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前几天看到河南作家阎连科的一篇文章，写的是他77年参加高考的事，大意是，高中还没毕业的他正在乡下参加劳动，听到高考的消息后赶紧回家，找出以前的课本，匆匆温习了四天后就披挂上阵，结果不出所料落榜了，吊诡的是，不仅是他，他们县那年一个都没考上，分析原因，让人不禁莞尔，原来报志愿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大学，省里有什么样的大学？都有什么专业？问老师，老师说，“随便填嘛，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大家想到北京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是金灿灿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于是一呼啦全报了北京大学，落榜也就不出意外了。
阎连科的文章勾起了我的回忆，如果说阎连科的高考是一场闹剧的话，我的高考就是一场悲剧，一场因为不期然的生病引发的悲剧，并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的高中是在胶东一所中学上的，当年初中中考时没考好，没能上县里最好的县一中，自己觉得很憋屈，发了狠要在高考中证明自己，从上高中的第一天起，就没松懈过，我写了一张立志的座右铭，放在抽屉里，经常拿出来勉励自己一番，“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高中三年，每次期中，期末两次考试，我的总分几乎总是排在第一名，但我一点也不敢松懈，我知道，进入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就相当于NBA进入了季后赛，一切皆有可能。
高三最后的备战从春节过后开始，那是1985年，那年春节，我们全家从部队回老家过年，大年初六，当别人还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里时，我独自一人踏上了返校的旅程，那时从老家到部队所在地只有一趟火车，短短三百公里要跑八个多小时，下了火车是早上五点多种，离家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寒风刺骨的早晨，我是怎样一步步走回家中，现在已全然忘记了，只有那份孤独冷清乃至就要面对高考、心事重重的感觉依然留在心中。
高考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记忆，细节或有不同，但过程大体相似，都是从早上到晚上流水席一般的上课、早自习，晚自习，都是做不完的考试题，尤其最后半年，几乎都是在做试卷和评判试卷中度过的，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历届高考试题，各个省份的模拟题，铺天盖地般涌来，昏天黑地，不辨东西，往往是这个老师刚走，那个老师又进来，都在强调自己这门课的重要性，都在抢时间讲重点，猜题型，黑板最左边写着一行数字“离高考还要多少天”，它就像一座大山，压得心里沉甸甸的，踹不过气来，而班主任老师不失时机的来给我们开班会，做动员，除了说一些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话外，有时也透露一些让我们泄气的消息，比如有次班会他给我们列举了山东省今年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参照我们学校往年的录取率，做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我们班里到目前为止，只能保证五位同学可以考上大学，其他的都不好说，听得我们心里一紧，感觉前途越发渺茫。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每天机械地往返于教室与宿舍，忧心忡忡、压力山大，有两个细节我记忆犹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次早上起来去学校外边的田间小道跑步，气喘吁吁返回的时候，正碰到早起的农民挑着粪桶给蔬菜浇肥，一副担子晃晃悠悠，神情淡然，悠然自得，周围是高低起伏的麦田和大片披上绿装的果园，空气清新，小鸟啁啾，那一刻，我突然无端的羡慕起他来，像这样生活不也挺好吗？没有压力，睡到自然醒，生活自给自足，优哉游哉，后来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深以为然。
还有一次，爸爸部队里有车路过学校，他派人给我捎了一袋面粉来，那时在学校里住宿，一个月回去一次，粮食自理，学校只负责菜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有人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说有人找我，我出来一看，是一位穿军装的解放军叔叔，中等个，微胖，他笑眯眯的看着我，显然是认识我的，他走近我，亲昵的问我学习情况，大意累不累啊？要注意身体之类的话，我心不在焉的听着，正在这时，他突然停下说话，抬手从我一团乱草样的头发里抓出几个虱子，显出很惊讶的样子，但我却很木然，因为一个月洗不了一次澡，有时忙得连脸都不洗，虱子早已在我们的身上安营扎寨，春天好一些，冬天尤甚，那时每到晚自习回到宿舍后，第一件事就是脱光全身衣服，钻在被窝里，翻开棉衣棉裤找虱子，宿舍里几十个人的大通铺，几乎人人如此，掐死虱子的啪啪声此起彼伏，成为宿舍一景，男生如此，女生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概四月份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有些撑不住了，开始发起了低烧，大概在37度多吧，每天从早晨起来就昏头涨脑，头顶像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使劲甩头，想摆脱它，但它牢牢的长在我身上，我以为是缺觉，有时不上晚自习就回去睡觉，但第二天依然如此，而且不间断的咳嗽，整天像睡不醒似的，迷迷糊糊，大概上午第一二节课从来没听全过，听着听着就瞌睡过去了，因为知道我们压力大，晚自习回去还要点灯熬夜，老师也并不在意。
就这样，我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中熬到了六月份，六月下旬，烟台地区统一进行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全程按高考的规格和模式，考完后就按这个成绩填报志愿，俗称为“预考”。我的身体也在这个时候崩盘了，有天早上起来跑步，刚跑了几步就头晕恶心，走到路边蹲下，一时天旋地转，有种喝多了要吐的感觉，然后就是连连不断的咳嗽，咳出来的一半是痰一半是血，身体像洗过一般，大汗淋漓，现在想来，那时的体温已经烧到三十八度以上，但我仍然没往病上想，只是以为没休息好，累的，预选完回家休养几天就好了。我就这样发着高烧上了考场，为了提神，我征得监考老师同意，把一块沾了水的小手绢放在考桌上，时不时拿起来擦擦脸，那次预选考试数理化题特别难，尤其数学和化学，各有一道十五分的题很难解出，但偏偏这次考试我发挥特别好，全校只有我自己解出了这两道题，最终成绩，我考了567分，按往年450分的高考录取线，我超出了一百多分，这成为了我高中三年生涯的一个顶峰，也是上天对我不懈努力的一个回报，只是早了那么一点点。
预选完后，学校放假两天，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但迎接我的不是妈妈的欣喜，而是悲伤的泪水，妈妈见到我先是愣怔了一下，然后不相信似的摸了摸我，接着低声哭泣起来。很长时间没照镜子了，我那时的形象大概像鬼一样，体重不到一百斤，头发老长，胡子拉碴，因为整日发烧，人已萎靡得没有一点精神，脸干巴巴的，瘦的只剩下一张皮，颧骨凸出，眼神迷离，像是一碰就到的样子。妈妈赶紧把爸爸找来，让他和我去部队卫生所看看。
卫生所所长姓张，叫张老根，河南人，高高大大的，人很爽朗，爱开玩笑，我现在还能清晰的记得他的模样，他看到我简单询问了几句，然后用听诊器听了听肺音，基本断定我这是肺结核，建议明天去县医院拍个片子，说这话的时候还不忘调侃我几句，我本来很紧张，以为大难临头，被他那轻松的表情所感染，心情也一下子放松了。
那天晚上，他似乎并不忌讳我的病传染不传染，还把我叫到他家里，让我听一盘英语歌曲磁带，然后一脸期盼的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努力听了一遍又一遍，除了偶尔听懂几个单词外，一句话都拼不出来，我内疚的看着他。当时我以为是高中教学能力不行，后来上了大学，我照样也听不懂，再后来，看了无数的美国电影，除了“FUCK”，“PIG”，“SHIT”等骂人的话之外，也还是听不懂。我这才明白，学语言是需要天赋的，大概像我这样愚笨的人，倾其一生也学不会一门外语。
第二天，爸爸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十几里之外的县人民医院，那是一辆青岛产的大金鹿，善于负重，但骑起来有些费劲，不像上海的凤凰和天津的飞鸽那么轻便，为了让瘦的只剩下骨头的我坐的舒服些，还在后座上垫上了毛巾。部队所在地属于丘陵地区，十几里路听起来不远，但要翻过两个大长坡，一上一下，两个起伏便到了，下坡当然顺风顺水，一溜青烟状，但上坡就费劲了，只能走着上去，看起来很近的路走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后来我开车回去过一次，感觉没踩几脚油门就到了，哪里还有当初的艰难？
到了县城，爸爸先带我去医院旁边的理发店理了发，将一头乱草剪掉，推成平头样，人这才精神了些，检查的结果不出所料，双肺侵润性肺结核，再晚来一段时间两肺就成蜂巢样的空洞了，医生建议我马上住院治疗，我不同意，马上就要高考了，高中拼了三年，就为了这一刻，我必须要进考场，给自己一个交代，哪怕考不上，第二年回去复读我也认了。
高考那天，学校从我们部队借了辆大头车，我作为病号被优先照顾坐到了驾驶室，同班的其他同学都在车厢里，进了考场，征得监考老师同意，我仍然将一条沾了水的毛巾放在课桌上，这时发烧得更厉害了，体温大概到了39度，迷迷糊糊，恍恍惚惚。第一门课考语文，卷子一发下来就蒙了，我们平时的卷子大概只有四张，可这次考试的卷子正反面加起来足有八张，而且好多都是我不擅长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这些地方耗费了我太多的精力，等到了交卷时，我作文居然还没写，就这样稀里糊涂交了卷。以后几天考试我都是在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度过的，好不容易坚持到考完，第二天我就住进了部队145医院。
后来，分数下来了，我语文考了58分，满分是120分，还没及格，我在自己最擅长的学科上栽了一个大跟头。总分是505分，那时还没一本二本之分，本科分数线就是490分，我考上了本科，却没考上第一志愿山东大学，那年山大的分数线是540分，我是地区三好学生，可以优先10分，还差25分，后来我想，假若不是那天发着高烧，把作文做完，40分的作文题怎么着也得给25分吧？而作文是我的强项，一般不会给低分，我和山大的缘分就差了一篇作文。后来有人告诉我，按预选的成绩所填报的志愿看，我是整个烟台地区报考山大的第一名，预选题难度远远超过最后高考，假若时光倒流，正常发挥的话，我高考的最终成绩应该不低于550分，但最终结果却是去了我不屑于去的一所工科院校。
事后我了解到，肺结核是一种可以在空气中传播的传染病，但同样生活在有肺结核菌的环境中，却不是人人都得病，只有那些体质弱的才容易被感染，我们班事后统计，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中彩。现在想来，我之所以得病，除了压力大之外，还与那时的生活条件不好有关，现在家里若有一个高考生，那几乎是全家总动员，千方百计保障孩子吃好，但我们那时没这些待遇，那时的菜金全天加起来只有一毛一分钱，早餐是一根一分钱的老咸菜，中午和晚上是五分钱的菜汤，菜的品种只有一个，就是菠菜，学校在西边空地种了一片菠菜，一个春天下来，从菠菜长到指头长就开始吃，一直吃到半米高，开出黄色的小花来，里面间或放几块豆腐，肉基本见不到，想吃到豆腐的难度也很大。那时每到吃饭时节，便派值日生去食堂打饭，男的抬一筐热气腾腾的窝窝头，女的抬一桶稀得能照出人影的菠菜汤，大家把各自的饭碗放到讲台前面，女同学负责分菜，有时先捞稠的，有时先捞稀的，先捞稠的，饭碗放在前面的就沾光，先捞稀的，就相应吃亏，能否吃到点干货全看分菜女生的习惯，要掌握好她们每人的习性，以及当天分菜的心情，以及饭碗所放的位置几乎是一道堪比哥德巴赫猜想般的数学题，偶尔吃到块豆腐像中了大奖，得留到最后慢慢品尝一番才能下咽，到现在我一直有豆腐情节，几天不吃就想。那时压力大，心情不好，早餐看到那一根老咸菜和泛着黄碱的馒头就没了胃口，熬到中午喝那五分钱菜汤，时间长了，身体自然就垮了。
之所以说高考改变了我的生活，不仅仅是因为得了这一场大病，并且还为此休了一年学，最主要的是自己有些心灰意冷，高中三年刻苦和自律换来的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想想就有些沮丧，加上所学的专业也不是自习喜欢和擅长的，所以整个大学生涯我基本就是糊弄，得过且过，有时碰到自己不想上的课就逃课去看电影，那时的电影院清一色国产电影，还没有后来的欧美大片，艺术品质很低，插科打诨，隔靴擦痒的居多，但就这个也没少看，算下来一年能看七八十部。下午三点多就去操场打篮球，虽然身体不协调，动作别扭，但却勇猛无比，经常从三分线外冲进去抢篮板，撞得人仰马翻，到期末考试时是我最难受的时候，往往离考试还有十几天，我才开始坐下来正儿八经翻书，觉得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对考试忧心忡忡，后来的岁月里，我经常做这样的噩梦，就是马上考试了，自己还一点没学，吓得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在政治上则变得有些激进，当时的腐败远没现在普遍和严重，但已经感觉天下乌鸦一般黑了，有次思想课上，系党委书记来给我们做辅导，我对她高谈阔论贵党的腐败，坦言三个里面找不出一个好人，气的女书记脸色由红变白，幸亏涵养好没当场发，我这样的表现注定了毕业分配不会有一个好结果。赵薇导演的《致青春》曾经风靡一时，我看了却没什么感觉，大学在她们眼中是一杯混杂着各种颜色的鸡尾酒，而我的大学只是一杯劣质的白酒，我几乎是在麻木不仁和颓废沮丧中度过了我的大学生涯。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我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我实在不能将高考看得过于重要，即便那年没有意外，我顺风顺水考入山大，命运又能作何改变哪？以我这种中庸之才，从政缺乏圆滑，经商缺乏精明，学术缺乏悟性，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一事业单位，混个高级职称，浑浑噩噩，终其一生，我现在虽然没职没权，没名没份，倒也落得个闲云野鹤般的自由清净，或许命中注定，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结局。
钱钟书《围城》里描写婚姻时所说，“大概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婚姻如此，人生何况不是如此，人生貌似有无数种可能性，其实一个人即便再辉煌也只能拥有一种人生，在人生的无限性和最终的单一性之间，是无尽的遗憾，一个人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快乐的生活方式，平稳的度过一生，就应该是圆满幸福的人生吧。
现在想来，最适合我的岗位或许是在高校当个老师，教教唐诗宋词汉文章，闲暇时打打球，喝喝酒，和朋友吹吹牛皮，或者在图书馆做个图书管理员，天天翻阅新书，如遇到青春貌美的女学生，还可以献献殷勤，成就一番姻缘，意淫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看来，这个梦想只能下辈子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