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13）

石牌大捷的背后（13）

十三、抓壮丁

谈及日军与国军之间的差异，除了表现在战略战术指挥上，也表现在部队对作战命令的具体执行上；表现在对武器的灵活运用上，也表现在战斗之中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上。整个战争的进展一直掌握在主动进攻的日军手里这是事实，蒋介石的指挥错误是一方面，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也是一方面，国民党军指挥序列杂乱，机构膨胀，叠床架屋，职责不明更是一方面。战区下辖有集团军、师、旅、团，后又增设军，还曾经设置军团。但其中有一些军往往只辖1个师，军长就是师长。而作战命令、各种指示及基层的各种报告，层层递转，费时费力，对作战有损无益。而在撤退中指挥系统往往几乎瘫痪，有些高级将领甚至脱离部队，导致部队如同无头苍蝇，混乱无序，极易被日军分割包围、各个聚歼。

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两军在兵源上的巨大差异上。

大日本帝国将侵略战争美化为民族战争，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强调要“共存共荣”，宣扬战争的“正义性”，连军中战歌都唱道：“为了东洋和平，不惜牺牲生命。”同时通过长时间的教育使得日本国民产生自诩优等民族的心理，并诱发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家族和神道为基础而创造了天皇制的传统，更是以天皇号令天下，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大力宣扬武士道传统文化的同时，自然就会培养出成千上万无怨无悔地为天皇和国家勇于牺牲的官兵。

反观我国自辛亥革命之后，连年军阀混战，各方势力此起彼伏，即便是在抗战期间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共同认识，也有了各地热血青年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口号感召下拿起枪杆，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但是在与日作战时，不是像淞沪会战那样，将全部精锐部队用“添油”的渐进方式投入，使得战场直接变成了国军的“绞肉机”；就是在付出了伤亡惨重的代价之后，出现大溃退，自然一败涂地。大片国土沦丧，民众被迫背井离乡，敌占区苦不堪言自不必说，就是国统区也遭到官僚地主和军队的层层盘剥，自然怨声载道，这也直接导致了士气不振，但最要命的还是1939年以后抓壮丁的出现，更使得兵员质量出现极大的问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新兵役法之后，各省都相应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专门负责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1943年夏天，也就是鄂西会战开始之际，兵役署长程泽润在重庆召开的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会议上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不料却当场受到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也就是说，在那4年中，有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其实，其中原因身为高层的何应钦心知肚明，不过就是借题发挥而已。

八年抗战期间，国统区到底有多少人被征召入伍呢？曾经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组长唐纵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1090余万名。”据蒋介石之子蒋纬国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抗日御侮》中显示，抗战八年，总共征募壮丁13558493名，这其中还不算那些自愿入伍的热血青年和国军部队后来在沦陷区和游击区招募的士兵。何应钦所著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和《抗战期中各省壮丁配额统计表》的统计数据和蒋纬国也差不多：抗战八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为14050521名。

这就是一个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