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寂论文）面对死亡困境，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
题记：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迷失在芸芸众生之中，领悟不到自己的存在，那么在死亡来临之际，他就会在一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人对死的领悟，对死的自觉，对死的恐惧，最能使人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从而使人反跳回来，获得生的动力，开拓出自己生命的道路，获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面对死亡困境，一个人的思考与反抗
——阅读史铁生
人生就是学校。在那里，与其是幸福，毋宁是不幸才是好的教师。因为，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 ——马丁·海德格尔
一、面临死亡绝境存在，坦诚接受向死而生
中国哲学博士周国平说，一切哲学的努力都是寻求自我与世界的某种统一，作为短暂生命体的自我永远在寻找与作为永恒存在的世界之间一种内在的联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中国著名心魂作家史铁生认为，一切存在，只有当它被主体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世界上没有脱离开主体的客体，世界是主体参与其中的世界。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所讲的“存在”，不是传统哲学中的客观世界。传统哲学认为“存在”是我们能够感知的一切实有之物，相信世界有一个独立于人的意识的本来面目。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与世界万物是混沌一团、浑然一体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只有人的意识觉醒之后，才意识到世界的存在。而这个被人的意识所意识到的东西就是“存在”，所以没有人的意识的参与，世界毫无意义。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相信，人就是为死而生，人生就是奔向死亡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体验和领悟就是奔向死亡的先行。这种趋向死亡的先行使人恐慌，但是也使人领悟到自己的存在，人的许多活动都可以由他人代替，唯独死亡不可代替。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迷失在芸芸众生之中，领悟不到自己的存在，那么在死亡来临之际，他就会在一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说，人对死的领悟，对死的自觉，对死的恐惧，最能使人从麻木状态中惊醒，从而使人反跳回来，获得生的动力，开拓出自己生命的道路，获得生命的价值。因此，海德格尔要求人通过死亡之门，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因此他的一句名言是：“向死而生”。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说：“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
人生来就是痛苦的，这是西方现代存在主义的哲学观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你漫长的人生选择过程中，你有选择的自由。无论你是谁，身在何处，官居何职，你都无法超脱这样的人生轮回，生如尘埃，死如浮土。某些人想“规避存在”，这是他还活在此时为自己找到的一个收留方式，来到人世间匆匆几十年乃不足百年时间，如果对于悲剧和死亡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不明不白的离开，那也太便宜了某种历史境遇中的存在。“规避”就是不主动参与，“存在”就是超越万物生灵的存活状态，古人称之为“仙居”，西方人叫“进天堂”，但无论哪种称呼，都是死亡之前的对于存活状态的调整，这种调整时自动化的呈现，不是个体主动的诉求。
许多时候，当你慢慢爱上黑夜，喜欢上孤独，沉浸在时间的长河里，就会明白“死亡”这个词眼阴冷背后所隐含着的可爱因子，诗人海子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所有对于这两个诗人死亡之谜的言说都是欠缺的，也许郭家营的那段铁轨和新西兰的寓所能够解释清楚，但它们不会说话。死亡是说不清的，并不一定都是阴沉的东西，死亡的对岸是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虽虚无但终究是可以想象的，与现在连想象都懒得去做的人们相比，这些诗人就显示出“死亡”本身存在的意义。
当代中国作家中，史铁生是我最欣赏的作家，这是因为他是一位最善于和“死亡”打交道的作家，死亡曾经不知多少次的在他的轮椅旁边转来转去，或阴沉着脸，或嬉笑着眼，或裂开着嘴，但史铁生本人还是背转身平静地整理着自己的心情，写出一篇又一篇伤感而饱含哲思的文字，让天下人和他一起冷眼观看逝水流年中的生与死。因此，我时常想，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死亡”到底有着怎样的特征？这个维度上的“悲剧和死亡”应该有着怎样的自身独立的存在体系？只是，我觉得那个“规避存在”或者叫做“彼岸世界”的东西，已经和“生存本身”一样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人间。蚂蚁一般活着的人们，渺小的个体灵魂，随波逐流的可怜身躯，都一并在无望的虚空里奔波往来，走不出时代和个体共同营造的怪圈，我们每个人都是作茧自缚者，在自我悲剧的牢笼里卖力地制造了“死亡”所需要的材料，沉沦抑或挣扎都是命定的徒劳。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穷困了几辈子的劳动人民跟随着改革开放的节奏拼命捞钱致富，而唯独文学艺术界随着海子的卧轨自杀，死亡意识却被空前地张扬，“绝望使我的哲学”似乎已成为一种思想时尚。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有些人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口袋里时刻揣着一粒氰化钾。这种绝望哲学从对生命的怀疑与困惑，发展到对生命的轻视、否定和抛弃，走入了死胡同。
一个人只有在被命运抛到黑暗、孤单、绝望的角落，才会陷入死亡绝境。想当初那个下放农村的北京知青史铁生就是在自己没有缘由地患上了一种莫名的脊髓病，脊柱开始疼痛变形，双腿变得绵软无力不能站立以后，由于不能忍受瘫痪致残的生命状况也于这个时期陷入了长久的困惑，突如其来的不幸使年纪轻轻的史铁生，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从“痛苦”与“死亡”开始的。从陕北农村返回北京后，在他求医治病的十多年里，父母亲人推着他辗转于京城各大医院，耗尽家产遍访名医，病痛丝毫没有得到好转，深爱儿子的母亲却在为他操碎了心累垮了身体之后，终于依依不舍的含泪去世。于是史铁生绝望了，他渴望死，他祈求死，常常一个人摇着轮椅来到当时荒芜的地坛“公园”，傻呆呆地望着地上的树木和天上的飞鸟，一连几十天地思索着关于死的事情，也以同样耐心的方式苦苦思索自己为什么还在活着。
在没有灯光的人生十字路口，面对着死亡绝境的威胁，史铁生一边痛苦地思考，一边寻求着突围的出口，想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想为空无所依的灵魂找到一个支点。在出路找到以前，他听任于内心那“毁容的激情”，让自己在死神身边徘徊不已。处于黑暗与绝望之中的史铁生无处诉说自己满腔的悲愤，无可奈何之后只有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到纸上，他开始写作了，写日记，写散文，也写小说。史铁生在许多作品中记述了残疾人自卑与自弃的心灵体验，表现他们苦难的沉重以及希望的空茫。贫病交加痛苦忧伤，没有爱情没有平等，没有工作没有尊严，如此寄身于世，生出“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幸亏人可以死”这样的极端念头，便不足为怪了。在史铁生这类题材的作品中，《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最为细腻和柔软，它表现一对残疾夫妇的善良无助，读后令人为他们对对方、对世界的温情与关爱而落泪。
小说《原罪》的故事更令人不忍卒听。真不知道，那个一辈子被钉死在床上的可怜人，那寂寞、空洞而漫长的时间该如何度过，生命该怎样才能获得拯救？所以，史铁生常常忍不住要为这些残疾人的遭遇伤怀叹息，要借一些吟唱死亡的歌曲，为自己，也为这些卑贱如泥的生命祈祷安魂：如“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这首黑人的灵歌在他的一个短篇中便反复吟唱了十几次，布散着浓郁的悲伤气息。这种对死神的呼唤在《夏天的玫瑰》中得以坐实。此文与《来到人间》可以视作姊妹篇。两个生下来注定残疾的孩子，一个由于父母的爱，来到人间，从此痛苦要跟她一辈子；另一个也是由于父母的爱，却在尚无生命意识时就被安排安静地离世，从此获得了永远的解脱。正是因为身在残疾人中的切肤之痛，史铁生由衷地感叹道：“死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生才是严峻的。”他还在他的精神自传《山顶上的传说》中频频自问：“可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直接而强烈地表达着自己对生命的怀疑和否定。
由于史铁生对人生中的绝境感触良多，渐渐的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比较认同，他在《自言自语》中这样说过：“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亡。这意味着恐惧。上帝用这三样东西来折磨我们。”
史铁生说自己是在“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二十一岁，本来应该是青春勃发、爱情萌动、憧憬理想的年龄，可是他却永远地被囚禁在一张嵌有两个轮子且需由旁人推动才能前移的椅子上。因而，一方面，他瘫痪后这种身体上的病痛和苦楚让他根本不能接受自己残疾的事实；另一方面，他因为残疾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爱情，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及摧残让他把自己逼入到了绝境，让他无路可逃。内在的冲动和外在的因素都逼迫着他，“一个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决定行为，必须同时有内在的冲动。内在心理对外在现实的调整作用会引发种种心理紧张和压力”，因此一个“死”字始终缠绕在他的脑海里。
经过长年大剂量的药物治疗之后，对史铁生的病似乎毫无效果，脊椎疼痛和双腿萎缩并无起色，反倒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各种药物的毒副作用渐渐腐蚀、毁坏了他的肾脏。到最后双腿瘫痪加上双肾衰竭，在一个不应该的年龄发生了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想象他所受到的精神与肉体的煎熬。生与死这样的问题从早到晚一直积累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在这个令人发疯的年代里，谁都可以做出狂妄的事情，比如悄悄地死亡，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残疾人本就脆弱的心，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折磨。否则他们何至于觉得几近窒息，甚至渴望结束生命呢？“还不如走到人间以外的地方去”，“还不如走出这非人非鬼的躯壳”（《山顶上的传说》），“恨不得立刻死了去”（《毒药》）。这种亟盼以死来解脱痛苦的心理，异常尖锐地把生存以外的生命意识突显了出来。“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美国哲学家艾温·辛格说，“我们要坦然地接受死亡，不赞美它，也不将它混同于某个圆满的终结，而是把它看做是这样一种生命的对等物，没有了它，我们将不再生存。如果我们要想在我们的现实处境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意义，那么，这种对死亡坦然接受的态度就是必要的。”
摇着轮椅游走在地坛公园里，史铁生对生死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斗争，他看到了地坛的“荒芜”，但它却并不“衰败”。史铁生在这里感受到了生命的不朽与强劲。他感受到了生命个体虽然渺小，但是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入这大天地才会获得新生。史铁生此时此刻于是对死亡有了一些了悟。的确如此，“有生必有死，每个人都无法摆脱人类实存中的最大制限——死亡”，“死亡不过是大自然表现其生命力量的一种方式，一种形式，所以正如人们应当快乐地接受生存一样，也应当快乐地接受死亡”。
史铁生曾经一次次地想死，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与地坛》）。
这种视死亡为“节日”的达观，深刻地反映出人类死亡情感的另一面。人类有着强烈的怕死的本能，同时，也有一种难以觉察的微妙的“死欲”。在不少文人笔下，死被当作生命的最高享受和人生的最大修饰与安慰，甚至被等同于母亲的怀抱。诗人朱湘命赴清流前有“伊怀里我拥白絮安眠”的向往。在荷马史诗中，也常有“投向死的怀抱求庇护”的说法。可以想象，一旦死亡的压力转化成一种动力，人生的绝境转化成一种诱惑，那么它不但不会成为重负，反而会带来生命的愉悦。所以智者面临死亡，不但不感到可畏可憎，反觉可庆可喜。庄子丧妻“鼓盆而歌”，休漠临终泰然自若，而苏格拉底迎接死神时甚至欢喜若狂。史铁生的“节日”之说深得个中三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死亡的全面接受和认同。死是必然会到来的，死亡可以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不仅如此，史铁生进一步认识到，对于人世来说死亡是必须的，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人生的魅力正在于人生的短暂，人若有如木石一般悠悠， 虽然可以无烦无恼，但是“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塌塌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可以说正是死亡映照出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也赋予人生以不可抗拒的魅力。所以，死是生命的前提，有生有死，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这种恍然大悟，使史铁生从此关于死亡的思考变得冷静而清晰了。这些充满智慧的理解，使史铁生的死亡观超越出世俗的生命感受，渐渐地从自然层面跃升到了哲理层面。这种突破在史铁生的整个精神历程中十分关键，它不断提升着史铁生的人生境界，赋予他以哲人的智慧、宽容和达观，使史铁生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求变得现实而可能。
史铁生是怎么从死亡绝境中转过这个弯子的呢？他用“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说明了对生命意义的把握和了悟也肇端于“死”。他自己回忆说把史铁生从死神的悬索中解救出来的首先是著名的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是卓别林的一句妙语:“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史铁生在《对话四则》中说：“我第一次平心静气地放弃自杀的念头却是因为听了卓别林的劝，以后很多次都是这样。”启发史铁生的是卓别林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城市之光》。女主人公想要自杀，结果让卓别林把她救了。女主人公说，你为什么救我？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死？卓别林的回答妙极了，令史铁生终生不忘，他说，“急什么？咱们早晚不都得死。”卓别林对死亡的精彩回答把史铁生领进幽默中去。“关键是卓别林先让你放了心，他不像很多人那样先劈头盖脸地反击、嘲笑、或是企图粉碎你的愿望，他理解你的一切苦衷，他相信死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他和你站在一起维护你的这个权利，然后他只是提醒你：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我真是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觉得轻松多了。死本来是绝望，但卓别林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了一种希望。这希望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要是你真的再没有力气了，你放心吧，那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二是说，既然如此你何必不再试试呢？说不定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高兴高兴呢。可不是么？你活着已经苦到了头，你想，死又是那么地可靠，你还怕什么呢？你还会再有什么损失呢？你就再试试呗。”
对“活，还是不活”这个问题的千百遍思考后，他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儿，只有活下来同命运抗争，才能在抗争中获得尊严和幸福。当忧郁的丹麦王子在生和死之间难以决断之际，是复仇的火焰和亡父的幽灵给了他生的力量。对史铁生而言，开始写作其实就是他开始向悲剧的命运反抗、复仇了。他经过长久的思考省悟到，正是爱给了迷茫与困惑中的自己以活下去的巨大勇气和信心。爱包括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我与地坛》中母亲以坚韧的意志，毫不张扬的爱默默支撑着他，母亲不仅要承担所有的苦难，还要惦念宽慰孩子的心，而残疾的儿子从未真正理解过母亲，只沉浸在自己的悲痛中，而“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加倍的”，也只有在母亲一去不复返后儿子才懂得了这种深刻的爱。
母爱给了史铁生真正思考爱的契机，使他不再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不幸，而是能够以换位思考的心来理解别人的处境，这颗心由先前的充满怨恨到后来的充满爱意，这颗心也由最初的只顾自己到后来的理解了他人。支撑残疾的生命活下去的还有友情，即史铁生所说的怜爱，这种感情在人与人之间是弥足珍贵的。《车神》中二十个母亲对自己的真情，《我二十一岁那年》中大夫、护士、朋友对自己的疼爱和照顾，《合欢树》中街坊邻居对自己关切的问候，所有的这些非血缘关系的爱，都是支撑残疾的生命活下去的坚强的理由。正因为有了这些爱，残疾才显得不那么悲观，人才活得不那么孤单。可以说，正是这种爱给了个体强大的支撑，使肉体的残疾不再蔓延到精神。“其实怜爱是高于性爱的。在荷尔蒙的激励下，昆虫也有昂扬的行动；这类行动，只是被动地服从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最多是肉身间短暂的娱乐。而怜爱，则是通向仁爱或博爱的起点啊。”“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本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史铁生已经是一个重度残疾人了，在展开长长的思考之后他交流的是一个残障人士所特有的心理体验。此后史铁生在他的小说和散文写作中，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种体验，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命运和苦难。从那一刻开始，死亡及其思考就一直与史铁生相伴随。不是恐惧死亡，而是向死生存，以这种姿态活出自我的天地。今晚睡着了，明天能否再睁开眼睛？或许这样的问题就一直存留在史铁生的意识之中。这种生命意识时刻警醒着他那日渐清醒的思想，在思想的挣扎中，以词语和对话一段一段地记录下来，留给世人的就是那些带着体温的篇句。我们作为同类，看到这样鲜活的文字，灵魂深处怎不会刺痛一下呢？
史铁生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自我拯救之路，活下来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在抗争中争得人的尊严，人的骄傲与不屈，争得心灵的自由与幸福。从渴望死到永生，这是史铁生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这次解放使他从自身厄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获得了直面人生的精神力量。史铁生寻找到了一种超越残疾的创造性方式即“写作”，“写作就是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写作的事》）终于，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平息下来，史铁生的目光也渐渐地穿过死亡的峡谷，进人了开阔而深邃的人类精神的高空。
这些年来，我拜读了史铁生的大部分作品，我在阅读史铁生的同时也阅读了自己，因为史铁生传达的不是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的经验，而是人类可能经历的那些共同的经验。我想跟喜爱史铁生的读者交流说，即使现在你没有经历，但你可能今后有一天会经历到，可能你的亲人或朋友过去或者现在都经历过。他在作品中叙说的是人类心中长存的恐惧和不安，比如生与死，比如疾病与残疾，比如苦难与命运，读到这些都会使我们的心灵感到震颤。
正像海德格尔说的，“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史铁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一天天强劲增长，以他的天分加上不懈的努力，使他的文学创作日益精妙，到今天完全可以说，史铁生的艺术和思想高度，似我等这样的一般人恐怕是难以企及的，因为我们首先没有他那份天然的智慧及执着的醒悟。与一般人健全体格的终有一死的喧嚣与骚动不同，史铁生内在积淀着无比稳重的沉寂与宁静。史铁生在人生的旅途中，无时无刻不在沉思默想着死亡的生命意义。因为这些问题不仅与他自己最为关切，同样也与人世间每个人的真实存在最为亲近。正是这样深沉细腻的思考提高了史铁生文字的重量，也锻就了史铁生灵魂的质量。记得施本格勒曾这样说过：“所有高级的思想都是起源于这种死亡所作的沉思冥想，每一种宗教。每一种科学。每一种哲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我认为，史铁生的文字空间弥漫着一种宁静的氛围，那不是神秘，而是他关于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它更是指向最高的宗教。
对于凡人所崇拜的神，史铁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解释：“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对于史铁生来说，活下来之后最大的事情是如何面对残酷的命运和现实。受苦是个体生存的永恒境域，因为“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少”。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在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之后，史铁生开始试图诠释自己的命运，试图勘破命运的真相。
在《对话练习》中，史铁生通过一场虚虚实实的对话，阐明命运是一条任意组合的因果链，是一种偶然。命运等于偶然，看上去不可思议，但是“偶然是唯一的真实”，生命的根本特征就是偶然，每一部人生交响乐都是上帝没有乐谱的即兴演奏。在《中篇1或短篇4》中，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的情缘在五岁时就已注定，但是人看不见它，人对它一无所知。《宿命》里一段辉煌的前程与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之间仅仅一秒之差，一步之遥。所谓姻缘、祸福、生死，操纵这一切的其实全都是偶然，在人生的独木桥上，你必然地遭逢偶然，必然地走向自己的宿命，在劫难逃。
在史铁生最优美的散文《我与地坛》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这段话十分精彩，它把死写得那么从容美丽，达到了诗与哲学谐美的境界，而且它把生命的生死两端连接在一起，揭示出生命、人类和宇宙的真谛：生死相依，生死相继，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生不息。
二、瘫痪存在，陷入对死亡困境的思考探索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人们通过裂缝发现深渊。”在我看来，“死亡”正是史铁生作品中的裂缝，由此进入，一切都将昭然若揭。而在“死亡”向“生存”转化的过程中，我又想起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经常在日记中提及的“斗争”一词：“我在斗争，没有人知道这点。……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
史铁生在题为《答自己问》的访谈录中这样说道：“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可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有死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就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虑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是跨栏比赛，把不断解决矛盾当作是不尽的游戏。”
对命运之谜的破译，平息了史铁生的愤恨、挣扎和绝望，使史铁生表现出对死亡与命运存在的理解和宽容：“偶然——你说不清它，但是得接受。”“何必不承认命运呢？不承认有什么用呢？不承认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你还是受着它的影响。”在西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医生罗洛·梅看来，所谓存在感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和体验，存在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存在感的缺失容易导致人的无意义感、无价值感。所以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帮助病人认识和体验他自己的存在”。具有存在感的人有三个特点：1.自由存在的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越强，人的自由选择范围就越大，就越有可能对自己进行认真的考察和预想，人的意志和决定就越有创造性和责任感；2.能进行价值和目标的选择，存在感强的人能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选择，为自己设定一个人生目标，进而获得一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3.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表达存在感的重要手段，语言能力的丧失容易导致心理的失衡。
史铁生面临瘫痪与死亡困境，振作精神去接受命运的挑战，接受命运赋予他的不幸、脆弱和失败，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山顶上的传说》中的那个残疾小伙子，经历了痛苦的磨炼之后，他的心走向了天堂，他的生命获得了“存在的勇气”，在人生的悲剧舞台上担当起悲剧英雄的使命：“上帝给你一条艰难的路，是因为觉得你行。如果注定有人倒运，那么还是让我来吧，没有谁能比我应付得更好了。”在对上帝与命运之神的信仰与求助崩塌以后，史铁生为苦难里的心魂找到了救援之路，这就是人自己的信心和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惟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向前走。”就是这种信心和精神使史铁生重新扬起生命的风帆，用写作支撑起沉沦无助的生命，用写作来反抗黑暗而面临毁灭的命运。
正如罗洛·梅说的，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也是表达存在感的重要手段。史铁生的反抗是什么？是写作。他说，“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想念地坛》）
史铁生的写作是什么？他睿智地说：“神不给人指路。神知道，不给人指路，他还是会去找。不停地去找，就是神指给你路。什么是神？其实就是人自己的精神！”“也许写作从来就只是一种机会吧？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从真实的苦役中解脱出来，重返梦境。”在艰难的思索与写作中，史铁生修炼着自己的意志和品格，完成了生命困境的突围和自我苦难的救赎，获得了在更高层面上接受和体验绝望与虚无的力量。
史铁生瘫痪之后，对于语言交流直至文学写作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在他生病由陕北农村转回北京家中的时候，他心里曾有过严重的交流障碍，他沉默不语，甚至不愿回答母亲对他关切的询问。母亲也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词语，因为他有太多过去的记忆与现实的处境形成对比，他太敏感了。母亲想转移他的思想，给他讲童年的故事，说他小时候去北海，看见杨花就跑着追着去踩，一脚踩扁一个……母亲忽然停住不说了，因为她已意识到“跑”和“踩”这些词语如今对儿子就像是命运的讽刺。儿子从瘫痪那天起，就开始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话语。他和母亲暂时还没有学会这套语言，所以他和母亲之间也无从交流，只好沉默。但是，一个人内心的悲苦总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于是，他就对墙谈话。他在《墙下短记》中说：“失魂落魄的年月里我常去跟那墙谈话，是说出声，以为这样才能更虔诚或者郑重，出声地请求，也出声地责问，害怕惹怒它就又出声地道歉以及悔罪，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听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谈话需要有一个潜在的谈话对象，一个活生生的谈话对象，有问有答才能谈下去。这个对象也许是人的内心，也许是上帝。史铁生感到自己找到了言说的对象。这就是日渐超脱的心态，是艺术的心境。他说:“无论生命中的什么滋味，一尝到极端便无以诉说，于是从繁杂的世界回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做着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绪却东奔西走，但无以诉说的事恰恰指向了现实的绝境，思绪走投无路便可能开出一块艺术的心境。”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是文学拯救了史铁生，但史铁生更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丰富了文学艺术。史铁生的话语来自生命的绝境、死亡的边缘，是生与死的拔河赛，是生的招手，死的耳语，是真正的“图穷对话录”，在平静的叙述中潜藏着惊心动魂的心理大战。
史铁生与地坛朝夕相处，就像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互相之间无话不谈，他能听到地坛对他的神秘的内心的暗示和灵魂的启迪，他对地坛敞开交流的广度和容量是极大的。他的耳朵能听到地坛的呼吸和心跳，他的心灵里注满了温情，自然而然地流泻出无比优美的文字：“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我与地坛》）
交流是一种陌生的碰撞，更是一种熟悉的触摸。更深入的交流则是在最熟悉的环境和人之间。但即便如此，还有些经验是无从交流，无法诉说的。史铁生说过：“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我想，真正的痛苦和喜悦是无声的，他们只有永远藏在心中，无人分享。
我想起兴起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它的“后现代”文化语境将人充分物化缺乏清醒认识与批判的体现。个体人的意义失去了精神生活的丰富内涵，而只是代表着一种程式化、功利化的现实生活状态。在这一时期，史铁生彻底与那些喧嚣的流派拉开距离，继续沉入心灵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与地坛》中，他将一个深切的生命预言昭示给了世人，即生命的意义是对虚无困境的战胜和超越。阅读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时间，感受到了命运的无常，倾听着他与上苍的交流，没有掩饰，没有躲藏，有的只是对生命的珍视与爱惜。
为了探索生命与死亡的秘密，史铁生的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引用苏格拉底之言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死亡是一个富含哲学情绪的话题。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对生死问题曾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比如庄子认为，死生乃是自然过程，就像四时更替一样不可抗拒。“斯宾诺莎曾经说过：‘心灵理解到万物的必然性，理解的范围有多大，它就在多大的范围内有更大的力量控制后果，而不为它受苦’”。因此，“如果能够洞明生死，不为其所困扰，这种大彻大悟使人从人生困缚中解脱出来，庄子称为悬解’”。“道家就是以‘以理化情’来摆脱对生死情绪的纠缠。对事物的本质缺少理解是造成人们痛苦与哀伤的原因之一。相反，人们的哀伤苦恼可因其对引起哀伤苦恼的对象之本质的理解而消解。这种以理智的力量化解情感冲动的心理调适过程，道家叫做‘以理化情’。”（冯泸祥《中西生死哲学》）
对人生短暂、生命易逝的惶茫之感在中国古诗词中也多有咏叹：古诗“人生譬朝露”；陶渊明“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李白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苏东坡“长恨此生非我有”；李商隐在《锦瑟》中因死亡意识的唤醒，而引发了对人生如梦，世事苍茫之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伤春惜时的意识是死亡意识的一种延伸，是感觉到死必然在前方而对生命产生的省悟。
与古典的哲思相比，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哲思对死亡却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西方诗人里尔克感悟到爱与死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死处于每一终极的爱的本质之中，只有这种终极的爱才能使人达到在无限中去爱一个人。”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先行到死”、“向死而生”，辩证地提出了死亡体验与创造性生存之间的关系。所谓“先行到死”并非真正地死去，而是在人生中有过突然面临死亡的经验，有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即将结束”的绝望、恐惧体验，从而发现自身的现实存在，发现自身对生命的热爱与留恋，从而能创造性地、满怀激情地而非沉沦于世地生活下去。
弗洛伊德把提前自杀的行为斥责为“临阵脱逃，回避使命”，雅斯贝尔斯则指出：人人皆面临死亡。“不过，既然我们不知何时会死，也就这样活下去了，仿佛死亡根本不会到来一样。作为有生之物，我们本不相信死，尽管死对我们来说是千真万确的事。”（弗兰茨·贝克勒，张念东/裘挹红译《向死而生》）
面对人世命运的无常，史铁生不赞成佛法消极的灭绝心识归于无寂的观念，那么他在神性追寻之路上，又是怎样来澄清死亡困境这一存在本相呢？关于这一点，史铁生在长期的学习与研究中获益匪浅，他从中西生死哲学智慧中受到很多启发，逐渐坦然接受了死亡这一人生制限，并且从精神上超越生死，从行动上发挥人的能动性与命运抗争。
史铁生与大地的交流颇为自然流畅，他的哲学思考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古人。以他的《我与地坛》为例，史铁生在文中始终以诘问与沟通的姿态说话。第一节写他残疾以后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经过好多年的思考，终于明白，一个人出生以后，上帝已经给了他一个结果。所以死是容易的，它必然会降临，不必急于求成。自问自答，作者思考的过程一一展示给读者，是与读者的沟通，也是自我的说服。
文章的后几节是史铁生与经常到地坛的一些人的心灵的沟通，他们几乎没有打过招呼，但他们好像彼此都熟悉。特别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长跑运动员，由于命运的捉弄，总是和好运气擦肩而过: 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新闻橱窗里挂了前十名的照片；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了前六名的照片；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只挂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他最后参赛时三十八岁，跑了第一名并破了记录，一位教练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这就是命运。
从始至终，贯穿着史铁生对于命运的诘问：“谁又能把这个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来想一步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
自问自解，史铁生最后与命运达成了谅解。史铁生的体验是他对生命思考过后的平静，说不上大彻大悟，但却是极为理性的。史铁生说“文学更要紧的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史铁生对生死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斗争，他在起伏跌宕的命运里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劲，感受到了生命个体的渺小，但是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入广阔的天地才会获得新生。
我不断地阅读着他的文字，感悟着他的经验，沐浴着他的思想的光照。从不因为他是一个身体瘫痪，长年坐在轮椅上，长年需要透析来维持生命，长年和死神搏斗的病人，而在于，在中国众多的作家当中，史铁生是为数很少的始终直面生命终极意义追问生死的人。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史铁生不仅是一个小说家和散文家，而更像一个剖析人生灵魂的哲学家，他在地坛里所感悟到的宇宙生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许多专业哲学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他涉及的终极追问，为我们打开了一道日常生活当中不曾涉及的领域，让我们除了追问地坛的来由历史之外，更听到了天国的声音。
邓晓芒教授给予史铁生的“心魂写作”以极高的评价：“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末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量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它鄙视一切伪装的粗痞话，以及一切矫饰的‘真心话’、‘童话’，一切自以为有深意的疯话和傻话。它理智清明而洞察秋毫，它表达出最深沉、最激烈的情感而不陷入情感，它总是把情感引向高处、引向末来、引向纯粹精神和理想的可能世界！”
还有什么样的作品能有这样的感染力呢？用灵魂震撼灵魂，以心灵感染心灵，请再读一遍《我与地坛》吧，就等于让我们接受了一次生命的洗礼，享受了一次精神的盛宴！
三、从精神上超越生死，从行动上反抗死亡
面对瘫痪与死亡的困境，史铁生一直在反抗着，他说，“我们再度肯定了弗洛伊德所谓‘人乃一种受着导向死亡本能所统辖的生物’的理论，但是幸运的是，它亦被赋予一个相反的本能，不断的英勇对抗这最终的征服者。”史铁生意识到死是所有人命定要投奔的方向，但他却不因此而认为死是一个最终的悲剧，相反，他认为“死是一个辉煌的结束和一个灿烂的开始”。
史铁生在《答自己问》中说：“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虽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
他深入分析道：“身体的衰朽和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精神上的疾病，往往并不能遏制我们创造意义的能力。事实上，许多有意义的生命，恰恰是那些身心两方面都有病痛的人体验到的，充满意义的人生确实是经常克服这些障碍的结果，有些哲学家认为，死亡本身便是人生的另一种障碍，只有过上一种获得了本有意义的人生，我们才能无视死亡的狰狞面孔。”
他的小说《毒药》和《山顶上的传说》中的主人公面临绝境决定再活下去试试，其实就是对死亡的反抗。因此史铁生经历了从对生命产生怀疑和否定——“在面对苦难、罪疚和死亡时依然对生命持肯定的态度”——从精神上超越死亡、从行动上反抗死亡这样一个过程。
反抗就是斗争，就是挺身而出。它不是“在梦中挥动着手”，而是勇敢地站立在生活面前。这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凝聚一个作家巨大的勇气。过去，我们习惯把写作的敌人看成是环境的不自由，思想的压迫，或者形式上的陈旧，等等，以为这些才是困扰作家的难题，现在看来，这些都只是表层的，真正困扰作家的还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残酷和腐败，荒谬和冷漠，如何将它处理成一个存在事件被重新审视，并使之向新的意义敞开，这才是许多像我这样的平庸作家急需解决的难题。
史铁生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虽然他也鄙弃商业世俗社会的实利主义价值观，但他是以智者的清醒冷峻，同情地、宽厚地看待他所见的一切，他从来就没有仇视和逃避世俗社会，而是以这残缺的世俗社会为起点，在丑与美、真与假、恶与善、残缺与完美的对立中寻求超越。他的感情是内敛的，冷静深沉，理智从容的，所以他从不盲目地迷信上帝，任何宗教在他面前都得经过理性的检验，他也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代神立言的位置上，从来就不在平民大众面前炫耀什么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不是“为上帝而上帝”，而是“为自己而上帝”，或者说，是“为救己达人而上帝”。始终立足于人，以人本位代替神本位，史铁生重视的是个人的生命和自由，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呼唤，强调人的尊严与价值，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呼唤人的理性自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史铁生与张承志、张炜等作家同属于理想主义的一代，但史铁生显然有别于他们，是“另一种理想主义”。正是由于史铁生亲身体验了更多的苦难和不幸，所以他更加执着，更加勇敢地直面人生。他不像张承志和张炜那样绕过虚无，而是指出人生的确处处有绝境和困境的存在，并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与虚无对峙。史铁生并没有因人生中无可解释的宿命而心如止水，当他逼近生存困境的时候，仍然感到生命的勃动。无望地寻找虽然与辉煌的目的无法比拟，但却无可否认地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意义，一种神秘的力量，史铁生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从抗争中取得些欢乐，欢乐不是挺多吗？真的，除去从抗争中得些欢乐，活着还有别的事吗？人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专门会唉声叹气，谁的痛苦就更多些：谁最卖力气，谁就最自由、最骄傲、最多快乐。”（《山顶上的传说》）为了给自己在绝境边缘寻找一条救赎之路，史铁生走向了对神性的企盼，在其寻找神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宗教精神，即能让苦难中的心魂得以复活的精神与信念，用以反抗苦难的人生与死亡的绝境。
史铁生通过长年的思考与研究，发现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现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以理性的思考为切入点，拒绝以一颗虔诚温顺的心全然接受。史铁生从人对“上帝”的敬畏中唤醒了人的尊严，从对命运的反抗中看出了人的伟大，他的“宗教精神”的产生即是源于他对生命及其意义的追问。宗教精神这种顽强的意志力量正是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而这领悟到的生命本原之价值是什么呢？是“人在知道自己生存的困境与局限之后，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依然不失信心和热情、敬畏和骄傲”。换句话说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去超越生存的困境和局限，在无穷无尽的超越中赢得人的尊严和骄傲，获得精神上的无比快乐。再次，无穷无尽地超越人生困境从而获得精神愉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精神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审美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妨说宗教精神其实就是审美精神，就是尼采说的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也正如史铁生自己所总结的：“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给杨晓敏的信》）
史铁生在面对死亡困境所表现出来的宗教精神与其它宗教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从心理、认识上破除生死的对立和分别，消灭生死的界限，而且是从精神上超越生死，从行动上与生死对抗。所以说史铁生在面对死亡困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宗教精神更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人性和神性的对话中更关注人性的方面，也体现了史铁生积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不同的生死观隐藏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庄子的顺其自然主要是从内心、精神方面说的，其性质是消极的。无所作为、平静愉快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是庄子的惟一要求。禅宗的生死观念是为了更有利于实现心灵在时间上的超越”（李振纲《知足与常乐——中国人的苦乐观》）而史铁生则是为了对抗死亡，与死亡抗争，从容地面对生存困境、生存本相，是一种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对自我的拯救，是“自救”，这也是他在神性追寻之路上体现的是一种宗教精神而不是宗教的根本原因，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强调神对自我的拯救，是“他救”。
我认为，史铁生的“宗教精神”和“文学艺术精神”有很大的相通之处，都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怀，都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都是人间爱的精神的展示。而其“宗教精神”的实质主要弘扬的是一种“爱”，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寻，也是通过“爱”来实现的。他极力营造一个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用“爱”来拯救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苦难的生灵。他相信爱总是与命运、与巨大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的。
史铁生认为，爱和残疾是陪伴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才是对人类残疾的唯一救助，并将爱情与拯救划上等号。他说：“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祈盼，是无边无限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病隙碎笔》）残疾即意味着人之所以不能、难以自我超越的人性的局限与残缺。并构成人类存在的根本处境——苦难。而此种人性的残缺与生命的苦难，应由象征完美、平等和自由的爱情来弥补与救赎。因为爱情是灵魂间的彼此交流、呼唤与诉说，能实现灵与肉的和谐、人性的自由平等，从而消除人与人的孤独隔膜，“在人间建立一个自由平安之地。”
爱的信仰其实就是梦想，是希望，是对爱的追寻。史铁生把爱情的欲望放大为一种人的生命的梦想，一种燃烧到最后一刻才停歇的寻找。“爱情本身就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是你自己的处境，与别人无关，爱情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永远的动。”爱的本质是对爱的追寻。信仰既非一处终点，而是一条无终的皈依之路。如果人想以爱获得拯救，那么他必须在一种永恒的不确定状态中探寻和行进。只有在这种追寻的过程中可以和美、激情、真理相遇。“爱处于永动之中，永远都在理想的位置，不可能有彻底圆满的一天。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无答之问和无果之行》）人类对爱的渴求、冲动和实现中可以体验到一种超越的境界。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爱的追寻过程就是人的拯救之途。这爱，不是居高的施舍，乃谦恭的仰望，从而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
坎坷的命运和睿智的思维，赋予史铁生一种人类关怀的博大精神，也赋予他直面人生根本缺陷和终极虚无的勇气和智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多处看到他对这种人本困境的焦虑和疑惑，比如，“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里？我们再朝哪里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正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好运设计》）
在危机和焦灼中，史铁生长久思考后终于发现对付绝境的办法只有过程，过程是人类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寄托。在如何向死而生、反抗死亡困境的全部哲学思考中,史铁生的“过程哲学”是最深厚最动人的一章。他说，“事实上你唯一拥有的就是过程”，在广大的尘世，人只是一种瞬息和有限的存在，偶然地诞生，又必然地死去，生命的无限循环，使“生”和“死”都变得无足轻重。《命若琴弦》是史铁生“过程哲学”的形象演绎。这是一个关于瞎子艺人的故事。老少两个瞎子弹琴说书为生。他们的生存信念是，当一个瞎子弹断了一定数量的琴弦，就可以在琴槽里找到一张让他重见光明的药方。而所谓的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的白纸。如此代代相传，重复地支撑着瞎子们在人间流浪说唱。老瞎子用五十年弹断一千根琴弦，方知这是谎言，“那目的原来是空的”。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消失，但是他省悟到了这谎言的意义：“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命若琴弦》是人类生存困境的寓言，寓含着关于目的的和过程的哲学构想。生存需要目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目的都不具备终极意义，都不是绝境的对手，都不足以与死亡相抗衡，死亡会把任何目的铲平，变为虚无。但是倘若没有目的，人类的精神和灵魂便会漂泊无依，生命的过程便会变得不堪忍受。那么，人最大的恐惧将不再是死亡，而是漫长而空洞的时间，是生命本身。所以只好虚设目的。但是明知目的是空，还能自欺欺人继续追求下去么？比如倘若小瞎子知道那是谎言，还能奔那个目的而去么？这就是人类现实生存的悖论性处境。对此，史铁生的回答是：“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因为“如果我们不信目的是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
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与绝望后，史铁生从目的转向了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了对过程的关注，他甚至想，也许“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转向了过程便意味着找到了救助，走出了绝境。因为“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把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好运设计》）
是的，人生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虚设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而是为了引出这个美好的故事，为了为过程确立一个方向，让人在必死的生命途中远离孤独、 寂寞和无聊，使每一个无望的瞬间都充盈着饱满的生命和泰然自由的精神。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尽管被判定受终身绝望之苦，但是他终于跨过绝望而把生命灌注到顽石无尽的滚动之中，西西弗斯因此成为美丽而悲壮的生命过程的象征。
向死生存，意味着一种姿态，更意味着一种对生命的超然觉悟。史铁生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孤独、痛苦与死亡恐惧，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宿命。而人正是在与这些抗争的时刻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与意义。相对于外在万物的永恒，我们显得那么的渺小与卑微，但是对于内心的精神完善，我们却显得那么的伟大与悲壮。这些正是瘫痪作家史铁生的超脱之路，也是我们人类的超越之路。史铁生引用了俄国思想家弗兰克的这段话：“生命的意义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
这条神性之路接通了史铁生因自我身体残缺而诉诸精神自我救赎的道路。史铁生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活在尘世上的唯一理由仅仅是为长久地安眠于大地所做的一场预演。一切都是空的，就像轻轻地来又悄悄地走，到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带来，离开这个世界也什么也不带走。史铁生践行的生命伦理，不是孔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古老遗训，而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生命信念。以这样的视角看来，一切外在的皮肉痛苦都是暂时的居留，而生命的意义在于对一切表面现象的超然怀想。正如评论家季红真所说：“史铁生是一个真正的勇者，他的精神，个体的存在，他以哲人的深沉，洞悉着人类的处境，他又以宗教家的博大爱心关怀着人类前途。他是中国作家中个体情结最少的一个，虽然他最不幸。”
其实史铁生在遭遇病痛瘫痪的最初日子里，他的精神与我们这些残障人士一样很压抑，很悲伤，曾一度崩溃，急切需要释放、升华，于是开始写作。雨果有句名言：“痛苦能够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灾难是傲骨的乳娘，祸患则是人杰的乳汁。”“痛苦是艺术生命的激素”，瘫痪残障最终促使史铁生成了一位典型的心魂写作作家。在他那里，“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写作成了寻找，成了史铁生在逆境中为心魂寻找的一条出路，为活着找到精神上的理由。
可以这么说，写作挽救了史铁生。我不由想到：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病痛、灾难甚至死亡，我们拿什么去化解困境？我们这些资质平庸而又喜欢写作的人路在何方呢？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写作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写得很好吧，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朋友们，请记住史铁生说过的话，阅读与写作可以改变人生。因为艺术的生存，或曰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存方式。文学是一个“自慰、自救、自我印证、自我实现的过程”。在阅读中与文学亲近时，我们会感受自我精神的存在，同时创造新的价值与产生新的体验，那点滴积累下的力量与精神营养，能消解生命的难题与精神的饥渴，让人们得到生命的滋养与精神的愉悦。热爱阅读、亲近文学正是处于困境中的人类的出路。
有人说史铁生对生命存在有一种大彻大悟的佛性超然，其实不然，史铁生更多地存在着一种对自我命运的强力反抗。在黑暗的深夜里独自行走，只为寻找那一缕缕生命的暖流与亮色。史铁生在精神的天空里自由地飞翔，外在的肉身只是一副负重的躯壳。在此意义上，我更愿意用黑格尔的一段话来形容史铁生这样的壮举：“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才赢得它的真实性。”
史铁生活得很真实，他优雅而自在地活着。孤独、痛苦与恐惧，这些生命体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像史铁生那样，去感受、觉悟其中的精神重量，更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亲自去践行并达到新的生命飞跃。在中国当代文学比较缺乏哲学精神的时刻，史铁生对人、人生、人的精神世界的哲学思考及探索，可以说提升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品质，也加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及哲学深度。史铁生用他的一生践行、丰富着生命的真谛，一切的生命都包含着，或早或晚都不得不爬起来，而过了一阵又或早或晚都不得不重新躺下。但我看到，史铁生通身具有的美学意义和哲学气质，绝不会因为他肉身的离去而暗淡失色，相反，他的精神亮光将会成为守望人类不断航行的永久性灯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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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字）
2016年11月2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