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城管
偶然的机会，读到梁实秋先生的一篇文章--《市容》。梁先生是文化大家，读他的文章自然是件令人愉悦的事。他在文中写道：“在我居住的巷口外大街上，通常总是麇集着一堆摊贩，全是贩卖食物的小摊，种类甚多……形形色色，杂然并陈……围着就食的……乱哄哄的一团”。面对如此情景，梁先生笔端流露出的是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用他的话说，就是“这里面有生活”。然而，“忽然有一天，这些摊贩被取缔了”，原因是政府要整顿市容，而整顿市容是因为“某某人要驾临”，于是“整洁的市街，像是新刮过的脸”。“可是没有几天的功夫，那些摊贩又慢慢地一个个溜回来了，马路边上又兴隆起来了，负责整顿市容的老爷们摇摇头、叹口气。”
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应该是写于抗战胜利至1948年这段时间，当时他正生活在北京。六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巨变，可同样的场景仍然每天在我们的城市街头出现。由此说来，我们的城管工作似乎毫无进步可言，这不能不说是件颇可玩味的事。
整顿市容，表面上看是个城市管理中的问题，可我一直觉得其根源并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我们都知道，那些摊贩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而且是那些经济发展很落后的农村。老实说，他们在城市生活得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很艰难，辛苦劳作不说，还备受歧视。他们坚持不走，只能说明他们在农村还要更艰难。试想，如果他们在农村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子女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又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城市里讨生活？
农民是个很可悲的群体。千百年来他们推动了令人目眩的改朝换代，却始终未能改变“四民之中，唯农最苦”的窘境。古今中外，应该说城乡并存是一种常态。问题在于我们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于是，农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了土地上。不仅如此，有官方资料显示，仅建国的前三十年，国家就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让农民白白地贡献出了六千个亿。而农民付出的代价，是不知道有多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因饥饿而死。贫困一直伴随着农民。
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城管执法工作上来。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说白了法律无外乎人情（此处指人的生活状况、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而没有饭吃、要吃饭就是最大的人情。我们很多人都听商贩说过这样的话：“我不偷不抢，靠劳动挣口饭吃，犯了什么法？”我们可以说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执行的法律法规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是多么苍白无力。因为我们根本无法遏制这种违章现象的发生。这也是我们执法难的一个根本原因。小摊贩违章经营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靠农村问题的解决。
造成执法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的社会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虽然我们在法制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立法方面，各项法律法规日趋完善，然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存在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导致我们这个社会上，人的情感意味浓厚，而公德意识、民主精神和规则意识严重缺乏，甚至无从谈起。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又有着太多“术”的东西。人们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法律的尊严经常会被肆意践踏。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处于这样的社会状况，我们从来不缺乏灵活性，原则性则往往无处可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再来说说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依法行政和文明执法的问题。“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不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学法律的人应该都会知道这句话。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的政府过于强大。法律本应是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而我们的政府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视法律为其统治百姓的工具。为达目的，政府甚至可以随意曲解、操纵法律。政府违法的现象随处可见。这给我们的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试想，当一个人发现靠法律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还有谁会相信法律，还有谁会愿意去遵守法律？
在具体的执法工作中，我们存在着不少这样的问题。现实决定了我们的执法人员不得不经常听命于许许多多的长官意志。而这些长官意志往往是急功近利的，并且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它根本不考虑法的问题。为了实现这种长官意志，执法人员往往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问题还在于，我们的执法队伍中同样有类似于这种长官意志的思想存在。为了一己之私，个别执法人员也会不择手段。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不法行为将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恶果。有些人甚至还会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小聪明。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我们执法工作的难度日益加大，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其实，在一个法律不受尊重已是常态的社会里，没有哪个人、哪个组织能够例外。政府的责任尤其重大。
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也给我们的执法工作带来不小的危害。我们热衷于搞形式，认认真真搞形式，无非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迎合上级，再一个就是糊弄百姓。不管是哪一个，都应该归类于弄虚作假，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经常会看见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丑陋而又滑稽。像梁先生所说的“因某某人驾临”而整顿市容的现象，仍然时常出现，这与封建皇帝出巡时，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不同。更有甚者，我们有时甚至会因某某人驾临某处“用膳”而整顿市容。这无论如何总算是显出我们的进步来了。在这里，执法已经变成了扰民，我们队伍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也大受损害。
我们在队伍的建设方面同样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问题。不少城市都提出对城管执法队伍进行准军事化甚至军事化管理，因此，平素我们对队容风纪的督查也做得像模像样，甚至时不时地还要搞上一些军事化的训练。这样做的结果，除了能增加我们与群众的隔阂之外，我实在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作用。要保证队伍的纪律严明，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是必须的。可这种形式化的方式，鄙人愚见，至少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应当明白，我们的执法工作只是要维护一个正常的城市管理秩序。我们不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我们执法工作的相对人也只是一些为生计奔波的“草民”，他们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犯，我们大可不必摆出一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的架式；我们应当下力气做好的，应当是严格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纠正他们的违章行为，仅此而已。
胡言乱语一番，让方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