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尖尖

我是一株小草，承接着宇宙赐给我的阳光、空气、雨露，艰难而茁壮地成长，完全靠草根尖尖的钻劲。它那尖得象针尖似的草根尖尖以坚强不屈，百折不晓的精神，日以继夜地在泥土里钻呀钻呀！哪怕遇上坚硬石块它也会沿着石缝钻出地面，长成小草！和千千千万万的小草一起，组成绿色的世界，真是：蓠蓠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听母亲说，我出生在箭竹山的灰屋里，也就是人家放灰的棚子。什么衣服也没有，还是十五岁的大姐到山下人家去乞讨一些破棉絮回来把我裹上。父亲给地主老财帮工，被地主哄骗只管他吃饭喝酒，不管我们娘儿死活。我娘被逼无奈，只好带着八个月的我改嫁。娘心想嫁就要嫁个好人家，看人家时很不错，有田有地有房屋。于家的户长也很满意，立了字据将我一分为二，一半姓于，一半姓熊，就这样我随母到了熊家。谁知善良的母亲还是受骗，嫁过去后才知道田无一丘地无一垅，幸好有座破烂不堪的木结构瓦屋，靠继父砍柴烧木炭卖养家糊口。尽管生活艰辛，一家三口也还温馨。但好景不长，我四岁那年，继父得了一种怪病，吃得多而且要吃好的，买一斤肉他一餐就吃完了我们娘儿俩连一点油腥都沾不到，病了半年，家里弄得一贫如洗，继父含泪双眼一闭走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生活过的十分凄苦。

我吃母亲的奶吃到三四岁，每当我吸着母亲那瘪蔫蔫的奶头时，母亲的眉头便拧成了疙瘩，脸上的笑容立刻不见了。那时的我哪里知道母亲那将要枯竭的乳汁和巳经幵始萎缩的乳房，怎经得起四岁的男娃穷吸猛吮啊！想到这里，我不禁失声痛哭，老泪纵横，妈妈、我的好妈妈！为了我、任何难以忍受的痛苦您都默默忍受了。

母亲从来不打我，仅仅有一次，我把母亲惹急了，她用杉叶轻轻抽了我一下。我一赌气就跑到后山的麻地里藏起来，一直到晚上也不回家。这下可把母亲急坏了，她点着火把到处寻。我听到母亲边喊边低声的哭泣着，也不愿去见她，心想、看你还打我不！那个破蛙哨是我用杨梅换来的，多甜的杨梅，我还不想换呢，他不还我的杨梅，就是打死我也别想……我想着想着竟在地里睡着了。当醒来时已经躺在妈妈的怀里，只见母亲那张棱形的脸在淡淡的油灯下显得又黄又瘦，梳着的巴巴头发也松开了，有几丝白发披在脸上，两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扑簌簌地往下落。我忍不住用小手抹去妈妈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妈、您莫哭，我再也不……”母亲见我醒了，便指着我满身被蚊子叮咬的疙瘩说：“你看你被蚊子咬的，娘心疼……”说着把我搂住哭得更伤心了。

儿时的记忆是混浊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我现在清楚地记得，我家老木屋前面有个坪，盛夏时节，每当月亮从对面山顶升起的时候，母亲就在坪里歇凉，我便可以听她讲月亮星星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姑奶奶来了，月亮刚刚露出半个脸儿，我就拉着姑奶奶到坪里去给我讲故事，我们刚坐下，妈妈也来了。姑奶奶指着一颗硕大闪亮的星星说：“天上出一颗星地上出一个人，而今出了个真命天子，叫毛泽东真了不起！”接着神神密密地对母亲说“伪政府要倒台了，你们娘儿的苦日子要熬出头了！”

果然、没多久、人们都说县城里打仗，还动了大炮哩。接着村里也来了背枪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说是毛主席派来帮穷人闹翻身的。大家纷纷起来斗地主惩恶霸、分田地当主人，穷苦人真是扬眉吐气，我母亲也当了妇女主任。有一天母亲把我拉到面前亲昵地急忙说“我的心肝，你想去念书吗？”我迟疑地望着母亲：“不想、我要放牛”。“你要念书才有出息，放牛冇出息、我们家祖上没念书总是受欺负你晓得么”。我见母亲眼里含着泪花，便急忙改口说“我去念就是了，您莫哭。”在德江完小读书，离家有五六里路，哪怕刮风下雪，也没雨鞋穿，不是穿草鞋就是打赤脚，到了学校再换布鞋，小脚丫冻的肿了，穿鞋都穿不进。即使是这样，我也没有旷过一天课，坚持读完小学。今天能写写画画，全靠那六年的童子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59年春，我咳嗽很厉害，开始吃些干草片什么的，根本不管事，而且越来越厉害，痰里带血，母亲才带我到法新寺老中医那里去开了三剂药，临走时医生嘱咐说：“不要吃食堂蒸的饭，把米拿回家煮了吃”我照医生的话吃完三剂药病就奇迹般的好了。后来当兵体检才知道是患肺结核，有钙化点。那时食堂定量三两米吃不饱肚子，有一次我和堂弟趁没人时用竹片从粮仓的板缝中扦出一两斤谷子来，然后用对杵成米做成饭分了吃。好好吃哦！尽管饭里有谷子和糠，那香味扑鼻而来就垂涎欲滴了！现在想来那是吃得最香最甜的一餐饭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二岁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我记得有次送公粮到渡头塘粮站，开始挑50斤觉得蛮轻松，走五六里路还能跟上队伍。谁知道那谷子越来越重，压得我直不起腰。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和我一起去的堂弟也是挑不动了，幸好他父亲把他那担粮谷垒到自己的箩筺上一起挑走了，堂弟只走空路。我好想父亲…可是没办法，父亲早死了。送公粮的队伍把我一个人甩在后面老远，我开始挑着走十步放下歇口气，后来五歩就要歇一下，毕竟十二的我，太嫩了！我还在路上，他们就往回走了。我硬是一步一摞把那五十斤公粮送粮站拿了结算单回家，肚子都饿扁了。

1962年的秋天，母亲病了，吃饭时老“打嗝”那年我喂几只鸭子长得特别肥舍不得杀了吃。想换个钱花。见母亲生病了就杀了一只最肥的炖了给母亲吃，她只喝了一点汤，还边喝边打嗝，尽管病成这样，她还是每天给我做饭，料理家务。一天、我正在挖藏红薯的地窖，母亲走来说“儿呀、陪娘去看病吧、娘怕是不行了”我二话不说从地窖里爬出来陪母亲看病去了。一路上见母亲不如以前那样精神了、总是低着头，听老人们说人要是倒了千斤、也就是抬不起头、那么这个人不久就要死了。我不愿母亲离我而去、就提醒她说：“妈妈、您别老低着头把头抬起来”她“嗯”了一声把头扬了扬、一会儿又低了下去。我意识到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从那次看病回来以后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后来连水都喝不下、要喝只能喝滚开的水。1958年刮共产风把我家的老木屋给拆了、我们只好住在生产队的仓楼上，每当母亲要喝开水时，我就得从仓楼上爬下来烧一碗开水端上去给她喝，哪怕是半夜三更也是如此。到最后母亲瘦得皮包骨、弥留之际对我说：“儿呀、娘要死了保佑你有饭吃有钱用、养儿育女、荣华富贵”她用尽全身最后的力气说了这几句话以后就再也没说话了。母亲死后，我把那座老屋拆了，用木柱子做了棺材，剩余的木料卖几个钱，葬了母亲。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仓楼上、老人们说第三个晚上母亲要回来看我的。我点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睡觉、刚要进入梦乡、只觉得从脚那头仿佛有双手慢慢地摸了过来，我以为真的是母亲看我来了、心里嘀咕“妈呀、您可别来吓我”当摸到我的胸脯时我麻起胆子将被一掀睁眼一看、原来是只老鼠。那年我才十六岁、快过年了人家纷纷采购年货、我只好继承父辈卖木炭的行当，每天上山砍柴烧木炭卖。一天、我正要扑挑着木炭回家、谁知热木炭经风一吹又死灰复燃、把箩筐烧了起来，我急忙把木炭倒出来、又跑到山坡下的小溪里提水将燃着的木炭浇熄、等凉了后再装筐、这样折腾了好一阵天都黑了。回到家里一邻居见了说“马氏死了儿子在山上被老虎吃了也没人管啰”我听了心里一阵难受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一个冬天就靠卖木炭赚了几元钱买了两斤肉、又用红薯换了几斤粉丝总算可以过年了。大年三十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守着一炉柴火，困了就爬到仓楼上睡觉去了。

1963年的大年初一，就和儿时的伙伴玩了一天，初二就提着红薯粉丝和肉到舅舅家拜年去了。舅舅家很远，我记得小时侯母亲带着我去都要从清晨走到太阳下山，才能走到。走不动了母亲又背我一下，就这样走走背背才到舅舅家的。现在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走呀走呀，脚走疼了手冻肿了，还是一个劲地走，因为见到我唯一亲人舅舅是我心里希望。太阳下山的时候终于走到舅舅家，舅舅舅妈见了喜出望外，连忙让我吃饭。那次我大表哥也来了，他已经是当干部的了，舅妈对他是另眼相看，好菜只往他碗里夹，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从那次以后再也没见大表哥来给舅舅拜年祝寿了，还只有我这个穷外甥只要在家每年都要去，每次都要拿三五元钱给舅舅，直到我有一儿一女还带领他们去拜年。我记得那次在舅舅家住了四晚就到于家去了，于家的叔叔、兄弟事先和我大姐夫商量过，觉得我在熊家太孤单，要把我接回来，就这样一路去了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回到于家认祖归宗了。那年正碰上大旱灾，抗旱车水保苗每天都忙到半夜三更。累得不行了就在田埂上躺一会儿，一倒下就睡觉了，而且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当兵去了，穿上斩新军装好英俊的。冬季征兵我就报了名，叔叔们不让我去，还把我舅舅请来劝我说：“好铁不打钉，好崽不当兵”我主意已定，谁也拦不住！当年就应征入伍到福建部队去了，从那以后才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那时当兵是供给制，每月发6元钱买牙刷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在新兵连分配当司号员，去到三沙的大古镇集训半年。一天我肚子痛得厉害，从床上滚到地上，昏过去了。后来用单架抬到团部卫生院，诊断是急性烂尾炎，治疗一个星期就出院了。和我一起学司号的有十几个，其中一个姓陈的不愿当司号员就假装学不会，又假积极，教官以为是真学不会，就让他当通信员去了。只有我就知道，当着他的面说他假积极。这话他一直记在心里，退伍时对我说：“我这个假积极当过班长还入党，你呢？”我嗤之以鼻，谁知他回到家乡后犯盗窃罪而坐牢，这就是心怵不正的人的下场。

从司号集训队毕业因我病而耽误学习，还不能完全掌握司号的技巧，就分到连队去了。我的连队是驻扎在靠海边的村子，没有营房就在村里的会场等公共建筑睡地舖。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连长命令我吹集合号，我只把军号吹响了一短声，象放庇一样，大家见了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我每天早晨很早就起床到海边去练习吹号，连队看我司号还特别补充鸡蛋和白 ，最有趣的是司务长买只母鸡让我养着下蛋，没笼子关我就房子外面的地坎上挖个土洞，里面放些稻草，用石板做门，那只鸡可乖了毎天一个蛋。连长最器重我，因为我比老兵都勇敢。就是刚到连队的有一天，我跟着去参加野外练兵，看到撑竿跳外壕的训练项目，觉得很好玩，我就跃跃欲试，连长就命令说：“司号员上！”我就毫不犹豫地抓住撑竿纵身一跃，就跳过去了。连长表扬说：“司号员是新战士都敢跳外壕，可我们的老战士还过不了这一关！不觉得惭愧吗”

司号员是掌握作息时间的，尽管特别谨慎，还是有犯错的时候。一次吹起床号，蒙蒙懂懂听到时钟敲了几下，起来一看时针又象指着6，因为那钟挂在墙壁上，屋里又黑乎乎的，看也看不清。从窗户看外面的景象跟往常一样，鸡也叫，天也蒙蒙亮，我想没错应该是起床的时间了，就对着窗口吹起来。嘹亮的军号声划破了黎明前的宁静，惊醒了睡梦中的官兵，大家纷纷起床急忙穿好衣服就到操场出早操。结果跑了几大圈还不见天亮，连长一看手表惊讶地：“啊！提前半小时起床，这司号员怎么搞的！”那些士兵更加怨气冲天说：“把司号员抓来枪葬！”连长找到我问明原委原谅了我，还给我买了个闹钟，从此后就再也没误时了

一天，连队接到团部命令，要去最前沿的台山岛驻防并修筑战壕暗堡。傍晚时分连队登上登陸艇，开往台山岛。许多士兵晕船，我却平安无事。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就到台山岛附近，我一看那海岛的景观似曾到过这里，那海浪冲击着岛礁泛起的浪花，雪白雪白的，大大小小的海礁距离不等地立在深蓝色的海水里，台山岛是座巨大的岩石，光秃秃的，多么熟悉呀！难道真的来过？我思来想去，是做梦时见过，梦成了现实，真是不可思议！在岛上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岛上没淡水、蔬菜、水果，全靠用船舶从大陸运送过来，岛上修了储水池，我们每人一脸盆水用一天，早晨刷牙洗脸，晚上用洗脸水洗澡洗脚。碰上刮台风船来不了，一盆水用两天三天是经常的，没蔬菜吃就吃魚，那岛上也有渔民，他们是临时来居住的，捕鱼季节一过他们就走了。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挖战壕筑暗堡，每天抡大铁锤、扶钢扦、打炮眼、扎钢筋、灌沙浆……累啊苦啊！但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岛上驻守了半年多，又回到原来驻地。某天连长对我说：“营里要调你去，你去还是不去”我想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有不去的道理。我回答说：“服从命令”就这样去了营里。不久，我接到一封家信，信是我那当大队秘书的侄儿写来的，意思是要我在部队好好干，部队已经来人调查过了，准备入党提干。后来我才知道是营里的司号员不愿意干闹着下连队，把我换上去结果把我的美好前程弄丢了。在营部我看到河南焦作市某小学六一班慰问信，我就回了一封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谁知一个叫叶琼花的女学生给我回信说要给我寄毛衣、日用品等等，并随信寄来了她的照片，人长得非常漂亮，似出水芙蓉，亭亭玉立。我是天上掉树叶也怕打破脑壳的人，生怕被人知道受处分，连忙把信和像片烧了。

一九六六年营部撤销司号员要我下连队，教导员和我谈话说十一连是四好连队，就到十一连去吧！我总是服从为天职，没想到回老连队，以致于老连长在退伍时跟我说，“你下连队时为什么不要求回来？”我无语，深情地望着老连长那瘦削而慈祥的面孔。“唉”连长惋惜地叹了口气说：“当初要回来就好啰”

在十一连当战士，每天搞战术训练，磨爬滚打，夜里要站岗放哨，很辛苦！幸好只在班里呆了几个月，连队要排文艺节目，又把我调去搞文艺。紧接着就是三支两军，先是我们连队拉到福安专区，后来整个营都去了。我们文艺队每天排演节目与左派(造反派)联欢，“九·五命令”一下来，部队立即行动，坐着军车到各县的乡村去宣传和收缴武器。不到一个月，各个造反派或保守派用于武斗的枪支凶器都缴得干干净净。那个时代中央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这才是真正的政通人和。1967年底到1968年初又把我调到工作组进驻地区人民医院实行军管并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期间我烂尾炎发作做了手术，是在军分区医院做的，又割了扁桃体。割扁桃体时就一个医生，把我的眼睛蒙着，要我自己端着盘子，割的时候只觉得是一把钢抓手抓着肉死劲往下扯，扯得脑壳顶都痛得很厉害！术后又发高烧，一周粒米未沾，幸亏年轻体质强健熬过来了。出院后还是回到工作组，10月份我请探亲假回老家。

回到阔别五年的老家，亲人们见面十分高兴。大家忙着给我找对象，尤其是大嫂，跟我母亲俩妯娌最好，她特别操心。我不愿这么早找对象，家里什么也没有，人家姑娘不愿意咋办？她劝说：“你现在是解放军，威名高得很呢！现在不找到时候退伍了，回来当农民就更难了”经她这么一说，我免强同意了。去向亲时新军装洗了没干，我想穿着那身退完色的旧军装去就是了。大嫂硬是不让说：“人要衣装，马要鞍装，去向亲哪有不穿新衣的道理”我说洗了没干呢。“拿来，我给你烘干”她连忙弄了盆木炭火，罩上烘罩，把湿军装住上一摊，不一会儿军装就冒着热腾腾的水蒸气，向征着蒸蒸日上的亲情。那天是三哥陪同去对面山背后的孙家看妹子，我们翻山越岭来到孙家，妹子不在家，只有她妈妈接着我们，三哥说明来意，她母亲也没请我们进屋坐就说我家妹子还不想嫁人要留着做两年工再说。“你把妹子叫回来，看他们两人愿意么”她听我三哥这么说就去找女儿去了。我们站在走廊上无聊，就顺便看看房子，偶尔看到一双布鞋里垫底上绣了花，我想这一定是妹子做的针线活，人也跟针线活一样不会很出色的。这时她们娘女回来了，妹子害羞地望了我一眼，就呆在那里似木桩一般。我指着墙脚下的鞋问“这鞋谁做的？”这是我妹子自己做的！她母亲几分自豪地回答说。哦，我说：那妹子你留着做几年工吧！我们走了。“不！不！只要你们愿意…”我向她挥挥手说：再见！

第二天我就到大姐家去，心想熊家有个堂妹妹，从小一起长大，可算是青梅竹马，当兵这些年从未通信，也不知她是否有心上人了？大姐夫陪我到熊家，真不巧，妹妹到德江完小代课去了，三叔托人带口信要她回来，我也就傻乎乎地等她回来。三叔的小女叫菊萍，几年不见，长得出水芙蓉一般水灵灵的。她拿着一盆什么东西叫我：“哥，帮忙踏对好吗？”我忙不迭地应声说：“好！”身不由已地跟她去了。她确实长得很漂亮，穿着红花格上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能见到穿花格衣服的人很稀罕。她那丰腴的乳房把胸脯的衣服顶起老高，尤其那张端庄秀美的脸，皮肤白里泛红，樱桃小嘴红扑扑的，一双会说话的丹凤眼，更让人销魂。唉，可惜名花有主了，我可不敢有非份之想，越雷池半步。我记得她很小就许配绐荷叶塘姑妈做儿媳妇了。我一边踏板对一边看着她娴熟地拨动着对款里的东西，我踏一下她拨一下，腰扭一下庇股翘一下，那姿态优美极了。我在熊家住了一晚，等到第二天放学也不见堂妹回来见面。现在想来真傻，怎么不直接到学校去见她呢？当时就在家里傻等，等不到就放弃了，可能也是没缘分吧。

回到于家还是接着找对象，大嫂的姐夫来做介绍说：妹子长相不差，人特别勤俭，你见了包你满意。我跟着大嫂的姐夫到了秦家桥，他说：你去肉食站买点肉，炒两个菜，我去请老哥来喝杯酒。我便到肉食站买了两斤肉一斤半猪肝，总共只花两块多钱。傍晚时一个五十来岁的农民跟着姐夫进屋了，我连忙起身让坐。他望了我一眼说：解放军同志，你也坐！见他极其朴实，话语不多，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见我坐下后他开口便问：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岁。

家里有屋么？

有一破(一套两间为一破)老屋。

嗯，只要有个遮风避雨的也就要得。你家是什么成份？

是贫农。

啊，好！贫下中农是一家，我是下中农。

这时饭菜端上桌，热了一壶米酒，我给他斟上一碗满酒说：请喝酒。

他端起就喝了一口说：好酒。

姐夫接着说：反正自家酿酒自己喝，好酒要坯子来得好。

嗯，他应了声说：言归正传，现在是新时代，婚姻父母不能包办，要你们自己愿意才成。明天你们就到我家来，和我女儿见面谈。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