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14）

石牌大捷的背后（14）

十四、壮丁的真相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即按照当时的保甲制调查户籍、人口，然后对将年满18岁至45岁的兵役适龄男子登记在册，每年由保长采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的抽签原则决定谁去当兵。但男子是否适龄、健康与否、是否独子、抽签后谁去当兵等等几乎都由乡、保长和军队征兵官员说了算，而且只要交钱就可免除兵役。于是就有了特权、就开始滋生腐败。

时任川西师管区司令的黄占春在《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中回忆说：“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当时在嘉峨师管区，区、乡、保长勒索的价码，视被勒索者家庭经济情况决定。比较富裕的人家，勒索5万至50万法币不等，差一些的也要勒收二三万法币（这是1944年至1945年的情况，当时一两黄金约值法币5万元）。……中签的人，除了要贿赂区、乡、保长不‘估拉’自己当新兵之外，经济情况比较好的，还得准备再出一笔钱买壮丁去顶替自己应征人伍。”所以当时的四川民谣说的是：“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有了银子是保长的”。

军队更是变本加厉。当时的泸州师管区副司令赵矶在《曝光军政部兵役署黑幕》记录了这样的交换：“壮丁到了补充部队后，等待开赴前方，壮丁家属急如星火地想把自己的子弟弄回来，就设法与接兵人员疏通，找兵贩子去换人顶替，5至10块银元换一个，是当时的普遍行情。1942年底，我在四川南充接收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壮丁，共计2160名。冒名顶替、买卖交换之风席卷而来，我也顺风由军需出面，照例以5至10元调换一名壮丁，见款换人，随到随换。就这样从接收壮丁到开拔的那天止，仅五个月的时间，就交换了800名之多，净得银元7000多块。临行时，地方上还设宴为我送行，赠送锦旗。”

将各地的壮丁如何送往前线或者后方也很有讲究。据李昭良回忆：“1940年冬，我调到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最紧缺的物资，须到重庆去贩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是禁止水银出口的。但是如果用某些沦陷区的货物到重庆去换，却可以得到水银。为了得到水银，我们设法请求把壮丁送到重庆去交，这样由河南送兵到重庆就可以利用壮丁挑运一些物资到重庆去换水银，换回的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回河南……经常是以新兵50％的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于征兵过程中腐败盛行，富家官宦子弟和亲属大量逃避兵役，这就不得不采用强制手段补充缺额，到后来，“抓壮丁”和“拉壮丁”就成了多数地区征兵的主要方式。有些独特方式简直闻所未闻。陶子贞在《补充兵训练处黑幕》中写道：“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全团新兵，奉令开赴长沙，拨交二十军，沿途有很多逃兵。到达湖北巴东候船时，发觉每天都有很多木船开回四川，每一只木船上水行驶，必须要有三四十人背纤，大木船甚至要七八十人背，就打定主意，抓一部分背纤的人来补充缺额。由团部指定一个营副，率领五六名枪兵，到江边等着，见着上驶的木船，都要停止，听候检查。上船后，诡称前方有很多逃兵，逃回四川，都是利用代船家背纤作掩护，逃跑回去的。我们奉上级命令追查。就把背纤的人，统统集合起来盘问一番，认为某人有嫌疑，是逃兵，就留下来。每一只木船总要抓四五个人。被留下的人，虽然苦苦哀求，说明不是逃兵，但根本不由分说，强迫带走。不到三天，就抓有300多人来顶替缺额。这些被抓走的人，都是沿川江两岸的贫穷劳苦大众。”

那个在冯小刚的《1942》里露过面、时任美国《时代》杂志远东首席记者的白修德在《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中回忆自己采访周恩来时得到的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的消息：“例如蒋在一九四三年制定的全国动员法令。周津津乐道地讲了其中的内情：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曾经想共同起草一项新的动员法令，以解决各自的问题，即通货急剧膨胀和军队员额不足。周说，他们一致同意征兵的办法必须适用于上中下各阶级。每个青年必须服兵役，向政府交纳三千五百元钱〔当时值二百五十美元）的人可以免征一年。当时全国的适龄青年至少有四千万，行政院的那两位部长估计至少会有三千万人出钱购买缓征权，这样，财政部长每年可以为他的预算增加好几十亿元的收入；而军政部长可以有一千万待征入伍的兵源。”

这就是担负“正面战场”的国民党高官们所关心的大事。