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中的一些记忆

关于“文革”中的一些记忆

作者：建边关工委李秀梅 笔名：紫夜寒煜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风暴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风起云涌越刮越烈。当时正在小学读书的我难以幸免成了“文革”的牺牲品。

一、带有血腥味的两派势力斗争

我家住在哈尔滨木材厂的家属区。父亲是这个厂几十年的老职工。父亲生来憨厚老实，胆小如鼠“树叶掉下都怕砸了脑袋”。可“文革”一开始，几万人的工厂瞬时间被分成了两大派。名字都起得很有震慑力。一派取名为“愚工造反团”，另一派取名为“造反司令部”。尽管父亲哪个组织都不愿意加入，可那个年代绝没有中立派，无奈，父亲只好硬着头皮被迫加入了让他感到相对安全的“愚工造反团”。

从此以后，两派势力的斗争一天没有停息过。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为泄私愤的、混水模鱼的，好出风头的一个个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打、砸、抢事件屡屡发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造反司令部大刀阔斧率先开始的“破四旧，立四新”行动。大庭广众之下，造反分子手拿砖头瓦砾，投向职工俱乐部。顷刻之间，门被踹坏，椅子被掀翻，玻璃被砸碎，好好的俱乐部被砸得千疮百孔一片狼藉。看热闹的人很多，可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上前阻止他们的“革命行动”。后来听说他们这伙人也没少到机关办公室寻酗闹事。

相比之下，“愚公造反团”比较软弱。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组织包括头目在内所有人都被关进办公大楼。三天三夜，不知道有多少亲人在为他们担心。每天，我都和母亲挤在吵杂的人群中，站在远处目不转睛地向楼上的窗口张望，试图能从某一个窗口突然看到父亲的身影。可每一次都让我和母亲失望而归。因为前前后后都有人看守。大门两侧还有几个荷枪实弹全部武装的流动哨。

仅仅三天，全家人度日如年。母亲茶不思饭不思，整日以泪洗面。我和弟弟妹妹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出出进进格外小心，生怕母亲拿我们出气。直到三天后父亲平平安安地被释放回来。母亲的脸上才有了笑模样。

大街小巷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大批判的口号，到处都是走资派的批斗台。大小字报张贴得到处都是。工厂停工、学生罢课、商店关门。派别之间势不两立，邻里之间、亲戚之间、就连父子之间的感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派别斗争让许多家庭“老子不相往来”，让朋友之间反目成仇”。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不动就以各种借口挑起事端，在时刻注意阶级敌人的新动向的掩护下，肆意搞个人攻击，对人身进行报复。父亲工厂的厂长就是在一些人的严刑酷打之下残暴而死。他的家人在沉痛的悲伤之后，毅然把遍体鳞伤的老厂长的尸体安放在玻璃棺内，停放在繁华的街道上，试图向世人讨个公道。

每次听到那撕心裂肺的哭声，看见那具伤痕累累的尸体，我的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义愤。

每天天一擦黑，家家户户都赶紧插门，熄灯，左右邻居也不敢随便串门。每晚都能听到外边的狗狂吠不止，透过窗户向外瞅，常常可以看到头戴钢盔手持扎抢的人急冲冲地从窗下跑过。很多回我都被爸妈的呵斥和吓唬，乖乖地钻进被窝。

二、学校不在是净土

和大气候一样，学校同样刮起了红色革命风暴。安静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老校长陈凌云虽说兢兢业业的从教几十年，可还是被誉为资本主义当权派给揪了出来。一次次的被革命小将推上操场上的体操台进行批斗。她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炎炎烈日下，她头上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帽子，胸前挂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牌子。白底黑字被清晰地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几个负责批斗的组织者虎视眈眈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一边历数老校长的罪过， 一边严厉地询问。假如回答得不满意，他们就会用手狠狠地按她的头。更让人不解的是，有的老师竟然也站出来声俱泪下的对校长进行声讨。

一遍遍地低头“认罪”让老校长嗓音嘶哑，长时间的折腾终于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在批斗台上。光天化日之下，社会主义的育人场地竟然上演着这样不堪入目的闹剧。凡是有正义感的师生无不为此义愤填膺，但却都敢怒而不敢言。

学校开始半工半读。一部分时间用来学习文化课，一部分时间让学生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

“文革”中，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更是不敢乱说乱动。否则就会大祸临头甚至株连九族。爷爷家曾被错划为富农成份，他的子孙自然是富农的子弟。因为成份高，害得我和哥哥直到毕业都没有入团。好在我的学习成绩好，又能主动和家庭划清界限，勇于很斗私心一闪念，批判稿也写得上纲上线，所以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让我加入了红小兵、红卫兵、有幸成为红哨兵。到17路公共汽车上进行毛主席语录宣传。给家人带来一丝骄傲。

往事不堪回首。十年动乱，让许多人的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失去最美好的年华，成了牺牲品。

闲暇之余，每当我读书、看报为了一些不认识的字而苦恼时，每当我想写点东西又苦于囊空羞涩时，总会为失去的大好时光而感到格外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