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明朝末年——看李洁非《崇祯的局面》
说不完的明朝末年
——看李洁非《崇祯的局面》
1944年是甲申年，明朝灭亡300年。这年的3月19日，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
这篇文章指出，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昏聩，结果引起民变，弄出亡国之祸；李自成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有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最后终于失败。
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并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当时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
1945年7月，将近古稀之年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后来他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在肯定了边区的成就之后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国史、世界史都是一面镜子。
郭沫若的文章已发表77年，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过去了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要一个甲子又7年了。
2016年6月24日《中国青年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发表李洁非的《崇祯的局面》。应该说这又是一篇《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的文章有1万6千多字，《崇祯的局面》约9千余字。9千余字，还是有些长了，不见得有太多的人能够看到；当今社会，更不见的有太多的人有太多的耐心能够读完。故此，我摘录如下，以飨读者；若有兴趣的，可找来原文阅读。
《崇祯的局面》摘录：
整个崇祯时期，锐意进取之君与病入膏肓、难挽颓势的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是一对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它们彼此牵制、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死结的方式纠缠起来，一道把明王朝绞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历来都把崇祯皇帝朱由检视为悲情人物。许多人替他抱有不平，嗟叹此人勤勤恳恳，一生操劳，却不得好报。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简单讲，此时明朝就像一间即将倒闭的公司：朝廷与官员之间，好比雇主和雇员之间失去了信任，原来双方订立并且要彼此信守的契约被破坏了，循规蹈矩、认真负责、勤恳工作的雇员，一个接一个倒楣，而耍刁使滑、胡作非为、中饱私囊的雇员，反而被欣赏和提拔，给予各种实际好处甚至荣誉。所以，每一个雇员如今都明白过来应该怎么办，不再遵守契约，也不再相信他们的雇主。
崇祯的做法，无非是重申朝廷与官员之间的契约，并要后者相信他这个主子跟前面几位是完全不同的。而对官吏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再相信朱家，除非彻底换一个新的雇主。
以前士大夫对于朱家，心中存着“效忠”二字；而今他们脑子里只有“博弈”意识，即大家都在玩一场游戏，你玩我，我也玩你，互相玩，就看谁玩得过谁。
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比较有激情的皇帝，赶上了一群不再相信理想主义、不再有激情的士大夫，事情就比较搞笑。
政风劣坏，人们往往以“腐败”二字言之。但细察其情，腐败也是有分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一种腐败，钻制度与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这类现象，何朝何代都有，无法根除，或者索性可以认为——权力必然伴生腐败，惟程度不同而已。制度比较严密、监管比较有效，就轻一些，反之就重一些。总之，这种腐败虽同属可恨，但我们无奈却只能以“正常”理解之，除非权力本身这东西，人类可以消灭之。
还有一种腐败，已不仅是钻空子，偷摸为之而已，简直成了与制度和法律分庭抗礼的另一套规则、尺度。制度、法律，名义上虽在，却已形同虚设，社会的真正运行不能按照公开的合法的准则，而非得按照腐败的准则，不然就不能运转，就简直无法办任何事。这种腐败一旦发生，社会必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在它背后，是人心的彻底涣散，社会没有任何公信，完全返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动物状态，显示了“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普遍而强烈的预感。
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当权者接受你的贿赂，这钱送得出、送不出，还得有门路。当时有个叫吴昌时的礼部郎官，专门充当行受贿赂者的中间人，出了名，所有被查出问题的官员，都走他的门路。而姓吴的，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权钱交易，渗透到官场的每个细胞。每年政绩考核之时，便是权钱交易旺季，因为考核的结果与晋职或改迁直接相关，想高升的，或想换个肥差的，此时就全靠金钱开路。谁说金钱万能是资本主义特产？极权帝制，金钱也万能嘛。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同样靠钱摆平。崇祯即位以后，对赋税抓得很紧，给各地方定下额度，但这额度又很有些想当然，不容易完成。不完成，休说升官不可能，还得停发工资和降级。如此，计将安出？还得靠孔方兄出面。书手，也即文书，负责编抄的刀笔小吏。地位虽卑微，但在这件事上意外地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所为，说白了就是做假账，现代社会的腐败分子也很用得着这种人。
崇祯皇帝朱由检展示出来的，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思维清晰，注意力集中，总是能够抓住要害；性格激直，谈吐犀利，注重效率，直截了当，不留情面。就明快干练论，太祖、成祖以后诸帝，只此一人。
就这样，崇祯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著名的结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李自成攻入北京前一天，情甚危，崇祯紧急召见百官，彼此相视无语，束手无策。
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我们看得很清楚，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明王朝坐在龙床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崇祯只说他不是亡国之君，单单不提前头理该亡国之君恰有多少！据此，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看来也并不冤枉。
暂将崇祯皇帝明瞀与否撇开不论，或姑且假设他是一个好皇帝，明朝晚近以来难得一见的有道明君，也一样无补于事。大明王朝到了崇祯时代，处境确非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不足以形容。国祚已竭之象，彰显无遗。
以大要论，必败之征计有四者：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乱，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国无栋梁。
自缢而亡的崇祯皇帝，尸体被发现时呈下状：头发披散着并且遮住面孔，普通的蓝袍，白绸裤，一只脚穿靴，另一只脱落。经检查，在朱由检身上找到了以血写就的遗书，略云：诸臣误朕，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以发覆面，勿伤我百姓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