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礼焉西理也

东西方生活方式和地理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东西方文化理念的差异。中国处于内陆，人们行事含蓄、保守、稳健，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而儒家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其文化的根基就在于礼。如《礼运》所言：“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利用人情之孝，建立起了伦理关系。有礼才能够尊卑有序，推之以情晓知礼，以家、以宗族治人，广之以家来治国，辅之以刑。而与此同时，西方处于环海包围之中，以城邦的方式组成邦国，邦国资源不足，一方面迫使人们在城邦之内分工协作，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与周边城邦的物资交换和商业往来。这样以来个人能力在某一方面就非常突出，对自然之理深究剖析，追求个人英雄主义，彰显自由、平等；而商业活动的频繁，使得契约化盛行于市，人们习惯于墨守条约，依法治国。

单从利义这一点来看，东西方似乎陷入儒家常常争论的“义利之辨”中。中国主导以“义”治国，倡导“君子义以为质”，要“见利思义”，君子在利面前要“因民之所利利之”。孟子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西方比较看中的社会财富，主张诱之以利。乍看来这是中国说的“小人喻于利”，但西方却能约之以规章制度和法律，个人是不能去侵害公众利益的。仅在公众利益这一点上，西方更看重的是公众里的自我利益部分以及责任和义务，这不仅纳税人赋予为公众服务的而需要去保护。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认为公众的就有自己的一部分，别人在侵害了公众利益的同时也侵害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而公众的对于中国人则意味着也有我的一份私利，也就是说只要是公众的我就能够无偿去侵占、毁坏，甚至于拿回家去。思维观念的不同，使得中国人感觉损害公众利益并没有侵害个人利益，反正公众的利益不沾光白不沾，因此弃礼追利就在中国行不通了。

古中国兴起于内陆，分封制的推行使得诸侯小国众多，粗略算来大约一百七十余国。到了春秋时期，小国间纷争遍起，狼烟不断，整个社会都渴望稳定、和平。随之纷起的诸子百家就是为了寻求小国的稳定，而纷纷向各个诸侯献上了自己的主张，纵横家、兵家、法家、墨家、道家以及儒家成为诸子中最后的佼佼者。秦统一后，尊奉法家，至汉朝建立后又由黄老转为独尊儒家。私利是人保障自身生存的动物本能、本性，中国古代的圣贤正是看到了人之私利是无法消灭的，与此同时却发现了人之私利之内包藏着个孝。孝也是动物的本性，鸦有反哺之义，羊知跪母之恩，那么人也必知孝父母之情。但人之孝的亲情，乃是礼的基础，故此三代之王早早就建立了礼。夏、商太遥远，已无文字可查，惟有《周礼》尚存。人知礼才晓尊卑，社会才能有序。而儒家的创立者孔子所谓三十而立，就指的是“不学礼，无以立”。 孔子效法三代而推崇周公，《周礼》也就成为了孔子的儒家核心思想。儒家深深地人认识到治乱重在有序，将社会之人网络化，用千丝万缕的情维系起来。人能够恪守其位，各行其道，世道就不会乱。孝是人剔除自身私己后最大的亲情之私，孝是至亲的重要表现，而基于孝之礼很好地满足了社会秩序网络化的需求，有礼之人才会尊卑有序。将礼建立在孝之人情私利基础之上是牢靠的。儒家将这个私利扩展开，就以亲情为基础构筑其了三纲五常和八目。

仅仅有礼还不足以建立起教化体系，需要辅之以乐。古人认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仪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光有礼，有了尊卑，人之间就会有距离。乐虽说是为了同，更重要的是来弥补礼之离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调理内心，使得气血通畅而合于礼。所以“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并不是单纯的音乐娱乐，古人对于乐的作用有着很深的认识，“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中国是个农业社会，田地不仅是国家的命根子，更是农民的命脉。而礼就是圣人的田地，只是这些颗苗是庶民、黔首。成礼“立于礼，成于乐”注重这个社会体系的利益，从内部修身来齐家、平天下，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因而社会效率低下发展缓慢。西方突出个人，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从外部探寻自然之理起始，来寻求社会的发展，效率较高。但西方的过度崇拜个人主义，使得物欲泛滥。物欲的横行，让剥削压榨发挥到了极致。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在物质匮乏时代，剥削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试图通过极大地丰富社会物资，来消灭罪恶的剥削。社会不仅受到外部物资利益的影响，殊不知人心才是影响社会的内因。人之私利不除或不去疏导，剥削压榨就不会消灭。东方礼教文化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人性化的，但这种人性化不是社会的选择，是强权的决断，这无疑是将人性绑架于强权之下。西方理性文化则试图挖掘个人的能力来驾驭物资以满足人欲，将人欲置于法制控制之下，忽略人性的教化、疏导。如果将人比作电子，那么中国皇家就是原子核，而儒家文化的核子力，牢牢地将电子束缚在其周围，个体只能在给定的轨道上运行。儒家就是看到了人性的威力和威胁，才试图将人性纳入自己的礼法轨道中来。西方的政府更像是一个弱电场，法制是两极极板，利益就是这个电场的弱电场力，电子在弱点场力的作用下可以较为自由地向前运动，甚至在获取足够的能力后而逃逸出政府给定的轨道。因此，西方始终追求着物质最大化，而马克思则尝试将物质极大化，而让物质不再成为弱电场力，让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而获取平等。殊不知人还有个内在的人性，这是不受外在物质控制的，人出于自私本性所形成的生物贪欲不是靠物质所能剿灭的。何况在物质极大化的环境里还会进一步滋生出权利欲、控制欲等等来，在人性恶的一面彰显时，社会还照样会是一个强权的社会。

东礼焉西理也，在各自的环境、地域中发展起来，在19世纪末才西理东渐开始影响东礼。西理毫无疑问更具科学性，就连西文单词、词汇表达都分阴阳、单复，词义表达细微精确，缺少的是人情。东礼一直致力于人性挖掘，格物致知就是为了克己至道，始终以中庸为准则，说话不仅含糊其辞留有余地，在单词词汇上，情亲伦理词汇丰富，其余词汇囊括表达。要不述而不著，要么言简意赅，书非得读过三五遍，才解其意。如今西理强势入侵，东礼节节败退。东礼并非全盘皆不符合现代社会，但须革新完善自身，才能保持民族的独立性而不至于让西人在鼻子上拴根绳子，牵着鼻子跟在人后亦步亦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