经清凉凉的小河都污浊不堪，村里美丽的姑娘也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城市。
有时候，在对自身和外在的存在过于执着时，常会产生自己意想不到的结局，此时此刻，就需要一种新的审美观照来洞穿存在的结痂。诗本不是高蹈的圣训，也非理念的宣示，而是源自人对生命、社会、存在的大爱。然而过于执着也会带来沉重的压抑，这时候就需要灵魂的纾解和自由。反讽不失为一种好的、充满张力的手法。“高跟鞋，2011年的高跟鞋已经高得/离谱，如同时下虚高的房价/如同某某十佳评选”（《高跟鞋》），“高”正显出了“低”，这正是一种时代的俗气和病症。“全国的育龄妇女，头胎剖宫产46%/久旱逢甘霖，怀二胎的政策下来啦/全国育龄妇女雀跃了/怀吧！怀吧！那个切伤的子宫，那漏瓢/正要图你的命”。这首写于2014年6月的《剖宫产》，正以多重的意义体现了诗人对于“政策”的反讽、调侃和并没有恶意的戏说。生活中不乏荒谬甚至荒诞，但是久居犬儒氛围中的人们早已经如温水煮着的青蛙，忘记了自己所处的险境，忘记了人本应有的尊严和独立。而同一年的《回乡偶记》写了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贪官污吏的贪腐勾当，“大小贪腐加起来，上千亿/咱们的幸福感哈，碎一地//有公民一夜没睡意/这是一农民，我表弟，又懦弱/又算计，眼红红地跟我说/这些钱，政府应平分给13亿人民/每人几百块，我一家数口/也是一大笔//就应该嘛！破沙发上/他蜷着腿，抽着劣质烟，憧憬着说/喊了这么多年，咱们中国/应该真正来一次共产主义”。这首诗把诙谐幽默和叙述写实、政治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结合起来，在表面的轻松活跃中，传达出了当今社会实相和平民的精神面貌。写于2011年6月的《旗帜》痛彻心扉地写出了“旗帜”演变的内涵与形象，“今天，也一样，在西部重庆，红海洋/……它们，都是垂头丧气地裹在/白骨样的旗杆上”。这首诗率先看出了虚伪、虚饰的红歌赛现场那种红旗招展、彩旗飘飘的景象背后所包含的阴谋和丑陋，旗帜垂头丧气，旗杆是白骨样，不但丑陋，而且丑恶和阴险。这种书写不但具有极大的艺术张力，而且富有强大的洞察力和审判力，它宣示了一个荒唐、荒诞时代在即将达到高潮时期的衰落与沉寂，可以说，这首诗是把这个曾经辉煌、伟大、光荣的意象从悲剧角色、崇高追求蜕变为喜剧和滑稽角色的全过程的隐喻。我们并不需要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处于嚎叫和激昂，虽然年轻时喜欢看舞台上威风凛凛的将军模样。
诗人王霁良常常在不经意间，创造出许多精美的佳句，诗眼般地耸立于整诗之中。“这个盛夏，趵突一样沸腾的心/没有谁让它平静”（《云雀》），“来生啊！来生也许不可能再聚/那样也好，不会有昨日的苦/今日的别，明日的思念”（《来生》）“空气甜美/我们的目光缠绕在一起”（《旧年》），“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在想她”（《春又来》），“风流过身上/流过这棵你背靠过的梧桐”（《蚂蚁》）等等。诗人诗孩曾经称王霁良的诗为“意味诗”（见《在生活的另一维度》跋一）。的确，王霁良的诗大部分诗颇具“意味”的、复义的，也如诗人黄秀峰所指称的，是“诗意铺陈生活，思索丈量行走”的产物（见《在生活的另一维度》跋二）。意味、诗意和思索、思想，构成了王霁良诗作的充满张力的两极；其诗艺世界时而出现的奇崛想象和丰富色彩，由于扎根于他生活的大地、城市和乡村，因而，又与平凡和平相处。如《那一地黄花》、《往事》、《想安地活着》、《车窗外》、《故园之恋》等诗作，美既在生活的细部，又在想象的世界、虚拟的空间，即使失去了的爱，还依然暗暗地恋着，这就使得平凡带上了永恒的味道，表面平静如水，内心依然汹涌澎湃。
我们在赏读、理解和分析王霁良诗的时候，又不能忘记了他对诗歌理论的反思，尤其是他对儒家诗教传统的反思，对几乎毫无反思意识的写实诗人的讥讽。这部诗集附录了王霁良的《诗论九章》，在其中，他提出了“再现、表现与隐现”的“三现”诗学理论，他尤其重视隐现之于诗创作的重要性，这方面他显然受到了老庄一派的当代传人、著名诗人孔孚先生的深刻影响，所谓隐现，就是“要隐‘象’，意象藏而不露，‘味在酸咸之外’”。正是这种道家思想的牵扯和影响，才使得王霁良没有滑入那种纯粹写实或呐喊的一派。然而，这种拉拽还抵挡不了诗人原本所具有的那种儒家情怀，虽然他不一定明确地显现出来。我读他的诗，感受到其中的儒道相牵相扯、相融相汇中的张力或情思。如果仅仅追求像臧克家那样的写实风格，那是诗的凝固不前甚或是败笔，但如果一味地禅宗化、“孔孚化”而拒斥一定的人间情怀和人道关怀，则又会失之极端，尤其对生息于中国的当代诗人来说。在这方面，王霁良的诗创作和诗艺探索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启示。
从八十年代的青涩、骚动和迷蒙的诗艺，到九十年代那种温柔缱绻、复义婉转的诗风，再到新世纪伊始洗去华丽，显出质感的诗风，王霁良的这部诗集承载了他二十余年的诗之旅程，诗人的诗歌美学也多有转变，整体观之，绝对属于男人的诗，记载了诗人的存在、情感、理性、诗艺和诗歌美学，是值得珍视的。
（完稿于2016.4.6 婺州）
（王洪岳: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质研究》、《先锋的背影》、《审美与启蒙——中国主义文论研究1900-1949》、《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现代主义小说学》、《守望与袒露》等著作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