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廊的一缕回音

一、历史的余音

三年灾害期间，全国死亡1000多万人，又以河南、安徽、四川为重，年少时听老人们说过一些片段，真是晚上睡下，早晨不一定起得来，吃什么树皮、稻糠、观音土，一缸酱菜汤能救活一家人：即便人死了，也多放两天，能领一份口食。我叔叔在59年春节，把领回来的一点食物吃掉，上吊身亡，给这无望的世界画个句号，给我留下一堂哥，八十年代初，不知怎么去广西找个嫂子，现在在蔬菜站种植20年的西红柿，生活很好。当时是遭受天灾，但人祸大于天灾，与当时各地的领导者有着极大的关系，特别死亡最多的六个重灾省，我现在也想不通的事，富庶的四川饿死人最多。

我1979年离开家乡时，家乡依然很穷，星期天和大人一起干活，三份工约六分钱，能买一只铅笔和一个作业本。“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墙体标语依然鲜红。在林老家户小学五年级就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朗读《论十大关系》，和朝鲜人民学习“主体思想”相似，很批“私”字一闪念，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有非洲刚果赞比亚。那时，虽然饿着肚子，依然“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和第三世界人民团结一起，打倒美国帝国主义，打到苏联修正主义。

走的第二年，俞大队长也下岗了，五年后，我回林老家户一趟，不顾亲戚的反对，专门去了大队长他们村他家，我和他女儿考中学在一起复习过，他是秦集大队小学五年级的尖子，我是林家老户小学的希望，代表各自小学解决复习中的难题。在他家吃饭间，喝着劣质的山芋干酒，一个很平凡的人；他说“当时就是这个政策，不执行那行呢？”当年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对哭闹的孩子一句“俞大队长来了”，和“日本鬼子”来了有一样的功效。我也很畏惧他，我当年也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近来，看了一篇短文《平庸的恶》，说对纳粹审判中，一些当事人也不是恶魔，不是虐待狂，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一个监狱管理人员，每月按规定挑选几个人去纳粹集中营送死，“在那种环境下，我不那样做行吗？”与解放后审判“伪军”是一样的道理，“在那种环境下，我不那样做行吗？”。

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他们的罪恶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负担一部分责任，但不能说他们无罪，不能用接受上级命令来代替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反腐倡廉的丰硕成果，每年清算一大批贪官，许多人都是根红苗正的人，“钱是别人送的，美女自己投怀送抱，那个体制下不收钱都当不了官。”有道是江湖上混的，迟早都要还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现在党史中对“三年灾害”与“文革”进行审视，也是基于，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人们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不然还会有许多的“俞大队长”，不顾民众的死亡，依然挖地三尺寻找上缴的“公粮”。也还会有许多基层领导把错误归功制度缺失和领导说的，还会有许多人在“贪”字上论文不断。

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坚持以人为本是为官之道，也是做人之本。

二、 历史的回音

看《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的一条经验：许多改革方案都没有进行到底，其半途而废的政策危害导致意识领域混乱。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危害一样，发展经济的重点走向阶级斗争，政策走向出现失控，叶利钦对苏联走向产生恐惧感，只好学习中国当年文化大革命后期 异弦更张，粉碎“四人帮”走改革开放之路，叶利钦启用年轻铁腕人物普京来控制苏联走向。

纵观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充满活力的体制也会失去活力，过分的自由是产生是内耗的根源。改革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检验政策的对错，不外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既然是满足，那只能追求物质文化的适度发展，避免需求差别过大。

避免政策执行偏差，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任何人不敢逾越的红线。

一个领导班子，主要领导任职时间过长，即便是团结的，也建议调整。任何一个人的管理水平都是有限的，可以说是片面的。韩国总统不论能力如何，只能任职五年。完善的体制、制度化管理，单位离开谁都能正常运转。个人的魅力在于个别方面的加速或迟滞作用。我的论断：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而是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自我管理，只要公平的环境；少数人才需要政策的帮助，但政策支持而受益的人的向对面则是不公平的。所以干部的合理调动，对有一些人是福音。

三、和二哥的对话

“不要纠缠过去”，二哥这句话以后，我和他交流就少了，失去交流生活感悟的基础。国家对“大跃进”期间死亡千万人将重新定位，任何一个事件、一个左右历史发展的事，都要有具体人为此买单，即使他已作古。

中国对日本一直纠缠“南京大屠杀”事件，其目的不是反日，而是当事人必须认识到事情的根源，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十五年前，我在“青年班”培训中，教授说，如果再次发生战争，日本还会首当其中，现在俄、朝、中纠纷中，的确如此。

历史都是相通的，惯用历史观去处理各类发生的矛盾和即将发生的矛盾。一个国家决策人，解决任何事件不会都有现成的答案，只会按历史惯例处理重大事务；一个人没有走远，是对历史的评价不清。

57岁的二哥，将是劳碌的一生，原本较为富裕的家庭几次养殖决策的失误，耗尽结余，房屋的投资背上10年的债务，两个孩子考了四届大学，现在在位几毛钱二奋斗，将长期不断，就历史回放而言，同样有机遇改善现状，假如养殖业规模的调整，假如建房不是那么大，当时我曾极度建议，在新疆盖出租屋是划不来的；假如对房屋及时处置重新定位，假如孩子毕业不是那么追求专业。大哥说他“枕着糍粑”挨饿。

二哥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熟读“三国”，会音乐、裁缝、电工、建筑大工；一个初中生的他是勤奋的。也许过于聪明，他是一个专才而不是一个好领导，使一个家庭走偏方向，这一切如果脱离历史审查，只会“这是必须的”。

他的错误在于过于聪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使一个家庭永远处于一个“正确的氛围”而失去思考。“文化大革命”中很批“私”字一闪念，现在去看当时人们的表现，怎么就那么愚昧呢？后来，我又进一步感悟到鲁迅那句：学生是要他人教的，即便自己是老师，生病要他人治的，即便自己是医生。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过请他人教学、他人治病，才有现在的繁荣。

“不去纠缠历史”，问题是否你走出了，对过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假如仍在追求细节，以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将决定二哥的一生毫无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