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知寒与岗上遗址

张知寒与岗上遗址

马西良

1955年盛夏，刚刚发过大水的小郭河，两岸的树木一片葱绿，河岸边被山洪冲发的犬牙交错，大片的茅根露出了鲜嫩的白根，被冲歪的大树悬在河岸。一名青年不顾天气炎热趴在河岸上，捡拾着裸露的一块块残瓦碎碗，仔细观察上面的纹饰……

他就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张知寒。张知寒利用暑假时间，来到了城东9公里处的陈岗村考察。村东有一片隆起的高地，一条自南而北的小河从高地中间穿过。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在河中欢唱，金色的沙子铺满河岸，这河叫小郭河又叫明河，发源于东部山区，蜿蜒曲折从上游的灵丘古国的护城河奔袭而来。

张知寒根据学到的知识，从河岸两侧断层观察，土层中暴露出许多灰层，夹杂着一些红烧土、人骨、彩陶器残片等。这意外的发现震惊了年轻的大学生，他虽还未识“庐山真面目”，却意识到发现了“新大陆”。张知寒欣喜若狂，心中好像发现了宝贝一样高兴。他把精心搜集到的几百片彩色陶片运回学校交给老师们研究。经初步确认：张知寒发现了山东第一片彩陶。这也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彩陶遗址，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彩陶历史和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又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发现，也惊动了山东大学的专家教授，接着山东大学派出刘敦愿副教授率队到岗上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充分证实了岗上遗址在考古学上的重大价值以及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彻底否定了长期在我国史学界流行的“山东无彩陶”的观点。这一重要发现很快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重视，他亲自写信鼓励张知寒：“你在滕县岗上发现的含有彩陶的遗址，认为是有别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文化遗存，这是很有可能的。你这个发现，填补了山东境内无彩陶的空白，值得赞许和重视。”并介绍张知寒去见尹达和夏鼐先生，毕业后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山东省文管会主任、著名文献学家王献唐先生称赞“刘敦愿和张知寒是考古学界的后起之秀”，也表示愿把张知寒留在身边当助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张知寒，原名张振衡，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出生于山东省滕县（今滕州市）城北顾家庙村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他的祖上在清代曾经出过三个举人、五六个秀才。载入山东史册的鲁南抗战领导人孔昭同、彭畏三、董尧卿等人，都是他的族伯张敬斋、张传举老先生的学生和挚友。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张知寒六、七岁时即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论语》、《朱子治家格言》等，在滕北一带素有神童之称。

１９４５年秋，张知寒在徐州读师范时经刘子衡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后３年多时间里，他以经商为掩护，来往于徐州、滕县等地，一方面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一方面购买解放区所需的医疗器械、药品等送往鲁南军分区。１９４７年春，他在徐州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踪和逮捕，后经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后受党的委派，他跟随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刘子衡先生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后又参加了渡江战役、抗美援朝。在一次空军训练当中，他不慎摔伤了身体，1951年转业到鲁中南干部疗养院任秘书工作。1954年他以选干生的身份，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

当时坐落在青岛市鱼山路上的山东大学，以文史著称于世，张知寒把聪颖的天资与勤奋的努力结合起来，学业大进，被推举为本班班长和历史系学生会工农兵调干生学生代表。正当张知寒和他的师友们潜心研究岗上文化，准备把相关的系列成果公开发表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压垮了一个史学新星，也击碎了张知寒一跨入山大就笃志追求的“陶行知梦”。他被定为右派。而他发现的“岗上遗址”也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失去了在考古学上的应有地位，岗上遗址的研究申报工作也因此被停止，而这个最闪亮的绝对能称得上东夷民族的原始图腾遗址，却与张知寒、与陈岗、与滕州无缘，被永远地定格在稍晚几年的发现地——山东泰安大汶口，岗上遗址变成了众多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一个。一个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就这样形成了。1977年岗上遗址定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知寒发现发掘的岗上遗址，开启了对于一个时期文化的研究。1961年夏，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风貌，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进行了发掘。历时半月，清理墓葬8座，灰坑1个，开挖深沟1条，共得到遗物百余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此处遗址的年代，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并含有龙山、商周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放射同位素碳１４测定，其年代距今６０００至４０００年左右，延续时间约２０００年。

“文革”中，岗上遗址遭受了严重破坏。当时，在中心部开掘了一条东西向水渠，破土时，发现了许多完整的人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松绿石等文物，其中一件人面纹玉饰特别精致，其长3.2cm，宽3.9cm，用阳线刻划人面轮廓和椭圆形眼眶，眶内刻短线表示眼睛，三角形鼻，口用短横线表示，人面神情含蓄恬静，距今约5000年，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这件人面纹玉饰，不仅为研究史前雕刻艺术，同时也为探索东夷部族的原始宗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岗上文化的年代从六千年前开始，大约经历了两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岗上的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那时，人们已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房屋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发展成为地面建筑，面积由五、六平方米扩大到二十平方米。他们的石斧、石铲等工具由厚而薄，越做越精，大大加快了耕种收割的进度。猪和狗成了主要的家禽。手工业有石器、骨器制作、制陶、纺织、木作、编织等。晚期出现的薄胎彩陶罐片、白陶片，代表着制陶工艺和材料方面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在岗上遗址发现了象牙筒残片，它表明我国商代象牙雕刻工艺渊源于这类文化。

岗上遗址经考古专家的发掘、研究，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是母系氏族社会转至父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婚姻关系，它已由族外群婚发展到对偶婚，也就是一个男子和女子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不稳定地共同生活。对偶婚的出现，促使了母权制的瓦解，父权制的产生。因为此时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均有很大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占居了主导地位，妇女则被排挤到次要的地位。在岗上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男女合葬或男女带小孩合葬，标志着母系氏族社会已经结束，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后期墓葬中，发现随葬品有多有少，意味着贫富开始分化，私有制开始产生，原始社会趋于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

张知寒后来被安排回老家改造，他夜以继日地钻研中医理论，在家乡一带行医十多年，诊治痊愈的病人不计其数。鉴于张知寒行医的名声越来越大，1976年秋，经滕县卫生局推荐，张知寒受聘为滕县卫生学校医古文、医学史的代课教师。他在认真教书之余，出版了《中国妇科识要》和《中国医药史精华录》，1987年获国家教委、文化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图书（医药类）一等奖（金钥匙奖）。

1978年，张知寒的冤案得以平反，他谢辞了省中医学院的邀请，毅然走上了山东大学的讲坛。他凭借着深厚的家学和扎实的古文基础，赢得了领导和老师们的好评和认可。从1979重返山东大学，到1988年按规定离休，10年间他从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步一个台阶；从班主任、优秀教师、全国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到山东省和全国教育工会委员，一步一个脚印。

继发现岗上遗址之后，点起了张知寒对东夷文化研究的薪火。国家和山东省的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滕州境内的前大宫庄村南、官桥东村、西康留村北、轩辕庄村东北、北辛村北薛河故道北岸、前皇甫村西、前坝陵桥西等处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类型的遗址和前掌大、北辛文化两个国家级保护遗址。从这些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以进一步展现出那个时代先民们的生产与生活情境。

张知寒教授岗上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奠定了他在考古界的地位，也激起了他对家乡山山水水的热爱，激起了他对家乡历史人文研究的兴趣。张知寒想起了童书业先生５０年代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墨子很可能就是你们滕县人。于是他就下决心首先解决墨子里籍这个千古之谜。张知寒经过缜密考证，先后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考证文章，确认了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子应为鲁国所属的小邾国（今山东滕州市）人，并得到了我国学术界大部分专家的普遍认同，这为山东大学和滕州市合作推进墨学研究事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他以墨子为榜样，跑遍大江南北，遍请海内外专家学者，迎来了首届全国墨学研讨会的召开和中国墨子学会的成立。从而点燃了对墨子和墨学这一显学研究的高潮。张知寒教授被中国著名的传统文化研究专家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诸先生赞誉为“墨家传人”、“富有墨子精神的传奇人物”。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墨学研究事业凯歌猛进的时候，张知寒先后患肠癌、肺癌、肝癌。三年之中，三癌加身，张知寒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病疼与癌魔抗争，在病榻上夜以继日地为墨学操劳。直到１９９８年７月上旬，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在口述给中央领导的书信，提出继续推进墨学研究的各种建议。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６日，张知寒先生辞世。在他的呼吁、组织和推动下，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墨学研究渐趋高潮，被学术界称为墨家学说的第二次复兴。

随着高铁新城的开发建设，对于岗上遗址与岗上遗址文化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岗上遗址的保护工作已列入高铁新区的战略规划。随着滕州高铁新城的建设，一个展示原始社会向氏族社会过渡人类活动的文化产业园将伫立在鲁南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