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云朵奔跑

一

拜访完薛福顺老先生后，我翻出我旧年写的诗，其中有一篇叫《奔跑的云朵》：

云在河上，云在山峁

云，御风而行

沙沙的尘土，掉在草木中

像透明的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

云大约是不走回头路的，天空也从来不曾洁净过，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灿烂霓霞隐身的阴霾。那沉闷的尘土声将大地戳了一个洞，草木深处躺着一条看见或看不见的透明的鱼……我那时喜欢写这样的朦胧诗，有些意象朦胧到连自己也看不懂。诗原来是青春时的事，我已经有很多年不再动笔，我在读了薛福顺先生的《往事回眸》以后，突然想到了那奔跑的云朵，他一生的经历折射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有时跑在云前，有时落在云后，跑在云前时风光无限，落在云后又变得万劫不复。

风雨如磐啊！

认识老先生偶然。2016年6月30日，麻城市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从6月30日下午到7月1号，天河像决堤似的，暴雨倾泻，从山峦到平畈，从城市到乡村，成为一片泽国。暴雨造成的损失，据市府发出的信息说：特大暴雨连续袭击麻城28小时，降水428毫米……受灾人口105万人，紧急转移5.62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4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7.5亿万……在洪水肆虐中，有些农户一辈子积累的财产一瞬间被滔滔洪流化为乌有。洪水退后，田园房屋桥梁道路千疮百孔，不忍目视。这场洪水，真的是百年不遇，它为那些受灾群众造成的创伤，恐怕将永不忘怀。洪涝发生后，百万麻城人民全身心投入到抗洪救灾中，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天天上演。伟人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但天就是天，在人类还算发达的今日，大自然的意志还是无法逆转，只能拼命去抗衡，让“天”对人类的戕害降到最低。面对特大灾情，各行各业党员群众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募捐建议，为重建家园出钱出力。7月4日，大雨还未停息，老先生拿着5000元走进市人大老干科，作为特殊党费表达自己的抗洪救灾心愿……

对于捐款，钱多钱少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不过钱多总比钱少好，多一块钱就能多一块的用处。5000元，不是一个惊天的数目，也许不够那些叱咤风云的官爷或款爷一顿餐桌上的推杯换盏，但扪心自问，有多少个比薛老先生富有、甚至富有一百倍的人，就是将它怀揣在口袋中，没有让它露头。所以，先生的义举，吸引了我们的眼球。那天，我们走进了老先生家，和先生交流了大半晌，对先生的经历产生了兴趣，觉得实在有作一篇文章的必要。

二

先生是1930年人，算起来已经86岁。86岁的高龄，不驼不弯，说话爽朗，中气十足，乍一看真不像是快九秩了。先生健谈，或许与多年的行政工作历练有关，一些过往的经历在他的脑海中如数家珍，那生活的酸甜苦辣，至今还像一把斩向流水的刀，带着最真实的快感和痛感。

先生祖籍河南济源，从小的经历像一本苦难的书。兄姊10人，排行老幺，父亲在他八、九岁时抱病而逝，留下年迈的母亲在连连饥荒中惶惶不可终日，日本人到了中原后，他们跑反，他们乞讨，他们被人白眼，他们奄奄一息。不久母亲也追随父亲走了，先生和自己的三哥逃到山西，长工短工，饥寒交迫。生活的哀苦让他们看不到明天的曙光。为了吃饱饭，13岁就成了八路军的一名“磨官”，“磨官”就是磨面的，每天牵着牲口转。先生早年的这种经历，是旧中国多数劳苦大众生活的写照，一个积贫积弱而又动荡的国家，生民注定要遭受磨难，这是铁的真理。尔后在枪林弹雨中，先生随着大军转战南北，每天就是行军、打仗，打仗、行军，中原解放后奉上级令就留在大别上进行土地改革，那个时候才20岁左右。对于现在的人来说，20岁的青年多半稚气未脱，但对于饱经风雨洗礼的他们来说，20岁，生命的血与火、伤与痛让他们早已经成熟。先是在胜利县做商贸工作，后来到木子店改做行政，胜利县撤并后，依然留在木子店，从区委副书记做到了区长、区委书记。生活仿佛一马平川，但在变革年代,个人的命运总与时代的风浪卷在一起,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意志而转移。1957年总路线出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如一针强心剂，将人们沉滞的心思沸动了。总路线本身没有错，在百废待兴的时代，的确要加快建设步伐，改变一百年来的落后面貌，但随之发生的大跃进，一句“赶超英美”的口号，就变得躁狂。

先是人民公社欣欣向荣，全民大炼钢铁，土法上马，村村建炉，处处冒烟，古树名木无一幸免，全身心生产出的废钢，导致稻谷瘫在田中无人收割，本来丰收的年份变成了歉收。接着粮棉产量卫星上天。从稻谷亩产一千到五千，七千，一万，最后还变成了三万六，先生和所有人一样躁狂，为了夺红旗，牛皮越吹越大，吹到最后终于吹破了，吹成了笑话。在这大跃进的狂潮中，东木区的名头一直响彻湖北，作为一区之书记“居功甚伟”。稻谷产量吹牛皮带来的后果，就是上交国家公粮滚翻。钢产数可以作假，稻谷亩产数也可以作假，但上交到国家的余粮却需要真金白银，这个时候作为区的主要领导再是真的急了，在区党委会上，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火气，说：“县委拉蛮，×书记拉蛮，不了解我们实际情况，前年我们的任务180万斤，去年变成了240万斤，今年一下子翻到了800万斤……”他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变成了小报告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耳中，从领导印象中的先进变成了后进。后来，因为对刮共产风有些意见，就上纲上线，变成“否认大跃进”、“攻击大炼钢铁”、“反对总路线”、“反对县委”而成了右倾分子接受批判。县委随后发了一个文件，标题是“关于严重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薛福顺的结论”（这标题今天怎么读都别扭，语句也不顺畅），尔后被撤职降级，下放到水库进行改造，青眼过后享受着白眼。

若干年后，先生在总结这段过往时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上大炼钢铁，使我从云端中跌进深渊，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痛定思痛，如今我想明白了，当时弥漫全党的盲目狂热空想成真的心态，加上以指挥战争的思维方式指挥建设的惯性，特别是搞‘假、大、空’，不实事求是的坏作风，害了党，害了人民，也害苦了热心干事的各级干部。”

只有经历这段历史风云，才有这么痛的悟。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说到底，政策的制定者没有“实事求是”。

三

抛开四清受到的冲击不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他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

我对走资派没有印象，但对70年代“投机倒把”分子还有模糊的记忆：他们耷拉着头，胸前挂着一个纸壳子标牌，上面用浓浓的墨汁写几个大字，大字上还要划红色或黑色的“××”。他们或在批斗会场的台上跪着，在一遍一遍高呼的打倒声中低下头，或者被一群手拿武器的革命小将押着走村串巷游行，被游行者在打倒声中还煞有介事向人们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们那时小，看热闹只能看到这表面的情形，而对一切反革命深层次的怒火是我们根本看不到的，那些文攻武斗，从对张志新的惨无人道可见一斑。

一夜之间变成走资派的他，或许想不通：论个人阶级成分是劳苦大众，论为翻身解放枪林弹雨，论对革命建设夙兴夜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这些都不容许他细想，波澜壮阔的运动将他卷在潮头，并且将要被潮头拍打。那个时候他在三河，走资派的代表，一场场批斗会上的主角。他谈到一次批斗会情况：会场上临时搭个台子，上面挂着“炮轰薛福顺”、“火烧薛福顺”的口号，名字倒着写，打上个大叉子，会场上千人，我们被押解到台上，两个红卫兵每人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按在脖子上，把腰按成90度，叫做“喷气式”，面向观众，头低到胯下，腰痛欲断。正是大热天，汗水滴到眼里蜇人，也不准擦……据说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不文明的当然是拳打脚踢，昏过去后就用冷水喷，醒后又打，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反动派对待革命者。

在三河区直各单位、各学校、各公社反复批斗，斗到最后身子虚弱，精神麻木，他失去了生的乐趣。实在想不通，革命几十年，竟成了革命的罪人，但就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被关在宿舍里，不能与家人团聚，妻子费了一番周折到宿舍中看他，他伤心地说：“你带好孩子，我不想活了。”妻子一听，简直吓坏了，泪水连连地安慰他：“你我都是苦出身，你从小参加革命，历史上没有问题，工作中有错误，只是个改正问题，我们要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只要你态度好，别乱发脾气，肯定打不倒。再说，你真要自己找道死了，还要说你是叛党，那就更洗刷不清了……”

他的妻子郑冬茹，一位农村的普通姑娘，虽没有读多少书却知书达理，娴静宽厚。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夫妻，为了各自的前程劳燕分飞？但也有许多家庭，在风雨飘摇中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多年以后，当他谈起这段经历，对逆境中妻子对自己的贴心实意，依然说不出感动。台湾诗人周梦蝶有一首著名的诗《四句偈》：

一只萤火虫，将世界

从黑海里捞起--

只要眼前有萤火虫半只

你我

就没有痛苦和自缢的权利。

郑冬茹或许没有读过这首诗，但她就是他生命中的那只萤火虫，在他困顿和迷茫时，给了温暖和光亮，哪怕微弱。不管怎么说，活着就是胜利。撇开政治人物不说，在国家动乱中，有多少杰出人才，因为不堪侮辱，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老舍、吴晗、邓拓、傅雷、闻捷、范长江……一场浩大运动的牺牲品。无数的事实早已证明，十年浩劫是一个民族的悲剧。而今天网络上有少数人还在怀念那个时刻，因为没经过磨砺，不知道斗争的残酷。

四

1968年7月，主席终于发话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斗争的形势得以缓解，他也被县委领导点名解放了。依然在三河口，一边领导运动，一边领导生产。一年后的七月，暴雨如注，河水猛涨。雨量最大时，一天一夜达到390毫米，房屋倒塌，公路被毁，境内三河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时任县委领导李少南拉着他的手说：福顺啊，下游二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掌握在你的一双手中，你要确保安全度汛！他带领区直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一头扎在雨幕中，临上大堤时，妻子郑冬茹眼泪汪汪说：“天冷了，你还有一件新咔叽布衣服，这是你最好的衣服，你就穿上它吧。”她知道在抗洪中哪里有危险他就会往哪里冲去，她不能阻拦，更不敢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心里却仿佛生离死别，想到假如被洪水冲走，至少有一件新衣服陪伴在身边。

大雨在脸上啪啪响，1500名群众冒险上了大坝，坝上风大浪高，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洪水卷走。那个时候抗洪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只有靠人手提肩扛。在雷鸣电闪中，水落成了一片雾，人在雨幕中变成了模模糊糊的影子，而“人在坝在”、“水高一米，坝高一丈”响亮的口号比风声、雨声、雷声更加高亢，一个个管涌险情硬是被人心扑灭。他七天七夜没合过眼、没下过大坝半步，终于带领大家保住了大堤，保住了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等到洪峰过后，又投入到紧张的生产自救中，他们当年提出的口号是：誓将重灾变轻灾，争取轻灾变无灾。

1969年的洪水也是百年不遇的，洪水过后，麻城大搞人海战术，修河筑坝。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冬闲，父辈们就会参加水利工程大会战，留在家里的女人们也三不三去工地突击，鸡叫时起床，黑灯瞎火回来。那时候全国高唱“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兴修水利轰轰烈烈。薛福顺先生后来指挥了碧绿河水库大会战，他其时已经回到了县委，成为那场战役的总指挥长，两万民工的头头。那年春节他就是在河堤上与民工一起度过的，此后还参与了举水的治理。那个艰苦的年代，河堤上到处都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口号声响彻工地。人们虽然劳动沉重，生活清苦，但革命斗志从来未曾松懈。

他一生有很多年都与土地打交道，深知水的厉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朴素的道理多数人只当做一个哲学的命题，他可以不去理会，而变水害为水利却花了他半生心血，或者说折腾了他半生。曾经改造山河的人海战术，或许劳过民，伤过财，被老百姓内心抵触过，或许因为长官意志，罔顾科学盲目蛮干过，但它对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发挥的作用也无可估量。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取得连年丰收也分享的是那时水利建设的红利。后来，集体经济的削弱和为发展经济滥砍滥伐，盲目开发导致环境一天天恶化，人们势必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诚然，98长江洪灾以后，党和政府对水利建设高度重视，斥巨资对水库河堤塘堰进行整治，但洪灾还是时常发生。这些水患的发生，究竟是天灾无法抗拒还是因为其它因素，森林、植被、土壤、乱填乱建、水道壅塞，如此等等都应该引起当政者的重视。每一个悲剧的发生必然有发生的道理。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我们向那些抗洪救灾的英雄们致敬、向那些深受水患戕害的人民表示莫大的关切和支持时，也应该对那些罔顾环境、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决不能容忍。

历史的悲剧不希望重演。但常常重演。

五

此后的生活顺畅得多。他走上政法战线，担任公安局长。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举起两只拳头，一只拳头打，一只拳头防。打的是犯罪，政治的，经济的；防的也是犯罪，政治的，经济的。以一个外行深入犯罪现场去破案，以一个外行沉到基层，建立了基层治保组织。文革结束后，在拔乱反正中，他还肩负一个责任，为冤假错案平反，为五类分子摘帽。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成绩之一就是制造出一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其中，有名副其实的反动，也有大批错案，这些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后代，在政治阴云中一直抬不起头来。政治无奔头，参军无想头，升学无盼头，婚姻无念头，沉重的思想包袱让多少看不到熹光的人走上绝路。据说为五类分子摘帽，最初有很多革命干部想不通，在他们的意识里，这些被运动斗惯了黑五类，一旦摘帽，再要来运动还不知斗谁。可见当时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是多么尖锐。我的祖父就是一名被斗惯的地主，长年耷拉着头，说话声音也不敢大。祖父的成分是地主，父亲的成分自然就变成了富农，我就成为了富农的子弟。记得刚上学时，报名表都要填成分，贫农、下中农的趾高气扬，中农的羞羞答答，地主、富农的像做了贼似的，不愿多啃一声。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填表，后来摘帽了，一律填“社员”，就舒服得多。稍微庆幸的是，我的祖父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我记得那一年是1979年的初春，春节刚过，祖父从大队部回来，长吁了一口气，曾经眜起的眼睛也睁开了，一个多月后祖父就安详而去。在他生命的最后，或许从未想过云开日出。我们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恢复高考后，兄妹三学习都勤奋，由那时唯一的一条独木桥走出了乡村，虽然在以后的工作中没有什么建树，但总算为祖父为父母争了一口气。我祖父、我父亲，甚至我的摘帽，正是在他主导下的，现在想来还是嘘唏不已。

进入八十年代，从公安局长到常务副县长，他的工作更忙了。他说：“从内心深处讲，出身贫穷受过苦难煎熬的我，的确想为群众多办些实事、好事。”他主导了旧城改造，从公共设施到市政建设，包括护城河扩建，幼儿园危房重建，妇幼医院、麻城商场新建，为麻城从一个县城向一个县级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还做了其它很多工作，虽然有压力，但再也不怕跟错了路线，一门心思谋发展，舒心多了。再后来，顺理成章进入人大，直至离休。

六

他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从革命成功到革命建设。

他见证了共和国成长的风风雨雨，并且在风风雨雨中洗刷着自己，也洗刷着别人。包括灵魂的改造。

他们淳朴，他们亢奋。他们乐观，他们迷茫。他们奔跑，他们寻找。他们走过阳光大道，也深陷过沼泽泥潭。他们对精神火花的追求，远远压倒了物质的诱惑。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人。而信仰，正是现在所缺的。

每一段历史都有自己的盲点。再伟大的时代也是一样。

先生在《往事回眸》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革命60年，我有成功的喜悦，有为民造福的兴奋，也有惨痛的教训。可以说，我个人的历史，就是我们民族历史、国家历史的缩影。”

诚如斯言。

他与一个时代的故事，就像举水河的流水。在波光摇曳中，当年，这水安静或汹涌地流淌着，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现在，那些记忆之水已经走远，再也回不来。

像那个时代。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