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虹架下的草寮

深圳地铁龙华线由清湖开往福田口岸，白色的高速火车像一条奔飞的长龙自深圳北站北钻出地面后，逐步爬高几十米，越过一个叫白石龙的城中村，一路呼啸向南，过了福田口岸无需转乘其他车次直达香港九龙、维多利亚湾。

八月份，一个周末的清晨，我按照白石龙村一棵枝繁叶茂大榕树上挂着的指示牌，来到了地处高架地铁轨道桥下的“白石龙村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院内几棵古树郁郁葱葱，晚秋的知了在树上不停地鸣叫，让人觉得已经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大门的北边，靠近院墙的一处平台上，坐落着三个“人”型、上面苫盖着枯草的草寮，草寮前黑色花岗石碑说明牌上依次为“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后方医务所遗址”。这三座草寮为竹木稻（芒）草结构，顶成三角形，两边开门，中间是通道，靠壁搭有稻草铺的大通铺；两床之间是走道，放有吃饭用的长条木板桌一张；草寮门口挂有遮挡风寒的布单，当做门帘。稍大的一座草寮宽5米、长15米，可住20多人；稍小的长宽五六米，可住10余人。据说，现在馆内向参观者展示的草寮招待所，是按邹韬奋等人居住的白石龙丫髻山大草寮的一部分进行复原的。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中国香港，因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而转移到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陷于困境。周恩来急电廖承志将滞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廖承志立即通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做好抢救工作。为做好抢救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紧跟日军之后挺进港九地区活动，建立了东西两条安全的交通线。西线由九龙青山道到荃湾越过大帽山，然后再到元朗十八乡、落马洲，进入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东线由九龙市区到西贡，然后乘船渡过大鹏湾，在惠宝沿海沙鱼涌、大小梅沙等地登陆。1942年元旦，营救工作拉开序幕后，多数人走西线到宝安，少数爱国民主人士容易暴露身份的，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爬山涉水的，则安排他们走东线。何香凝、柳亚子则乘船直接护送到汕尾。夏衍、蔡楚生等少数文化界知名人士则由澳门转江门或广州湾经肇庆到大后方。经过前后六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胜利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等800余人安全脱险。

为什么日军要搜寻这些文化人？原来日本侵略中国是这样一个思路：不仅要完成军事上的占领，而且要在精神上让中国屈服。文化人们感觉到了生命威胁。战争爆发后，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的住处先是从坚尼地道的一个职员家变更至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后来又从刚刚安顿下来的中环德辅道的大旅馆换到干诺道的小旅馆。不管住址怎么换，他们都很难离开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外的水陆交通出口码头、火车站都被封锁了，香港实行了宵禁，天黑后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晚上的街道空无一人。此时，近千文化人似乎只能在“孤岛”中坐以待毙。

当时在广东省存在着数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香港周边的惠阳、东莞、宝安三支队伍在平时的侦察中看到日军的集结，作出了“日军有可能进攻香港”的判断，为了做好防御，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的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与港英政府接触。通过接触、协商游击队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卫香港。双方谈判后达成了由港英政府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的协议，但是直到日军突袭香港，说好的武器还没送来。游击队侦察到的情报也被陆续送到了当时中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的手中。在陆续发给廖承志的电报中，周恩来先是指示他，要将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广州湾(湛江)或东江转入后方。然后又做出了相对清晰而完整的路线安排：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不能留下隐蔽，也不能南去或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先到桂林。

著名大作家茅盾是第一批走出香港的文化人，他曾经写了一本名为《脱险杂记》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们夫妇二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的亲身经历：“(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和我们住在一起的Y君(叶以群)从街上回来，悄悄地告诉我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当然也得改换服装，于是都买了一套黑布的短衫(香港人称之为唐装的)……”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改头换面”，是为了能够混入被疏散的难民队伍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42年1月9日清晨，包括茅盾夫妇、邹韬奋在内的9名文化人由交通员们沿途保护，从临时的联络点启程了，交通员带着他们绕开大街，专走小巷。黄昏时刻，到达铜锣湾的糖街。然后，他们通过一条大船，到了另一条大船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悄悄移动了。次日清晨，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船上的文化人到达九龙后，又经过元朗、大帽山，到达了白石龙村南、一个叫“梅林坳”的山坳里。当时，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难，但是，游击队还是为这些文化人创造了很好的物质条件，每天能让他们吃到粗糙的白米饭，干炸小鱼或者虾酱之类的东西。而文化人们也习惯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艰苦的生活，茅寮中的竹子床凹凸不平，很难入睡，茅盾却说“这是卧薪尝胆，对付日本侵略者，应该有这种革命精神。”

绕过草寮来到院中，两棵郁郁葱葱的大榕树遮盖了半边院子，树下有石凳、石桌，也许当初夏衍、矛盾、胡风、邹韬奋、柳亚子、胡绳、梁漱溟、张友鱼、戈宝权、黎澍、丁聪这些文学大家们，在此树下喝过茶、叙说着脱险的经过。如果还原当时的情景，只有树叶间那不断鸣叫翠鸟的祖父的祖父最有发言权。那棵中空的榕树旁边，立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几个苍劲有力的红色大字，题字落款是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邹家华。当年只有七八岁的他，曾跟随父亲邹韬奋来到这个小村，亲历过那段惊心动魄的营救场景。在古树的后边，一块造型为“旗帜”的“胜利大营救”雕塑矗立在眼前，雕塑主体部分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前后两面用高浮雕形式凸出大营救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廖承志、张文彬及连贯、梁广、林平、曾生、王作尧头像。

雕塑后面是一道紫砂浮雕墙，墙上刻着东江纵队从香港抢救出来的主要爱国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头像。望着偌大的紫红色浮雕墙面、望着那些熟悉的头像，使我想起了《历史的天空》那首歌词：“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望着浮雕、头像，我的思绪仿佛被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中。岁月已逝，但是，那些爱国人士及文化名人的名字，永远记在了人们的心中。浮雕墙左边就是多位文化界人士逃离港九后的第一站——白石龙天主教堂，可惜年久失修，已经倒塌，现在这座房子是后来根据当事人的记忆重建的。浮雕墙的右侧是陈列室，设有“胜利大营救”专题展览，展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文化名人用过的歪把子机枪、步枪、手枪和中共南方局、南委有关大营救的电文等文物，以及上百位文化名人的照片、题字和文章等。

地铁城市轨道似一架彩虹悬挂在纪念馆的上方，彩虹下面那破烂不堪的草寮与林立的高楼格格不入而又刺眼，显得那么的不协调。但是，它在人们的眼中，是风景中的风景，一道靓丽的红色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