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浅薄认识

中国一向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不仅它的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传统的道德文化也备受西方人士的推崇，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就中国的道德文化而言，道德又有传统道德和新道德之分。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历史时期的道德文化也是不尽相同的。

一般地，人们喜欢把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道德文化统称为传统道德，而把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年轻人所追求的新思想、新风尚、新文化的道德观称为新道德。

可以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以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人们道德观念以及思想观念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学说形成的传统道德观是中国道德文化的主流，人们的思想主张以及言行举止都受儒家思想道德文化的影响和左右。

就中国的传统道德观而言，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一条基本的途径和方法。目的是让人们具备相应的民族气节，民族大义、民族精神的爱国思想的道德观念。儒家思想形成的传统道德文化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左右是任何一种道德观念都无与伦比的，可以说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的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儒家思想形成的传统道德来说，一方面，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民族品格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儒家思想的道德文化的仁爱之心，厚德载物，积善成德、从善如流，尊师重教、尊敬师长，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文化一向是中华民族做人要求的基本准则。而互助互济、助人为乐、扶危解困、 赈贫济穷、见义勇为等思想主张则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说起中国的道德文化，在中国的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儒家思想的道德观一向占据着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儒家思想的道德观起着统领地位的作用。然而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儒家的道德观是精华和糟粕并存，可那是出于历史的局限性以及创史人的思想局限性，当然，也不排除创始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为了维护当时统治者的需要，为了迎和统治阶级的统治利益。

其实，儒家思想的道德观与同出于春秋时期的其他思想学说流派的道德观念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儒家思想的道德观经过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所谓思想家的固化和异化，到了后来，大部分意思当然也就违背了创史人创立时的思想初衷了。

说起儒家思想的道德观，就得追源到儒家思想学说的形成，儒家思想学说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奉信孔子为先师，先后经过孟子、 荀子的完善和巩固，内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广为流行，其中当以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最为著名。然而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各家学派都有自己的思想言行，当然也就形成了他们各自的道德观了。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各个诸侯国相互并立的历史时期，不过，虽然各家学派的创史人以及追随者都在竭尽全力游说他们的思想主张以及相应的道德观，但是各个流派被诸侯国的最高统治者采纳的却渺渺无几。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出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同时也为了避免儒生对时政的评议，就对宣扬儒家思想学说的书籍进行焚毁，并且还无情地镇压了一大批儒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

儒家思想学说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主流可以说是得益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因为汉朝中央集权统治需要民贵君轻，于是他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采纳。但是董仲舒也对儒家思想的观点进行了固化，特别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三者的相对性变成了绝对性的服从关系，他只取了利于统治者的权利的绝对性，而舍去了君须为臣之表率、父须为子之表率、夫必须为妻作出表率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舍去了不利于统治者的应尽的义务方面。这样就无形中抬高了封建君主——皇帝的地位以及男人权利的绝对性。还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主张的顺序来个大颠倒，变成了君为贵，民为轻了，因此就充分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首肯。随着两汉的过去，中国的封建社会则进入诸侯割据的动荡不稳定的社会局面。虽然后来隋朝统一了中国，但是由于隋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所以隋朝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就如同昙花一现。

到了唐朝，儒家思想学说虽然依旧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是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流。但由于唐朝是个开明的时代，当然也就形成了是个各家思想文化兼容的历史时期，统治者在倡导儒家思想文化的同时，也没有排斥其他思想文化的相应存在，并且还充分吸纳域外思想文化的精华部分，把域外文化的精华部分变成自己思想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为开国皇帝的李世民在颁布了一系列利民富国的休养生息政策——诸如减徭役，轻赋税的同时，不仅恢复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思想的初衷。还通过了开科取士的方式来选贤任能，在选拔人才上不拘一格，总之是不论出身与门第，并且在选贤任能中各取所长，人尽其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可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杀开国功臣的得道明君。而他的用人之道与御人之术也是没有一个开国皇帝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因此才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以及唐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然也使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发展。唐以后的五代十国的历史只是一闪而过。

到了宋朝，朱熹等人又在董仲舒主张的儒家思想学说的基础进行了固化，并且还异化了儒家思想的主张以及儒家道德文化的礼仪部分，把固化和异化了儒家思想的主张以及儒家道德文化的礼仪儒家思想部分变成了朱熹等人的理家思想学说。

朱熹等人的理家思想学说始于宋朝，到了明清时期却得到了肯定和巩固。在明清时期，朱熹等理家学说的思想已经在思想文化领域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中就有这样的叙述，"宝钗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阕词。头一个诗题《咏，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宝琴笑道："这一说，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这分明难人。若论起来，也强扭的出来，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究竟有何趣味。”可见朱熹等的理家思想学说在当时是相当的盛行，当然薛宝琴的话也充分说明了理家学说思想主张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理家思想学说不仅重申了董仲舒强调的儒家思想学说三纲——权利绝对性，而且在礼仪上大做文章，把正常的男女交流之礼说成是有违纲常，对于不同思想的不同意见的人说成是大逆不道而禁锢和封杀。

而在唐代的科举取士则变成了狭隘的八股取士，就是读书人考试格式只能按八股的要求的形式去完成，即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标准，考试内容只能围绕《四书》而作，因此考生就只能生拉活扯的搬一些《四书》上的语句去充数、颠来倒去地弄些《四书》上的话去生填，这样的文章当然是空洞无物啦，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当然也就没有鲜明的观点。

八股取士的弊端就是不能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这样不仅限制了读书人的自由发挥，也禁锢和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主张和治国主张。而很多人为了获取功名，就不得不抛弃了其他思想文化，这样不仅束缚读书人的思想，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红楼梦第九回中，就有这样一段叙述，贾政向宝玉的跟班李贵查问贾宝玉的读书的进展情况，当李贵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以后。贾政就有了这一番说词:“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其实朱熹等人所写的《四书集注》，只不过是把朱熹等人自己的思想主张融入了进去，当然在某些方面也就异化了儒家思想观点主张。难怪思想家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胜于“焚书坑儒。”

到了近代中国的晚清时期，一部分人由于受西方民主伦理、道德、人文思想的影响，并且为了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道德观而去努力争取。广西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就是一个例子，不过金田起义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当然他所主张的道德观念也就随之流产了。

到了五四时期，由于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大批青年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崇尚新思想、新风尚，新文化主张的新道德。不过以儒家思想道德文化为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深入骨髓，所以从五四时期到解放以前的一段历史里一直是个新旧道德并存的历史时期。

不过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回顾儒家思想学说的道德文化、道德观念的话，儒家思想学说的道德文化、道德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