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拐大弯的时代

全球化的经济时代，导致中国的西化非常严重，老友吕新毅兄一向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研究，也许他看到了这种变化，近几年来先后写出了《初论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想理论基础》、《再论中华文化复兴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改革呼唤中华文化的复兴》等重要文章，刊登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也许，当下我们缺少的正是他这样有思考的人，几十年持之不懈地做研究，并为此做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社会实践。但谈这么大一个议题离不开中西文化之比较，现在已不是单纯练内功的时候，他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也值得辨析一二，比如在济阳小说家张志云长篇小说《蒿庵记》作品座谈会上，因为小说主人公是明末清初人，新毅兄由作品谈到了中华文化，认为“满人统治中华，好像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同化了，带着它的地盘加入到中华文化中来”，这个说法，近代民族主义的排满思潮便是这么认为的，但我觉得有些偏颇，有些“同化霸权”的意味，借“汉化模式”说明民族之间谁比谁更优越也不可取。

在新毅兄看来，“中国没让宗教思想占据统帅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能够满足人们无限的思想情感需要”，这似乎有一定道理，他一往情深地谈论中华文化复兴，但随后提出的一些文化复兴观点，却值得商榷，比如他虽肯定推进科技创新带来的巨大成就，但还是怀着返祖之心，倡议“今天复兴中华传统文学艺术要直接上追到唐宋”，要复兴到唐朝，这就有些极端了。极端，则不免于封闭。唐朝有那么好吗？一样有姚崇、张说的内斗，一样有元载这样的贪官，一样有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佞臣，一样有周兴、来俊臣这样的酷吏，也一样有李白、杜甫、孟浩然这样的怀才不遇者。苏轼认为唐人“拙于闻道”，唐朝甚至连个正儿八经的思想家都没有。我们了解唐朝的文学艺术主要靠《唐诗三百首》，但恰恰这个《唐诗三百首》，只是清代人编的，只是近二百年来流行的一个版本，它对清以后的读者是遮蔽的，因为代表唐朝的不是《唐诗三百首》而是《全唐诗》，而一万多首的《全唐诗》，里面收录的很多作品无论技法和内容，今天看并无什么优势。初读新毅兄的“复兴到唐朝”，闹着玩儿似的我自己心里对自己说，这几乎就是狭隘的文化守成主义者了，即便真的上追到唐宋，我们也不过是跟在古人屁股后面人云亦云而已。

新毅兄还结合西方文艺复兴谈到如何复兴中华文化的问题，谈到了他的“意、气、场”理论，以人文本，“以诗词、书画和音乐等为重点地复兴中华传统文学艺术，促进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诗词、书画和音乐等在文化复兴中的作用多大暂且不说，但只这几条显然远远不够。有人说“传统是对现代性的否定”，这话不假，在谈到诗词的时候，明显地看出新毅兄认识的陈旧和阙如。他那个圈子里的诗人基本都不懂现代主义，诗还是朦胧诗之前的表现手法，对现代诗写作一无所知，其中一位很自负的女诗人，在跟她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时候，竟一脸的不以为然。但在这里我还是要说说现代主义，正如新毅兄所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被迫的现代性，现代诗也一样，原先那种抒情性的假大空太飘了，太高蹈了，到了需要抑制的时候。西方现代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了，而我们建国后的青年诗人，直到改革开放才接触到，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在英国称意识流文学，在法国称超现实主义，在德国称表现主义，在意大利称未来主义，在中国么？那时还是古体诗的时代。现代派的表现手法采用靠形象来暗示，靠烘托、对比、象征等，注重的是对内心世界和无意识领域的开拓，支持直觉、无意识和本能，从本体论哲学的角度对人性沟通做了彻底的否定。一个丈夫早上见到妻子，嘴上说“祝你早安”，心里想的却是“愿你早死”。——现代派表现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当互联网覆盖了我们的生活，当马云一天的营业额可以买下两个海尔，当人人都成了低头族，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你自己疯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让人难以看清这个世界，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真的会是全球西化，真的会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连我们的生活习尚也在西方化，甚至于午餐也学麦当劳让人送到家门口来了，我们的文化也跟西方文化声息相通了，涌进来那么的西方词汇，已经让我们的汉语开始失去自己概念的建构力，这个冲击是巨大的，我们大量借用的西方语言，像“沙发、巧克力、卡通、马拉松、歇斯底里”之类，拆开什么意思没有，但使用频率一直很高，中国加入WTO之后涌入来的西方词汇就更多，这些词汇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民族语言的文化记忆和纯洁性，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就曾专断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低等语特别显著地向高等语借用”。我认为布龙菲尔德说得是有道理的，中国顶尖的作家都是靠借鉴西方作家的作品起家，本是不争的事实，互联网+的时代，地球村打破了时空界限，变得无限开放，网络时代让旧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我们也许再不能回到从前，再不能一厢情愿地谈论文化复兴，克服保守民族心理已经迫在眉睫，也只有创新，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