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11）

石牌大捷的背后（11）

十一、不得不说的曲线救国

赞同“曲线救国”理念的人辩解说古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指的是要对抗敌人（主要指外国）就要先去向敌人学习。不过，史学家一致认为“曲线救国”的理论是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抗日中最早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的实力不如日本，抗战必败，军事抵抗只会毁灭国家，所以主张采取和平合作手段，先依附日本以壮大本国经济实力，然后再逐步推进和平解放。基于这样的考量，他才会在河内发表叛国投敌的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投靠日本。在电文中，他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这个主张就是“曲线救国”。

其实，那个国军的最高统帅、提倡“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认为共党是中国之大敌，更是亡国之源的蒋介石自从上台以来，一直坚持反共的立场不动摇，即便是在国难当头、全国都在团结抗战的大背景下，不能明目张胆的反共，却也提出过他的曲线救国的理论，与汪精卫赤裸裸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不同的是，蒋版的曲线救国是：默许甚至指使当时在敌后作战已经难以坚持的国军部队向日军投降，此为“曲线”；然后在日军的指挥下围剿总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实现“救国”的目的。

1938年7月，日本鉴于形势需要，通过《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准备对国军实施策反：“一、促使中国军队投降，加以笼络，使其归顺，并发挥其反蒋反共意识，支持新政权，为消灭抗日容共军队，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二、在我占领区内的海港、铁路和水路等交通要冲，以及资源所在地等重要地点，驻扎必要的日军部队；在偏僻地方，则组织中国武装团体，负责确保治安。其兵力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三、签订防共军事同盟，在日军的指导下逐步改编军队。”

自此，日军根据“以华制华”的策略，开始逐步重视对国军队将领的策反工作。据 《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投日一览表1939-1944》统计，在此期间投敌的高级将领共有62人。叶剑英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也指出：“但是伪军的猛烈发展是从1942年开始，也可以说是从孙良诚投敌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在抗战营垒中投敌将领共有将级军官六十七人之多。”《中国抗日大词典》也如此表述：“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其部队大批投敌，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到1944年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中，有中央委员二十人，高级将领六十七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根据抗战并非八年、也不是从卢沟桥“七七事变”开始的完整说法，根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99名国民政府军高级将领在1939年至1945年之间叛国投降。令人吃惊的是，在投降日军的大多都是国军的杂牌军；而在各派系中，东北军为第二，出汉奸最多的是西北军，高级将领高达46人，占投敌将领总数近半。作为西北军集团首领的冯玉祥，素有“倒戈将军”的绰号。他一生倒戈八次，其中比较著名的三次，其一是发动滦州起义，打倒满清；其二是发动北京政变，戏弄曹锟、吴佩孚；其三是中原大战时，冯玉祥不顾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的关系，直接兵戎相见。于是，冯玉祥麾下的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们也习惯在各大势力之间骑墙，为了维持自己的势力，不惜充当“三姓家奴”，频繁跳槽站队，这样的局面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方告结束。

这是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